徐星：中国仍在为“不忏悔”文革付出巨大代价

62岁的中国导演徐星第一次来到台湾。短短两周，他走访了台北的四个传统市场。“有钱人的生活都一样，游艇骑马赛车高尔夫。”徐星认为成功人士的人生无聊透顶，身为搜集故事的人，他偏爱走访市井、底层人们的生活场域。在公馆水源市场，他发现摊贩使用的蒸气熨斗竟比自己的年纪还大，如获至宝似地跑去找阿姨攀谈。“你得去问问那些卖白菜和卖萝卜的人，每个人都能给你说出不一样的故事。”

今年7月底，徐星受龙应台基金会邀约，带著在至今无法在中国播放的文化大革命主题纪录片《我的文革编年史》、《罪行摘要》等作品到台北播映。要用一个词形容台北，他选说是“松弛”。是了，身为文革里幸存的人，他绷著脑神经过了一辈子。这年头的台北人无法想像，对海峡那头的一群人而言，就连松弛都是奢侈的。

在《我的文革编年史》里，徐星向公众揭开了自己的隐私。其实徐星和同龄人的童年早就在1966年那个夏天结束了。文革开始，他们在还不理解世界发生什么事的时候，便在充斥“某某的妈妈死了、某某爸爸自杀了”的环境里，度过不明所以的十来岁。

故事要从1972年说起。这一年，尼克森（尼克松）前往中国拜会了毛泽东，随后签署了上海公报；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与中华民国政府断交；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批判了林彪集团。与此同时，文革风风火火进入第7个年头，父亲被打成右派、母亲被迁往甘肃、兄姐皆被迫离京、只身在北京念中学的少年徐星，恋上了大他两届的颖韬姑娘。用现在的话来说，颖韬是少年徐星的女神。为了见女神一面，徐星天天抓著扫把，在颖韬常出没的地点没头没脑地乱扫。男女授受不亲的年代，徐星受了贺尔蒙的鼓动，盘算达到更进一步的交流，于是提起笔，给他的女神寄出了第一张情书。

少年一头热，在情书里澎湃陈述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质疑。多年后来看，徐星只说自己傻，为了追求异性而一味卖弄思想。谁知颖韬把这封卖弄的文字交给老师，老师再从字迹比对出写信的徐星，16岁少年一夜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犯，进了公安局。一纸情书换来的竟是锒铛铁锁，他结结实实被关了47天。

《我的文革编年史》发行至今已经过11年，徐星带著这部片，足迹踏遍欧美国家。文革结束后，又过了30多年，为了拍片，他找上颖韬的前夫，辗转联络上在美国的颖韬。他还记得，16岁时递出情书的手是颤抖著的，多年后打通颖韬的美国门号，那一刻，徐星竟然还是“有点抖”。16岁和50多岁，发抖的原因又不同了，他自嘲，前者是贺尔蒙作祟，后者是白云苍狗，世事沧桑。

毛主席早说过了：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徐星揣著的几部纪录片，与其是记下历史的细节，倒不如说是用镜头细细回顾自己走了半趟人间的荒谬游记。《我的文革编年史》里，从美国搭机返回中国、接受访问的颖韬在片中诚挚的道歉，诉说著中学女孩第一次收到情书的手足无措——文革的时候，她的父亲被赶到农村，母亲也被下放，家长不在身边，她只好把信转交给最信任的班主任，谁知班主任背叛了她，得意洋洋地揪出写信的徐星——一切的源头，都是出自少女的无知、惶恐、不得已。

“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出卖。她要让学校知道她有多么政治正确。”

这部纪录片完成后，在一场美国南加州大学（USC）的闭门放映会上，美国人尖锐地质问起在现场观影、已经是中年妇人的颖韬：“妳当时到底是为什么把信交出去？”美国观众说得很直接，不信颖韬此举是“完全出于恐惧和害怕”。徐星同样在台北被观众问及这问题，他如是回应：“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出卖。她要让学校知道她多有多么政治正确。”“我一点也不怪罪她。我觉得她的忏悔，特别深刻。”

“如果不是这样畸形的十年，我今天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徐星从自己的私密记忆出发，走访了活活被打到大便失禁、文革中第一位被打死的教职员——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校长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当年带头批斗人的作家徐晓及被斗的诗人刘自立、幼年亲见流弹打死母亲的席庆生、席庆川兄弟等人。镜头也带著观众到了韶山的毛泽东故居，只见导游示意游客对著伟大的毛主席同志恭敬三鞠躬，双手合十。导游和游客一唱一和：“毛主席亲不亲？”“亲！”“都说这许愿是非常灵的，毛主席一定会保佑大家，心想事成，一生平安！”换个场景，在重庆沙坪坝公园（中国唯一现存的红卫兵墓地）附近，上了年纪的居民恭恭敬敬唱著永不过时的红歌《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不，他要记录的不只是那畸形的十年，还有接下数几个十年的畸形。徐星到底是个明白人；他在公开场合重复过许多次：记忆是用来戳穿、识别“有人在胡说八道”。拍纪录片，他最在乎的，是拿到历史的细节。只是，从这部纪录片到所有关于徐星的访谈里，对于某些他自己的某些细节——尤其是当年被拘于公安局里的47天经历——至今几乎只字未提。

我们问他，谈谈那47天里经历了什么？他先不语，接著答：“这个......，那这太太太简单（回答）了，那就是……，啊，这样说吧，昨天我去参观了你们（台湾）景美人权博物馆。”他沉默半晌又开口：“我（在公安局）经历的事儿，比你们那个残酷。”（编者按：白色恐怖景美纪念园区为台湾戒严时期的军事看守所改建，原为戒严时期的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军法处和国防部军法局所在地，曾被关押在此的多是重刑犯和政治犯。)

空气凝结了。徐星又反问记者：“这个细节你要知道？你真要知道？”负责接待徐星的人员递过来矿泉水，徐星挤捏著水瓶，一不小心，塑胶瓶盖飞了出去。他把瓶盖捡回来，幽幽地说：“哎呀这没有什么不好说的。非常简单。每天恐怖，每天打骂，牢里有牢头狱霸，打你、骂你、肌肉比你发达。”又淡淡说：“谈这个没有什么意思吧。就是这样，牢房就是牢房。青少年管教所都是这样。”

“啊，这样说吧，昨天我去参观了你们（台湾）景美人权博物馆。”“我经历的事儿，比你们那个残酷。”

中国人为什么不忏悔？

在中国，徐星是以小说家的身份率先走进公众视野，然后才是纪录片。毛泽东于1976年9月间去世，文化大革命在同年10月被宣布“胜利结束”。隔年，21岁的徐星开始当兵与写作；1981年，25岁的徐星进入北京全聚德烤鸭店担任清洁工。1985年，这位自称“劳动纪律不好”的清洁工，以处女作小说《无主题变奏》登上中国当代文学的代表性刊物《人民文学》，从此声名大噪。1989年6月，中国发生天安门事件，当时徐星就在北京；同年11月，33岁的徐星接受联邦德国西柏林艺术大学邀请，离开中国、暂居德国。1995年，他被法国《观察家》评选为全世界240位杰出小说家之一。2003年在法国出版长篇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同年获法国文化部授予的“文化艺术骑士勋章”。

徐星被我们问及1989年的天安门学运。谈到这场运动的细节，他又是淡然地答：“广场上的事情就不需再提了。其实（1989）年初已经有了德国的邀请，但我就想看看中国会发生什么事。”“特别失望。就去了德国。”

“人为什么要忏悔、反省、道歉？那都是为了让我们以后活得更加聪明、更加智慧，不要犯更多错误。”

带著失望离开故土，他却在德国见到了群体的忏悔。

德国是欧洲进行转型正义最彻底的国家。在城镇里散步，偶然绊住行人的，往往并非偶然——那是在欧陆出名的绊脚石计划（Stolpersteine）。德国的人行道上，常见约10×10平方公分的染色绊脚石，刻上二战期间被纳粹屠杀人员的名字。每踉跄一次，他就停下来读：“某某生于何年，死于1943年，地点在奥斯维辛毒气室......。”每读一次，他就问自己一次：中国人为什么不忏悔？

“人为什么要忏悔、反省、道歉？那都是为了让我们以后活得更加聪明、更加智慧，不要犯更多错误。”徐星说，文革已经过去半个世纪，整个中国仍然为了“不忏悔”付出巨大代价。谈到时事，他一改先前淡定的口吻，突然有些激动：“比如说大陆的疫苗事件，这是杀孩子！大陆清理低端人口......，‘低端人口’这个字如果出现在德国，这是犯罪，这是犯法。他们不可以这样说！没有人是低端人！”

2000年起，他土法炼钢，从采集资料到下载初阶剪辑软体，一路摸索，一路偷偷地拍。他曾为了省预算，只身扛著30公斤的器材长途跋涉，遇大雨，就把所有雨具拿来包覆机器。“进了村，农民看到我这副熊样，都对我特别信任呢。”

直到今天，徐星的纪录片在中国仍然只能私下播放，若有公安现身盘查，放映会往往说收就收，没得商量。他早早习惯了公安的突袭和打断，同时也习惯成为一颗活动式的、顽固的绊脚石，用影像提醒人们：过去还没过去，往事并不如烟。

“我们活著又不是猪！”

令他惋惜的是，文革以降半世纪，在乎这件事的中国人似乎愈来愈少了。有一年，在上海大学的座谈会上，一名年轻学生问徐星：“咱们为什么就不能轻松一点呢？”他还没回应，现场另名学生站起来质疑提问者，说得特别难听：“我们活著又不是猪！”他想起那场交锋，幽幽地说：“青年有权利活得轻松、娱乐一些，但生命中有一种轻是不能承受的，对不对？那个轻……，有时候，你也会发疯。你不知道你从哪儿来，你就会不知道你要到哪儿去。”

又有一次，他在中国的闭门播映会里，来了一位德国姑娘，她告诉徐星：“我爷爷就是个纳粹。”女孩又和徐星分享接受自己、认识自己身为“纳粹后代”的心理过程，阐述自幼在家庭、学校所受的教育，如何教导她忏悔，以及自省后带给她与同龄人的影响。

“但生命中有一种轻是不能承受的，对不对？那个轻……，有时候，你也会发疯。”

“德国在主流意识形态主导下做这样的忏悔，所以他们有自信。”“确实，应该要有个全民洗心革面的忏悔、澄清、说明。他们（中国人）可能想‘这批人死了就没事儿了’、‘我们就发展经济啊’。”“中国除非能做到像德国这样，才能做到真正反省。但中国要做到这种程度的忏悔？我觉得很难。”

“很难”的背后成因，却是再简单不过的。徐星如是总结：“中国政府担心这样的忏悔，将大规模地翻动这些历史的陈年旧帐，造成统治的不稳定。”“稳定压倒一切。政府他要控制、掌控这个国家，他是统治者——这个事情（文革）在中国人的心里并没有过去——死了好几千万人，每个人都有爸爸妈妈兄弟姊妹，表兄弟姊妹。这会牵动社会的好多神经，所以他（中国政府）不敢。所以要做到全民的忏悔，需要做到另一种意识形态的主导。”

父与子：“人都是环境的产物”

独立纪录片导演生活本就清苦，徐星孤注一掷地投入文革题材——他称这些拍摄计划为“抢救性的拍摄”——说到这，他显得有些焦虑，自语道：“这些农民，如果我不快拍，死了就没人知道他们发生的故事。”“《罪行摘要》里面的好几个……，都不在了。”

《罪行摘要》里，徐星纪录了14名文革期间被告发、无端入狱的农民受害群体。这些农民大多来自浙江，最重者曾遭判20年牢狱。2014年，徐星完成这部纪录片时，农民们尚未得到一分国家补偿。到了今天，他们还在等——当然，这里指的是那些尚未撒手人间的人。

正在逝去的、需要抢救的画面和史料，是徐星父亲那一辈的人。其实他一开始是想拍摄父亲的，但被父亲拒绝。“日本人抓我爸，把他的两边肋骨打断；国民党抓我爸说，他是共产党；1949之后共产党抓我爸，又说他是国民党。你说一个人能倒霉到什么程度呢？”

父子仿佛一样冥顽不灵。问他父亲是什么样的人？“我父亲他就有点小知识份子，但性格比较刚烈、比较不合群、实话实说。这样的人在社会生活是有问题的。”徐星分析著父子的心性，说自己与父亲都是社会化不完整的人。“我们都没受过很好的教育，那就是社会化不完整，对吧？”他认为，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才算有一个“出生到成人”的社会化过程。

因为文革而无法受教育，看起来似乎很遗憾？他又郑重否认：“我不介意。我一点都不介意。我觉得他们（文革）成就了我。我自己的个人经历成就了我的今天。”“你要说今天我有什么成就？我也没什么成就对吧？我只不过是做了些事情。但我觉得我对今天的自己，我很满意。我很幸福。”“我没有被这些苦难摧毁掉。我过来了。我享受了。我觉得我生活质量挺好的，对不对？”“除非我突然不能做事情。比如他们（政府）突然发疯把我抓起来——那是另外一个可能。但我觉得这可能也不太大。”

访谈结束前，我们让他谈谈自己的儿子。他拿出手机猛滑，沉默良久，翻出好几张刚考上法国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的儿子照片。“他主修政治和历史，这跟我有关系，是我鼓励他报考这两个项目。”“他常来中国，虽然已经不会说中文（编者按：徐星的儿子从小在法国长大），但我拍的片子他全看过、都明白、他都懂。”

那么，觉得儿子的社会化程度如何？“应该比我和我父亲完整吧，”徐星终于松弛了下来，做了这样的结论：“都跟环境有关。当然，人都是环境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