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新一代访民，用直播、twitter和微博记录上访的八年

站在山东省信访局门前，李宁让我给她拍张照片。照片中的她眼睛眯起，嘴角上扬，露出牙齿。“是不是太高兴了？”李宁看着照片，问我，又是一阵笑，然后把照片发到了Twitter上。

李宁的行程总是很紧，坐早晨7点25的高铁从北京出发，等到了山东，正好是机关部门上班的时间，她迅速投入“打仗”。从法院到检察院，从纪委到信访局，每到一处，她都要在门前拍张照，有时会录段小视频，讲一讲自己的遭遇，再上传微博。有次她去龙口市政府求见市委书记，在新浪微博开直播，吸引了一百多位“观众”，包括龙口政府官方微博。但没过五分钟，直播就被掐断了，她打电话询问新浪微博，对方说，播些娱乐的可以，直播上访不行。2017年9月，李宁在新浪微博的账号被封，此后辗转十多个小号，依旧难逃被“灭”的命运。她干脆翻墙上Twitter，继续发。

李宁今年30岁，山东省龙口市人。2001年，李宁的母亲和当地政府产生经济纠纷，去北京上访了八年。直到2009年国庆节前夕，她被当地维稳官员带回，并死在政府办的“学习班”里。为了弄清母亲死亡的真相，当时只有22岁的李宁踏上了上访的老路，一访又是八年。

这八年，李宁经历了自己和家人的反复被捕，她曾绝望地在天安门广场下跪，亦从社交平台汲取了善意围观带来的温暖；她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女孩，成长为一名坚定、勇敢的公民。这份坚持终于带来了一些好消息。2018年6月23日，负责审理此案的蓬莱市法院宣布，涉案的4名龙口市官员被提起公诉。一个月后，法院通知李宁和律师参加8月2日的庭前会议。发稿前，笔者联系了李宁，她正准备奔赴山东蓬莱，开始新的征程。

在天安门前的一跪引燃了微博

最开始上访，李宁没什么经验，没准备材料，带了个U盘就去排一宿的队。别人带着被褥和棉大衣，她什么也没有，好心人让她在铺盖上坐着，就这么对付了一晚上。第二天上午，轮到她递交材料，对方让她提供省级司法机关的文书，可她连一张纸都拿不出来。

母亲的死被切割成无数细小而现实的问题：申诉材料到底有没有寄到，律师什么时候可以阅卷，什么时候能调取作为证据的视频。每个小问题都需要付出巨大的精力和时间，从公检法、信访局、纪委到市委，一套上访程序无限轮回。

经历了两年上访，母亲的案件程序迟迟没有启动。

中国的信访制度一直是个矛盾的怪圈。它宣称是“维护群众利益的重要机制”，而2008年，随着中央政府对信访责任追究规定出台，各地上访的人数，又成为考核官员的标准之一，地方政府要阻止访民在国家信访局留下记录，这滋生了暴力截访和腐败。2013年，国家信访局副局长许杰落马，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在2006年至2013年间，他受贿510万，“在修改信访数据、处理信访事项、承揽业务等方面向他人提供帮助”。

每逢重要日期，诸如国庆、两会期间，上访者会成为地方政府的重点关注对象，李宁的母亲最后一次去北京是在2009年，正值建国六十周年，她在北京的出租屋里被当地连夜带回，送进了“学习班”。

但所谓敏感时期、敏感地点，亦是访民吸引注意力的窗口时机。2012年3月，将近5千名中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聚集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一年一度的“两会”。这次会议上，总理温家宝召开了任期内最后一次记者，说政治改革不成功，文革可能会再次发生；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也在会议闭幕后锒铛入狱。

会场之外，走投无路的李宁在天安门广场踌躇了两个多小时，她手脚冰凉，心脏狂跳，她问自己：李宁，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然后李宁脱掉了身上唯一一件衣服，裸着身子跪了下来，对着广场上的游客说：我叫李宁，我是一名大学生，我妈妈上访被打死了。

李宁大脑一片空白，等反应过来时，她已经被裹上了衣服，架上警车，一路送到了久敬庄救济中心。在北京，所有违反信访条例的外地上访者，都会被警察送到久敬庄或马家楼救济中心。之后，公司派人接她回了昌平。走之前，有人劝她，小姑娘这么年轻漂亮，将来找个有钱有权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李宁没有回答。在后来的几年里，总是有人这样劝她，“你现在就是以卵击石，你就是一个鸡蛋，碰完了之后，在石头上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

广场上的下跪引起了网络舆论，一些长期关注冤案的律师、记者开始对李宁施以援手。适逢中国互联网急速发展，微博成了公众参与政治的重要平台，“围观就是参与”一度成为公民行动的口号。

“每一个事件的爆发，就算未能真正在这个事件上查明真相或是实践问责，但都让公民对这些公共议题背后的结构、对于不负责任的政治权力认识更加深刻，也更有兴趣了解。微博确实有助于一个半成熟的公民社会慢慢成形。”台湾文化评论家张铁志在2011年的文章中写道。

早在2010年开始，李宁就开始在腾讯微博、新浪微博、天涯论坛等网络空间到处发帖。广场一跪后，关注她微博的人变多了，天南海北的人在微博下留言，给她支持。

2014年3月8日，又是一次“两会”期间，李宁被维稳人员带回龙口市，在看守所里关了10天。她在看守所里绝食，律师们就在微博上发起了“守护李宁”行动。李淑芬后来回忆说，那个行动算是上访八年的一个“小高潮”。

小姨李淑芬开着车接送从全国来的声援者——律师、记者和网友们。她煮鸡蛋，挤羊奶，给大家准备早餐……到了最后一天晚上，所有人聚集在看守所门前，天冷，大家就缩在车里等着。

第二天一早，李宁被放出来，人们拥上去，对她说：“李宁，我们爱你，我们永远和你在一起。”还有人买了几挂鞭炮，在看守所门前噼里啪啦放了起来。李宁抱着束百合，在看守所门前拍了张照，这张照片后来成了她Facebook账号的头像。

这样美好的瞬间并不多见。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管制像密不透风的铁墙，将最后的缝隙也堵上了。2017年9月，李宁在微博上对新任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喊话，很快，这个使用近8年的微博被封号。她随后更名，“转世”十几次，但只要一上传自己的照片，账号立刻就被灭了。

李宁憋屈得很，“把我逼的没地方说话”，后来干脆跨过网络长城，在Twitter上继续发言。她的Twitter账号如今有7280个粉丝，李宁像写日记一样，在上面记录自己的行动、困惑、愤怒和痛苦，网友们则留言支持她。如果几天Twitter没更新，还有人担心她安全，问她是不是出事了。

网络连接了一个更大的世界，李宁也开始关注母亲之外的案子。2013年，福建郑江龙案在漳州开庭，她想去旁听，又纠结机票太贵，李淑芬鼓励她去：“每一个大的冤案，轰动的案件都是力量的聚集，你去那肯定那个（有帮助）。”

自那之后，李宁加入洗冤律师们创办的洗冤网做志愿者。李淑芬惊讶于李宁的成长：“过去她就说（自己）妈妈很冤很冤，感觉天下最冤。她在洗冤网工作，又发现了更多的冤案。她说小姨，其实比我妈妈冤的案子全国太多太多。”

“新一代访民”

母亲去世后，小姨李淑芬成了李宁背后唯一的支柱。

李淑芬有一双和李宁一样，笑起来眯成月牙的双眼。她曾经是当地医院急诊科的护士，在乡下承包了一个果园，平日忙着照顾病人，闲了就去果园里干干农活、散散心。事情发生后，她也曾打扮得漂亮体面，去当地政府去询问情况，刚进门，没见到领导，整个人被保安推倒在地，打断了右手小拇指。护士的工作丢了，原本鼓捣着玩的果园，很长时间里成了她和李宁的重要经济来源。有时李宁在北京太困难，捉襟见肘，就给李淑芬打电话。

比之更甚的是来自亲人的伤害。丈夫是当地公务员，和她协议离了婚，女儿也跟她断绝了关系。走之前，女儿质问她：“我现在有妈妈和没妈妈有什么区别？你有想过我吗？”她劝不回女儿，至今也没跟父女俩联系过。

李宁在北京上访，她就在家料理果园，跟龙口市政府“打仗”。她有辆丰田皮卡车，刷成白色，一侧贴着“龙口公安贪赃枉法”，另一侧贴着“警察人神共诛”，车前盖上写着：“申冤无罪，杀人偿命”，后面贴着“李淑莲千古奇冤”，车顶上写个红色的“冤”字。在这辆“喊冤车”被交警扣下前，她就这么雄赳赳气昂昂地驶在龙口的大街小巷。

李宁跟她打电话，怕电话被监听，时常换手机号，手机卡买了一摞一摞。要说重要的事，她们就买同一天的报纸，或者同一本书，靠“第几页第几行第几个字”来沟通。“李宁想的法子。”李淑芬说，她也不知道李宁在哪儿学的：“跟地下党似的。”

2015年8月25日，一排公安的车开进了李淑芬的家，把李淑芬给铐上，带走了。

李淑芬在拘留所里被关了38天，被审讯是不是组织了集体上访；李宁就在龙口守了38天，在微博上随时更新情况，公民和律师在网络上发起联名信活动，要求释放李淑芬。

即便事情已经过去3年，回忆起那时的无力感，李宁仍旧会皱起眉头，满脸痛苦：“很多人也跟我说，这个雪球会越滚越大，现在不仅仅是你妈，以后可能是更多人的血。”

在代理律师王万琼看来，那是李宁走向成熟的转折点。此前几次，律师们聚在一起讨论李宁母亲的案子，李宁发言总是很少，王万琼还有点生气，“这么多年的事情，这么长的一个故事，你怎么三言两语就完了。”

在李淑芬被抓之后，即将走向而立之年的李宁“就像脱胎换骨似的”。无论是去见烟台检察院的院长一行，还是见龙口政府工作组的人，李宁开始条理清晰地口若悬河。“我就觉得这个小家伙怎么这么能说，特别逗。”王万琼说。“挫折在不同的人面前，最后会呈现不同的东西。可能强者会更强，弱者可能就被打垮。”

李宁面容白皙，笑起来眼睛眯得像两弯月牙。她从不愿自己看起来太狼狈，有时候去上访，会抹些口红，有电视媒体采访时，还会穿上西服。她头发很长，盖住了屁股，最开始是忙着上访，没空打理，后来干脆留着，作为漫漫伸冤路的见证。

律师李金星把李宁称为“新一代访民”，这位山东同乡律师在2012年介入这桩案子，给李宁提供了很多帮助。“以前的那些访民，第一就是跪，第二就是形象不好，穿得破破烂烂的。”他说：“互联网时代必须改变这一代访民的形象，你必须自信，说白了你必须尊重自己，到哪里都非常体面，让别人尊重你。上访就像职业一样，我就是一种职业，是因为国家对不起我，没什么丢人的，一定不是到处哭哭啼啼，鼻涕一把泪一把，呼天抢地下跪上访那种。”

他们一遍遍告诉我：小胳膊拧不过大腿

李宁是超生的孩子。她父亲在当地医院做厨师，有编制。为了躲避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惩罚，母亲在吉林偷偷生下了她。她跟着母亲姓李，被寄养在乡下的外公外婆家，直到7岁才被父母接回龙口市。

母亲在市场盘下两间店铺，卖窗帘、手表和皮具，生意红火，家里还盖了当地最早的二层洋楼。18岁，李宁考上北京一所大专学校的空乘专业。毕业后顺利应聘万科集团。当时万科承接了建设部物业项目，李宁被派去建设部做会议服务。

那时母亲已开始上访，她执意不让女儿踏足上访者的世界，在北京远郊租了个小屋子，铁皮房，只有一个煤气罐和一些锅，后来李宁工作了，才给她添置了电磁炉。八年上访的坎坷让母亲神经紧绷，李宁见她时，都得把手机关机；有次晚上去看她，还被她骂了一顿，说很危险。

2009年6月28日，李宁见了母亲最后一面，那天是她生日，母女俩还吃了海鲜。

母亲在2001年和当地市场发展管理局在房屋租赁上产生纠纷。处理纠纷期间，被管理局锁上的店铺却丢失了大量货物。母亲便于2002年开始上访。管理局曾与她和解过，答应赔偿68万。他们先赔了48万，剩下20万分期支付，前提是不再上访。想资助李宁出国深造的母亲急着要回剩下的钱，索债未果后，又开始上访。

去北京，被带回；又去北京，又被带回；一件原本可以妥善处置的小事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直到2009年9月3日，母亲被当地从北京抓回龙口，和外界失去了联系。一个月后，家人被告知李宁的母亲上吊自杀，随后被安排见遗体，身边围满了警察、武警和政府人员。母亲的仪容已经被整理过，还穿上了寿衣。在强烈抗议后，家人脱掉她的寿衣，看到满身青黑的伤痕。维稳机器迅速启动运转着，每个在当地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亲属，都被工作组迅速公关，“稳定情绪”。

李宁是唯一的例外。

2009年10月3日，李宁收到母亲病危的通知，迅速回到山东，刚下飞机，收到小姨李淑芬的短信：“这是圈套，立马返京。”当时龙口市的警察已在机场等她了。她躲进厕所里，给工作单位打电话求助。对方一个隔间一个隔间地找，把李宁拖出厕所，带回龙口。

当夜，叔叔骑着电动车，趁乱把李宁送出政府安排的东莱宾馆。他们穿过麦杆地，走小道，身后是鸣笛的警车。叔叔把她放在马路边，她就在马路旁的水沟里躲着，给朋友打电话求救，随后拔掉电话卡。

李宁站在路边等待朋友，听见警车的声音，就跑回马路下的水沟里躲着，来来回回，直到朋友接上她，将她送到临近的蓬莱市。李宁打算坐船去外地，绕开龙口回北京，结果晚上不开船。他们又从蓬莱去了威海市火车站，却发现火车站大门紧闭。听闻事情原委的司机，避开高速，兜兜转转，把李宁送到了河北衡水。她从那里上了大巴，凌晨回到了北京。

“第一天我就知道，哭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坐在北京一家咖啡馆，李宁说起八年前的事，总是笑个不停。熟悉她的一个朋友却说，事情刚发生时，她远没有这么淡定，“吃饭的时候就一直哭一直哭。”

事情最初看起来有过那么一丝希望，如果现实能像戏文一样的话——蒙冤的少女逃到北京告状，青天过问，魑魅魍魉立刻受首伏法——4号回到北京后，李宁照常上班，遇上了中秋假期加班的时任建设部部长姜伟新。姜伟新听了她的遭遇，帮她组织了一个洽谈会，参会的除了建设部的官员，龙口市也派了一个工作小组过来。李宁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部长秘书安慰她，虽然这不是他们管辖范围，但他们会竭尽全力帮她，她的生命安全是可以保证的。李宁便鼓起勇气，对着一会议室的官员讲述自己的经历。

但美好的戏文戛然而止。李宁被万科迅速调离建设部，调去远郊昌平工作，相继做过保安、保洁、客服……上访榨干了李宁身上最后一点力气。在万科工作三年，李宁把能请的假全部请了，为了上访多次缺勤，每个月只能拿到不足两千元的工资。后来，父亲和哥哥也逃到北京，怕被龙口驻京的人发现，不敢打工，连门都不敢出。三口人在北京生活的重担，全都压在了李宁身上。

龙口政府工作组总是来北京找她，给她做“思想工作”，说她母亲做过什么坏事。李宁只能一个劲儿地辩解，我妈妈是好人。“就是特别幼稚。”李宁回忆道。

对方许诺她很多条件，要给她买新出的苹果手机，要给她介绍大老板，把她安排到龙口最大的企业工作，还能提供出国机会，有时还会劝她“小胳膊拧不过大腿”、“想想自己的生活”。

“小胳膊拧不过粗大腿”，这句话印象太深刻了，工作组的官员对她这么说，警察也对她这么说。

那时的李宁只能告诉自己冷静，别中圈套。“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去抗争、去学习他们的谈判技巧、学习他们怎样对待我这样的人。”

如果我们抗争，我们就可以有空隙

被抓，被打，再控告那些抓她打她的人，李宁的八年一直缠绕在司法程序里。这个以前见到警察就会发抖的女孩，现在对于被送进局子里，已觉得稀松平常了。

李宁的武器只有两个：一张嘴和微博。她自学了法律，有时就在家看网络课程，“打仗”时，她还会掏出手机，搜出法条，指着屏幕，一句一句地念出来。

采访中，李宁提到了“死亡”和“解脱”：“其实我有的时候就感觉，你就把我弄死，我还能解脱了，我就不用在人世间遭受这样的痛苦了。如果说人间给不了我正义的话，我上阴间去找阎王。”

有时候无望到了绝望，她甚至觉得自己“变态”，自己掐自己、打自己，甚至想象电警棍落在身上，到底能痛成什么样。这八年过得痛苦，但李宁说，如果再来一次，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我感觉我这一生啊，做这个选择是最正确的。”

这些痛苦不是没有回报。随着李宁不懈的坚持，母亲的案件也渐渐清晰起来。要知道，2010年李宁去最高检上访，才知道有两个人与母亲的死亡有关，已经被抓了。直到3年后，她和律师看到了卷宗，才知道殴打她母亲的是三个保安（包括2010年被抓的两人），已经在2010年以“故意伤害致人轻伤”的罪名被审判了，但李宁和家人没有收到任何来自官方的通知。此外，三名指使此事的街道办官员仅仅被免职，没有被追诉。

2014年，三名涉案官员终于被提起公诉，罪名是“涉嫌故意伤害”，但李宁和律师们不满意：三名官员的罪名应该是“非法拘禁”、“滥用职权”和“故意伤害（杀人）”，而且还有一名官员逍遥法外，甚至升任了龙口市宣传部副部长。

3名作为打手的保安和4名指使的官员——一个也不能少。

李宁后来在卷宗里看到4名官员的照片，黑白的，印在纸上模糊又陌生。她甚至都不知道该不该恨他们。“我就是让他们知道，就是打死人要是付出代价的。”她说：“我一直告一直告，我想他们如果进入牢狱的时候，会在内心深处有一丝忏悔。”

见过很多刑案当事人的王万琼觉得，李宁这样的当事人难能可贵，“有些事情确实需要有底线、有原则，是吧？中国人这样的人太少，所以说她们的抗争就变得很有意义。 ”

2017年，涉案的龙口市宣传部副部长被检察院审查起诉，另外三位涉事官员罪名变更为非法拘禁罪——外界都将这视为此案的转折。“这才刚刚开始。”李宁告诉我。

我想起了我们第一天见面，那是2018年1月9日。李宁和李淑芬为了律师阅卷的事情，又一次辗转龙口、蓬莱和济南。她们刚结束一天的行程，我们在一家饭馆坐下，聊起这八年的坎坷和痛苦。

“必须要抗争。”李淑芬举起右手，捏成拳头向下压，说：“这就是他们，他们一直在向下压。”她又举起左手，作出一个从拳头底下抽逃的动作：“如果我们抗争，我们就可以有空隙，但如果没有抗争，”她收起那只逃走的左手，拳头嘭地一声落在桌上：“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本文由端传媒与NGOCN声音计划联合出品，首发于端传媒，对原文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