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石宝宝父亲郭利：独行十年，他说要做依法维权的蚂蚁

编者按：从毒奶粉到劣质疫苗，悲剧以十年为单位轮回。中国父母被迫用孩子的健康甚至生命，为形同虚设的政府监管、利欲薰心的生产企业买单。在劣质疫苗闹得沸沸扬扬之际，回看十年前的“毒奶粉”事件：当年的“坏人”被绳之以法了么？造成致命后果的漏洞被堵上了么？因“毒奶粉”而流离失所的信心被找回了么？心碎的父母和孱弱的“结石宝宝”又是怎样度过这漫长的十年？在专题“毒奶粉十年”里，端传媒将向你呈现，毒奶粉撒在这片大地和人心上的、经年不散的阴影，并为当下的劣质疫苗事件竖立一面镜子。以下是专题的第二篇，讲述结石宝宝父亲郭利的十年维权路。第一篇是《结石宝宝的母亲：十年了，毒奶粉仍在继续伤害我儿子》。

无论在香港还是北京街头，你都可以在人群中一眼认出郭利：运动裤、白T恤、拄一根行山杖作拐杖，T恤是自己印制的，每一件都印著他接受采访的剪报，偶尔他会戴一顶写著Austin字样的鸭舌帽——那是去年他只身去美国奥斯丁，调查婴幼儿奶粉公司施恩时买的。

郭利今年50岁，北京人，在媒体报导中，他常常被称为“结石宝宝父亲”。过去10年，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只要醒著，他想的事儿几乎只有一件——为自己喝了两年三聚氰胺奶粉的女儿维权。

2008年9月，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被媒体揭发，近30万婴幼儿因食用毒奶粉患上泌尿系统结石，其中6名婴儿死亡。悲痛的父母群情汹涌，北京人赵连海发起“结石宝宝之家”，联合众人之力，一同维权；亦有家长如郭利一样，单打独斗，自己搜集证据、和奶粉公司谈判。但他们很快遭遇了相同的命运：赵连海以寻衅滋事罪之名，被法院判刑两年半；郭利则被奶粉企业雅士利起诉威吓勒索罪，被判刑五年。家长们此后被迫散去、沉默，可经历五年牢狱之灾的郭利不甘隐忍，出狱后旋即又踏上维权之路。他说，自己是一只对抗大象的、缓慢前行的蚂蚁。

“现在，维权就是我的工作，”郭利对端传媒说。在2017年12月的寒冬北京和2018年6月的酷热香港，他三次接受端传媒采访。他说话语气快速、笃定、思路清晰，只要谈起当年案情和证据，就滔滔不绝，不容他人轻易插嘴。四年前出狱以后，他历经三年才终于为自己翻案，一个人走在维权路上，日夜支持他的，几乎只有年迈的母亲。无论如何，他都觉得自己寸步不能退：“一个军，一万人都投降了，就郭利一个人在阵地上，还在坚守阵地。”

从维权父亲到“勒索犯”

“连牲口都会知道保护自己的崽”

在生活因奶粉而发生骤变之前，郭利一家三口过著优渥的日子。他是同声传译员，月入数万，妻子是一名空姐。2006年2月，两人的女儿诞生了。半年的母乳喂养之后，女儿的姥姥推荐说，有一个叫施恩的奶粉牌子不错，9月，女儿开始食用施恩。郭利还记得，当时施恩宣传主打进口奶源，在中央电视台的广告铺天盖地，姥姥大院里的七八个幼儿，都吃施恩奶粉。

直到2007年初，他们留意到刚满一岁的孩子日渐消瘦，烦躁，日夜哭闹，睡不好觉。去看医生，医生也查不出原因，仅仅说要给孩子多吃，“她一天吃三顿，你就多喂几顿呗，喂五顿”。可无论怎么喂养，情况都没有好转。女儿脸色蜡黄，尿液颜色浓，“像红糖水一样”。

谁也没想到是奶粉出事了。2008年9月，北京奥运会刚刚结束，媒体揭发了婴幼儿奶粉被添加三聚氰胺的丑闻，震动中国。三聚氰胺是一种化工原料，添加进奶粉中可增加奶粉检测出的氮含量，从而造成蛋白质虚高的假象，但此物质难以被人体消化，特别是婴幼儿，会在肾脏中形成结晶。此前数月，中国各地已出现大量婴幼儿患肾结石、肾炎的病例。9月16日，卫生部通报，22家奶粉厂商部分批次的婴幼儿奶粉被检测出不同含量的三聚氰胺。郭利一家恍然大悟，马上查看家中的奶粉罐，却发现女儿食用的奶粉批次不在卫生部公布的名单上。

一家人马上带女儿去北京的望京医院诊断，9月23日，医院超声报告显示当时三岁多的女儿“双肾中央集合系统内可见数个点状强回声”，意味著孩子患上肾结石。郭利又拿著自家剩余的施恩奶粉，去北京的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化验，化验所的人说他们没有设备和技术检验三聚氰胺。他后来多方打听，发现位于海淀区的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可以检测。

“我去了，他们就说‘不给检测’，我去了几次，跟他们说我的故事，我说你们也有孩子吧，帮我其实也是帮你们，后来他们工作人员哭了，答应帮我化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郭利说，他先后两次送不同批次的施恩奶粉去化验，分别检验出每千克奶粉含有132.9毫克和25.5毫克的三聚氰胺。震惊之余，郭利开始减少工作，一边照顾女儿，一边准备向贩卖奶粉的超市和生产厂商维权。

他从小习惯一切靠自己。郭利出生于内蒙古，他的父亲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年轻时在军队做参谋，70年代赴云南参加越战，郭利和母亲也随军队迁往云南生活，直到中学时才迁回北京。幼年颠沛流离，郭利说自己朋友不多，总是一人默默学习，中学毕业后进入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做技术工人，后自学考上经贸大学读国际经济与贸易，毕业后开始担任同声传译。

对于维权，他一开始信心满满。他口才不错，思辨能力强，在平日生活里，就习惯保留所有消费票据——每次为女儿买施恩奶粉的收据，他都妥善保管。他先带上收据和检测报告，去当时购买奶粉的超市家乐福和物美讨公道，高呼“奶粉有毒”，超市负责人报警抓他。

“警察看了我维权的证据，他们说只要不在人家店铺里胡闹，不砸人家的货品，你去依法维权就可以，”郭利牢牢记著这句话。

同一时间，他又拜托美国的朋友调查施恩公司，发现施恩公司和雅士利公司关系密切。雅士利发迹于潮汕，最早经营凉果食品，90年代踏足乳业，21世纪初，雅士利在美国注册公司Scient，并于2002年在广东注册中美合资公司施恩，以外国企业的形象，主攻中高档婴幼儿奶粉市场。约在2009年6月，郭利发现，美国施恩公司没有任何乳业相关的实质业务，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企业名单中，甚至没有施恩公司的名字。消息一出，媒体纷纷跟踪报导，揭发施恩奶粉并非如宣传中所示，是“美国公司”、“采取进口奶源”，施恩一时被广泛批评为“假洋鬼子”。

2009年6月，雅士利发表声明称，“施恩公司、包括施恩品牌完全由华人拥有，消费者一直以来视施恩为洋品牌、洋奶粉其实是一场误会”，并表示施恩过往采用的部分奶源来自山西。而另一边，同年6月13日，雅士利赔偿郭利女儿40万元人民币，这在当时上万维权家长中，绝无仅有（编按：当时政府对“结石宝宝”提出的补偿标准是，死亡病例一次性补偿20万元，重症病例3万元，普通症状2000元）。郭利认定，只要自己有真凭实据，又坚持依法维权，最终一定会胜利。

不久，雅士利公司代表再次主动联系郭利，表示可支付更高数额的赔偿金，让郭利亲自出面商讨，双方在北京会面四次，达成赔偿300万元人民币的共识。没想到，这是对方设下的陷阱。雅士利后来剪辑了与郭利谈话的录音，报警表示郭利威胁和勒索该公司，要求警方拘捕郭利。其后，广东省潮安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郭利五年有期徒刑，随后潮州中院二审和再审均维持原判。

一夜之间，命运的罗盘翻转了，郭利从一个维权父亲，被法院判为一个无赖勒索的罪犯。

在潮州监狱中的五年，他一直坚持不认罪，在北京的母亲和父亲反复为他写申诉书、上诉申请，始终无果。母亲去探望他，说“你赶快认了吧，认了还能减刑”，弟弟说“找关系帮你减刑吧，别在里面坚持了”，他听了大怒，扭头就走。

“我为了我自己早点回来，我就承认（罪名）了。表面上看我是个聪明人，但实际上我是人吗？我觉得我不是人。我就是个奴才，连奴才都不如，连牲口都会知道保护自己的崽，连老虎都知道你在抢它孩子的时候它上来要咬你一口，那为什么要把孩子踢出去呢？”他一口气吐出所有愤慨。

独行的维权者

“郭利是一直在为自己的孩子维权，没有胡搅蛮缠，没有扩大。”

身边人中，真正理解郭利的并不多。

“送花的人一大堆，送炭的几乎没有，”他总是这么说。在监狱时，妻子选择了和他分道扬镳，大约在2010年，一纸离婚协议书送进了监狱，他同时失去了女儿的监护权。他的父亲和弟弟也一直不支持，总批评他：“你就是狮子开口，你不去维权你就没事吗？在家待著你有什么事呢，谁会来找你呢？”

郭利记得，妻子最初是和他站在同一阵线的，后来雅士利找妻子单独谈话，两人开始越走越远。直到出狱以后，他调阅卷宗，才了解到就在自己被捕的前几天，妻子向雅士利发出一纸声明，表示“反对郭利做法，孩子目前身体状况良好”。

“他们（雅士利）的战术非常简单。你不是家里有五个人维权吗，我就想办法把家里分成两半，逐一瓦解，最后就剩一个人，我看你怎么维？”郭利说，他觉得自己的家庭被对手的战术打倒了。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他咬咬牙，抛下一句：“没有任何人支持我也能坚持下来。”

与联合众人相比，他更相信自己。八九民运浩浩荡荡之时，郭利正在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做工人，“十几个卡车工人，全部都去了，我还进去给他们当时的工会捐款。”郭利说，这场运动最后的结果，让他明白大规模的群众组织是“没有意义的、比较失败的”。

“因为人想法不一样，水平不一样。我自己家三口人就有七个想法，我怎么可能把七个想法变成一个想法，把三口人变成一口人呢？这是不可能的事儿。”郭利说，“如果组织失控了，这个事情就无法收拾了。我自己维权，我能够控制得住。”

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信息不流通，郭利并不认识和了解赵连海以及“结石宝宝之家”。2009年11月赵连海在北京被刑事拘留，翌年接受秘密审理和判刑，不久他的律师收到署名赵连海的字条，表示要解除两名律师的委托关系，新华社随即报导称，赵连海“认罪服判”。2010年12月，赵连海保外就医。郭利出狱后才听说了赵连海的遭遇，他固执地认定，赵的策略错了。

“郭利是一直在为自己的孩子，为他自己在维权，没有胡搅蛮缠，没有扩大，没有说有三十万受害者在我后面支持我，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那是不现实的，二一个，没有证据...... 赵连海就错在这儿了，他把别人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

“赵连海本人也认罪了，如果他真的没有违法，他为什么要认罪呢？”郭利这么认为。

有人听了郭利这说法，表示不认同，“有可能是政府用他（赵连海）的家人威胁他了。”

“我说，‘那我郭利为什么就没有被威胁到呢？就没有认罪呢？’他不说话了。”他斩钉截铁地表示，“表面上看，赵连海很伟大，表面上看我很渺小，但真正需要我这样的人，可能国家才有希望。”

2014年，五年刑满出狱后，他没有再聘请律师，要凭一己之力为自己翻案。陪他到处奔波的，只有他母亲一人。他重新整理自己当年的所有资料，多次跑到广州和潮州，呈递给广东省检察院、广东省高级法院，要求重审此案。2016年，法院终于接受申请，决定重审。2017年4月7日，广东省高级法院裁定郭利敲诈勒索罪不成立，撤回潮州中院及潮安县法院裁判，改判原审被告人郭利无罪。

一时间，被遗忘多年的郭利重新获得中国大陆和海外众多媒体的高度关注，一些律师打给他说可义务帮忙，不少受三聚氰胺之害的家长打给他，希望获得他协助，一同维权，他统统选择了远离，继续当一名维权独行侠。

“我一教（别的家长），就会成为第二个赵连海，他反过来咬一口，他说是郭利教我这么说的，郭利教我这么做的，郭利把证据给我让我伪造...... 中国人，中国的环境，就是这么恶劣！”

蚂蚁和大象

“尽管慢，总比你不做强。”

某程度上，郭利觉得，自己成功翻案，是一个“奇迹”。有广东的维权人士打给他，问他“是不是在中央有什么关系，是不是认识习近平？”他哭笑不得，“他们还是相信关系，而不是法律。”不过有时他也会思忖，为什么就郭利翻案了呢？“可能他们还是想树立一个依法维权的典型，”他自问自答。

回头算算，自2008年9月至2017年4月，经历九年多，郭利在维权路上被判了冤案，又成功翻案，绕了一个令人折磨的大圈，最终回到了原点：除了最初赔偿的四十万元人民币，雅士利和施恩一直没有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在这十年间，这两家公司获得了迸发式的成长。2008年9月23日，雅士利是22家问题企业中第一家重新投入生产的公司。“对雅士利这样年纳税额近三亿元的广东纳税大户，质监部门现在要做的是，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恢复生产，确保其产品质量合格。”当年11月，《羊城晚报》一篇报导中这样写道。

尽管到了2010年9月，雅士利和施恩被曝光将问题奶粉重新包装后进行销售，但一切不了了之。当年10月，雅士利在香港上市，并于2011年在新西兰投建海外奶源生产基地。2013年，蒙牛正式收购雅士利。根据香港媒体报导，雅士利创办人张利钿在2010到2013年间，透过上市和卖盘，获利至少70亿元。淡出乳业以后，张氏家族近年踏足童婴电商平台，创办“世界婴童网”。与此同时，雅士利在2016年将施恩的广州厂区出售给澳优，而其在新西兰生产的奶粉则正式上架，于新西兰8家连锁超市出售。

郭利一直跟踪这些巨头企业的发展。2017年，他一个人到美国德州奥斯丁调查——施恩公司当年就是在奥斯丁注册的，却发现施恩在美国的公司已经彻底注销了。早在2010年，雅士利便于香港设立分公司，“雅士利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是在香港注册的上市公司，成立地点为开曼群岛。

他依然计划，一个人以“依法维权”的方式，向当年的责任企业追讨权益。“尽管慢，尽管可能是蚂蚁和大象，但是我觉得也有，总比你不做、发牢骚，或者起哄嫁秧子强。”

“我不怕任何人，我不怕任何人给我施加任何压力。因为我是依法，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来，依法来走路的。”

2017年翻案之后，他马上赶到广东潮州公安局举报中心，要求立案调查全国人大代表、广州雅士利前总裁张利钿等人当年的诬告陷害行为，公安一开始不受理，他反复去、反复磨，直到今年7月，潮州市检察院才收下他的文件，但他至今不确定是否能立案。2017年9月26日，他和母亲又赶到广州雅士利总部，要求雅士利赔偿2009年承诺的300万元人民币，最终被保安驱赶。

2018年6月和7月，他和母亲两次赴香港，研究在香港起诉雅士利的可能性。他希望雅士利为当年的虚假宣传、诬告负上法律责任，并履行当年承诺的赔偿金额。今年，郭利的母亲78岁了，身体越发衰弱，赴香港前不久，她刚刚跌了一跤，大腿骨断了，做了手术，但仍然坐著轮椅，陪郭利乘20多小时的火车到广州，再转车到香港。有时候，她也不能理解郭利所走的每一步，但只要陪著儿子，她就心安。每月，她把自己的部分退休金交给郭利，帮补儿子生计。

对于这一切努力，郭利的女儿似乎还不太理解。他进监狱的时候，女儿三岁，出狱以后，他再也没有见过前妻。最近一次见女儿，已经是大约一年多以前。今年，女儿12岁了，他听女儿的姥姥说，孩子身体不太好，几次在学校晕倒，学校让她不用上体育课，不过更多的情况，他没有办法了解。许多联系郭利的三聚氰胺受害家长都说，他们的孩子至今尿血、常常发烧、抵抗力极差。

郭利记得，2016年8月8日他最近一次见女儿，发现孩子挺瘦的，脸色不好，也似乎不太想见到他，“（她）很奇怪这个男人是谁？”他没有对孩子说什么。“等她18岁以后再和她说吧，她会理解我的。”他总是这么说。

在蚂蚁对抗大象的路上，他还要走多久？他说自己做好了不回头的准备，尽管他也不太明确，前路意味著什么。2018年7月26日，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已经来到十周年之际，郭利特意用中英双语撰写了一封给雅士利的公开信，信中详述当年案情，并要求雅士利履行当年的赔偿以及这十年对其个人和家庭的伤害的赔偿金，合共4000万美元，同时表示会将部分赔偿金捐给服务相关病童的公益机构。

他在香港亲自将这封信交给了雅士利公司代表，至今未获任何回复。

（端传媒实习记者李钰洁、何吉数、刘家睿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