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新一代訪民，用直播、twitter和微博記錄上訪的八年

站在山東省信訪局門前，李寧讓我給她拍張照片。照片中的她眼睛眯起，嘴角上揚，露出牙齒。「是不是太高興了？」李寧看着照片，問我，又是一陣笑，然後把照片發到了Twitter上。

李寧的行程總是很緊，坐早晨7點25的高鐵從北京出發，等到了山東，正好是機關部門上班的時間，她迅速投入「打仗」。從法院到檢察院，從紀委到信訪局，每到一處，她都要在門前拍張照，有時會錄段小視頻，講一講自己的遭遇，再上傳微博。有次她去龍口市政府求見市委書記，在新浪微博開直播，吸引了一百多位「觀眾」，包括龍口政府官方微博。但沒過五分鐘，直播就被掐斷了，她打電話詢問新浪微博，對方說，播些娛樂的可以，直播上訪不行。2017年9月，李寧在新浪微博的賬號被封，此後輾轉十多個小號，依舊難逃被「滅」的命運。她乾脆翻牆上Twitter，繼續發。

李寧今年30歲，山東省龍口市人。2001年，李寧的母親和當地政府產生經濟糾紛，去北京上訪了八年。直到2009年國慶節前夕，她被當地維穩官員帶回，並死在政府辦的「學習班」裏。為了弄清母親死亡的真相，當時只有22歲的李寧踏上了上訪的老路，一訪又是八年。

這八年，李寧經歷了自己和家人的反覆被捕，她曾絕望地在天安門廣場下跪，亦從社交平台汲取了善意圍觀帶來的温暖；她從一個不諳世事的女孩，成長為一名堅定、勇敢的公民。這份堅持終於帶來了一些好消息。2018年6月23日，負責審理此案的蓬萊市法院宣布，涉案的4名龍口市官員被提起公訴。一個月後，法院通知李寧和律師參加8月2日的庭前會議。發稿前，筆者聯繫了李寧，她正準備奔赴山東蓬萊，開始新的征程。

在天安門前的一跪引燃了微博

最開始上訪，李寧沒什麼經驗，沒準備材料，帶了個U盤就去排一宿的隊。別人帶着被褥和棉大衣，她什麼也沒有，好心人讓她在鋪蓋上坐着，就這麼對付了一晚上。第二天上午，輪到她遞交材料，對方讓她提供省級司法機關的文書，可她連一張紙都拿不出來。

母親的死被切割成無數細小而現實的問題：申訴材料到底有沒有寄到，律師什麼時候可以閲卷，什麼時候能調取作為證據的視頻。每個小問題都需要付出巨大的精力和時間，從公檢法、信訪局、紀委到市委，一套上訪程序無限輪迴。

經歷了兩年上訪，母親的案件程序遲遲沒有啟動。

中國的信訪制度一直是個矛盾的怪圈。它宣稱是「維護群眾利益的重要機制」，而2008年，隨着中央政府對信訪責任追究規定出台，各地上訪的人數，又成為考核官員的標準之一，地方政府要阻止訪民在國家信訪局留下記錄，這滋生了暴力截訪和腐敗。2013年，國家信訪局副局長許傑落馬，根據新華社的報導，在2006年至2013年間，他受賄510萬，「在修改信訪數據、處理信訪事項、承攬業務等方面向他人提供幫助」。

每逢重要日期，諸如國慶、兩會期間，上訪者會成為地方政府的重點關注對象，李寧的母親最後一次去北京是在2009年，正值建國六十週年，她在北京的出租屋裏被當地連夜帶回，送進了「學習班」。

但所謂敏感時期、敏感地點，亦是訪民吸引注意力的窗口時機。2012年3月，將近5千名中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聚集北京人民大會堂，參加一年一度的「兩會」。這次會議上，總理温家寶召開了任期內最後一次記者，說政治改革不成功，文革可能會再次發生；時任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也在會議閉幕後鋃鐺入獄。

會場之外，走投無路的李寧在天安門廣場躊躇了兩個多小時，她手腳冰涼，心臟狂跳，她問自己：李寧，你怎麼可以這麼自私？然後李寧脱掉了身上唯一一件衣服，裸着身子跪了下來，對着廣場上的遊客說：我叫李寧，我是一名大學生，我媽媽上訪被打死了。

李寧大腦一片空白，等反應過來時，她已經被裹上了衣服，架上警車，一路送到了久敬莊救濟中心。在北京，所有違反信訪條例的外地上訪者，都會被警察送到久敬莊或馬家樓救濟中心。之後，公司派人接她回了昌平。走之前，有人勸她，小姑娘這麼年輕漂亮，將來找個有錢有權的，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李寧沒有回答。在後來的幾年裏，總是有人這樣勸她，「你現在就是以卵擊石，你就是一個雞蛋，碰完了之後，在石頭上什麼痕跡都沒有（留下）。」

廣場上的下跪引起了網絡輿論，一些長期關注冤案的律師、記者開始對李寧施以援手。適逢中國互聯網急速發展，微博成了公眾參與政治的重要平台，「圍觀就是參與」一度成為公民行動的口號。

「每一個事件的爆發，就算未能真正在這個事件上查明真相或是實踐問責，但都讓公民對這些公共議題背後的結構、對於不負責任的政治權力認識更加深刻，也更有興趣了解。微博確實有助於一個半成熟的公民社會慢慢成形。」台灣文化評論家張鐵志在2011年的文章中寫道。

早在2010年開始，李寧就開始在騰訊微博、新浪微博、天涯論壇等網絡空間到處發帖。廣場一跪後，關注她微博的人變多了，天南海北的人在微博下留言，給她支持。

2014年3月8日，又是一次「兩會」期間，李寧被維穩人員帶回龍口市，在看守所裏關了10天。她在看守所裏絕食，律師們就在微博上發起了「守護李寧」行動。李淑芬後來回憶說，那個行動算是上訪八年的一個「小高潮」。

小姨李淑芬開着車接送從全國來的聲援者——律師、記者和網友們。她煮雞蛋，擠羊奶，給大家準備早餐……到了最後一天晚上，所有人聚集在看守所門前，天冷，大家就縮在車裏等着。

第二天一早，李寧被放出來，人們擁上去，對她說：「李寧，我們愛你，我們永遠和你在一起。」還有人買了幾掛鞭炮，在看守所門前噼裏啪啦放了起來。李寧抱着束百合，在看守所門前拍了張照，這張照片後來成了她Facebook賬號的頭像。

這樣美好的瞬間並不多見。中國政府對互聯網的管制像密不透風的鐵牆，將最後的縫隙也堵上了。2017年9月，李寧在微博上對新任山東省委書記劉家義喊話，很快，這個使用近8年的微博被封號。她隨後更名，「轉世」十幾次，但只要一上傳自己的照片，賬號立刻就被滅了。

李寧憋屈得很，「把我逼的沒地方說話」，後來乾脆跨過網絡長城，在Twitter上繼續發言。她的Twitter賬號如今有7280個粉絲，李寧像寫日記一樣，在上面記錄自己的行動、困惑、憤怒和痛苦，網友們則留言支持她。如果幾天Twitter沒更新，還有人擔心她安全，問她是不是出事了。

網絡連接了一個更大的世界，李寧也開始關注母親之外的案子。2013年，福建鄭江龍案在漳州開庭，她想去旁聽，又糾結機票太貴，李淑芬鼓勵她去：「每一個大的冤案，轟動的案件都是力量的聚集，你去那肯定那個（有幫助）。」

自那之後，李寧加入洗冤律師們創辦的洗冤網做志願者。李淑芬驚訝於李寧的成長：「過去她就說（自己）媽媽很冤很冤，感覺天下最冤。她在洗冤網工作，又發現了更多的冤案。她說小姨，其實比我媽媽冤的案子全國太多太多。」

「新一代訪民」

母親去世後，小姨李淑芬成了李寧背後唯一的支柱。

李淑芬有一雙和李寧一樣，笑起來眯成月牙的雙眼。她曾經是當地醫院急診科的護士，在鄉下承包了一個果園，平日忙着照顧病人，閒了就去果園裏乾乾農活、散散心。事情發生後，她也曾打扮得漂亮體面，去當地政府去詢問情況，剛進門，沒見到領導，整個人被保安推倒在地，打斷了右手小拇指。護士的工作丟了，原本鼓搗着玩的果園，很長時間裏成了她和李寧的重要經濟來源。有時李寧在北京太困難，捉襟見肘，就給李淑芬打電話。

比之更甚的是來自親人的傷害。丈夫是當地公務員，和她協議離了婚，女兒也跟她斷絕了關係。走之前，女兒質問她：「我現在有媽媽和沒媽媽有什麼區別？你有想過我嗎？」她勸不回女兒，至今也沒跟父女倆聯繫過。

李寧在北京上訪，她就在家料理果園，跟龍口市政府「打仗」。她有輛豐田皮卡車，刷成白色，一側貼着「龍口公安貪贓枉法」，另一側貼着「警察人神共誅」，車前蓋上寫着：「申冤無罪，殺人償命」，後面貼着「李淑蓮千古奇冤」，車頂上寫個紅色的「冤」字。在這輛「喊冤車」被交警扣下前，她就這麼雄赳赳氣昂昂地駛在龍口的大街小巷。

李寧跟她打電話，怕電話被監聽，時常換手機號，手機卡買了一摞一摞。要說重要的事，她們就買同一天的報紙，或者同一本書，靠「第幾頁第幾行第幾個字」來溝通。「李寧想的法子。」李淑芬說，她也不知道李寧在哪兒學的：「跟地下黨似的。」

2015年8月25日，一排公安的車開進了李淑芬的家，把李淑芬給銬上，帶走了。

李淑芬在拘留所裏被關了38天，被審訊是不是組織了集體上訪；李寧就在龍口守了38天，在微博上隨時更新情況，公民和律師在網絡上發起聯名信活動，要求釋放李淑芬。

即便事情已經過去3年，回憶起那時的無力感，李寧仍舊會皺起眉頭，滿臉痛苦：「很多人也跟我說，這個雪球會越滾越大，現在不僅僅是你媽，以後可能是更多人的血。」

在代理律師王萬瓊看來，那是李寧走向成熟的轉折點。此前幾次，律師們聚在一起討論李寧母親的案子，李寧發言總是很少，王萬瓊還有點生氣，「這麼多年的事情，這麼長的一個故事，你怎麼三言兩語就完了。」

在李淑芬被抓之後，即將走向而立之年的李寧「就像脱胎換骨似的」。無論是去見煙台檢察院的院長一行，還是見龍口政府工作組的人，李寧開始條理清晰地口若懸河。「我就覺得這個小傢伙怎麼這麼能說，特別逗。」王萬瓊說。「挫折在不同的人面前，最後會呈現不同的東西。可能強者會更強，弱者可能就被打垮。」

李寧面容白皙，笑起來眼睛眯得像兩彎月牙。她從不願自己看起來太狼狽，有時候去上訪，會抹些口紅，有電視媒體採訪時，還會穿上西服。她頭髮很長，蓋住了屁股，最開始是忙着上訪，沒空打理，後來乾脆留着，作為漫漫伸冤路的見證。

律師李金星把李寧稱為「新一代訪民」，這位山東同鄉律師在2012年介入這樁案子，給李寧提供了很多幫助。「以前的那些訪民，第一就是跪，第二就是形象不好，穿得破破爛爛的。」他說：「互聯網時代必須改變這一代訪民的形象，你必須自信，說白了你必須尊重自己，到哪裏都非常體面，讓別人尊重你。上訪就像職業一樣，我就是一種職業，是因為國家對不起我，沒什麼丟人的，一定不是到處哭哭啼啼，鼻涕一把淚一把，呼天搶地下跪上訪那種。」

他們一遍遍告訴我：小胳膊擰不過大腿

李寧是超生的孩子。她父親在當地醫院做廚師，有編制。為了躲避獨生子女政策帶來的懲罰，母親在吉林偷偷生下了她。她跟着母親姓李，被寄養在鄉下的外公外婆家，直到7歲才被父母接回龍口市。

母親在市場盤下兩間店鋪，賣窗簾、手錶和皮具，生意紅火，家裏還蓋了當地最早的二層洋樓。18歲，李寧考上北京一所大專學校的空乘專業。畢業後順利應聘萬科集團。當時萬科承接了建設部物業項目，李寧被派去建設部做會議服務。

那時母親已開始上訪，她執意不讓女兒踏足上訪者的世界，在北京遠郊租了個小屋子，鐵皮房，只有一個煤氣罐和一些鍋，後來李寧工作了，才給她添置了電磁爐。八年上訪的坎坷讓母親神經緊繃，李寧見她時，都得把手機關機；有次晚上去看她，還被她罵了一頓，說很危險。

2009年6月28日，李寧見了母親最後一面，那天是她生日，母女倆還吃了海鮮。

母親在2001年和當地市場發展管理局在房屋租賃上產生糾紛。處理糾紛期間，被管理局鎖上的店鋪卻丟失了大量貨物。母親便於2002年開始上訪。管理局曾與她和解過，答應賠償68萬。他們先賠了48萬，剩下20萬分期支付，前提是不再上訪。想資助李寧出國深造的母親急着要回剩下的錢，索債未果後，又開始上訪。

去北京，被帶回；又去北京，又被帶回；一件原本可以妥善處置的小事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直到2009年9月3日，母親被當地從北京抓回龍口，和外界失去了聯繫。一個月後，家人被告知李寧的母親上吊自殺，隨後被安排見遺體，身邊圍滿了警察、武警和政府人員。母親的儀容已經被整理過，還穿上了壽衣。在強烈抗議後，家人脱掉她的壽衣，看到滿身青黑的傷痕。維穩機器迅速啟動運轉着，每個在當地機關事業單位工作的親屬，都被工作組迅速公關，「穩定情緒」。

李寧是唯一的例外。

2009年10月3日，李寧收到母親病危的通知，迅速回到山東，剛下飛機，收到小姨李淑芬的短信：「這是圈套，立馬返京。」當時龍口市的警察已在機場等她了。她躲進廁所裏，給工作單位打電話求助。對方一個隔間一個隔間地找，把李寧拖出廁所，帶回龍口。

當夜，叔叔騎着電動車，趁亂把李寧送出政府安排的東萊賓館。他們穿過麥杆地，走小道，身後是鳴笛的警車。叔叔把她放在馬路邊，她就在馬路旁的水溝裏躲着，給朋友打電話求救，隨後拔掉電話卡。

李寧站在路邊等待朋友，聽見警車的聲音，就跑回馬路下的水溝裏躲着，來來回回，直到朋友接上她，將她送到臨近的蓬萊市。李寧打算坐船去外地，繞開龍口回北京，結果晚上不開船。他們又從蓬萊去了威海市火車站，卻發現火車站大門緊閉。聽聞事情原委的司機，避開高速，兜兜轉轉，把李寧送到了河北衡水。她從那裏上了大巴，凌晨回到了北京。

「第一天我就知道，哭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坐在北京一家咖啡館，李寧說起八年前的事，總是笑個不停。熟悉她的一個朋友卻說，事情剛發生時，她遠沒有這麼淡定，「吃飯的時候就一直哭一直哭。」

事情最初看起來有過那麼一絲希望，如果現實能像戲文一樣的話——蒙冤的少女逃到北京告狀，青天過問，魑魅魍魎立刻受首伏法——4號回到北京後，李寧照常上班，遇上了中秋假期加班的時任建設部部長姜偉新。姜偉新聽了她的遭遇，幫她組織了一個洽談會，參會的除了建設部的官員，龍口市也派了一個工作小組過來。李寧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全，部長秘書安慰她，雖然這不是他們管轄範圍，但他們會竭盡全力幫她，她的生命安全是可以保證的。李寧便鼓起勇氣，對着一會議室的官員講述自己的經歷。

但美好的戲文戛然而止。李寧被萬科迅速調離建設部，調去遠郊昌平工作，相繼做過保安、保潔、客服……上訪榨乾了李寧身上最後一點力氣。在萬科工作三年，李寧把能請的假全部請了，為了上訪多次缺勤，每個月只能拿到不足兩千元的工資。後來，父親和哥哥也逃到北京，怕被龍口駐京的人發現，不敢打工，連門都不敢出。三口人在北京生活的重擔，全都壓在了李寧身上。

龍口政府工作組總是來北京找她，給她做「思想工作」，說她母親做過什麼壞事。李寧只能一個勁兒地辯解，我媽媽是好人。「就是特別幼稚。」李寧回憶道。

對方許諾她很多條件，要給她買新出的蘋果手機，要給她介紹大老闆，把她安排到龍口最大的企業工作，還能提供出國機會，有時還會勸她「小胳膊擰不過大腿」、「想想自己的生活」。

「小胳膊擰不過粗大腿」，這句話印象太深刻了，工作組的官員對她這麼說，警察也對她這麼說。

那時的李寧只能告訴自己冷靜，別中圈套。「我就是在這樣的一個環境裏，去抗爭、去學習他們的談判技巧、學習他們怎樣對待我這樣的人。」

如果我們抗爭，我們就可以有空隙

被抓，被打，再控告那些抓她打她的人，李寧的八年一直纏繞在司法程序裏。這個以前見到警察就會發抖的女孩，現在對於被送進局子裏，已覺得稀鬆平常了。

李寧的武器只有兩個：一張嘴和微博。她自學了法律，有時就在家看網絡課程，「打仗」時，她還會掏出手機，搜出法條，指着屏幕，一句一句地念出來。

採訪中，李寧提到了「死亡」和「解脱」：「其實我有的時候就感覺，你就把我弄死，我還能解脱了，我就不用在人世間遭受這樣的痛苦了。如果說人間給不了我正義的話，我上陰間去找閻王。」

有時候無望到了絕望，她甚至覺得自己「變態」，自己掐自己、打自己，甚至想像電警棍落在身上，到底能痛成什麼樣。這八年過得痛苦，但李寧說，如果再來一次，還是會做出同樣的選擇：「我感覺我這一生啊，做這個選擇是最正確的。」

這些痛苦不是沒有回報。隨着李寧不懈的堅持，母親的案件也漸漸清晰起來。要知道，2010年李寧去最高檢上訪，才知道有兩個人與母親的死亡有關，已經被抓了。直到3年後，她和律師看到了卷宗，才知道毆打她母親的是三個保安（包括2010年被抓的兩人），已經在2010年以「故意傷害致人輕傷」的罪名被審判了，但李寧和家人沒有收到任何來自官方的通知。此外，三名指使此事的街道辦官員僅僅被免職，沒有被追訴。

2014年，三名涉案官員終於被提起公訴，罪名是「涉嫌故意傷害」，但李寧和律師們不滿意：三名官員的罪名應該是「非法拘禁」、「濫用職權」和「故意傷害（殺人）」，而且還有一名官員逍遙法外，甚至升任了龍口市宣傳部副部長。

3名作為打手的保安和4名指使的官員——一個也不能少。

李寧後來在卷宗裏看到4名官員的照片，黑白的，印在紙上模糊又陌生。她甚至都不知道該不該恨他們。「我就是讓他們知道，就是打死人要是付出代價的。」她說：「我一直告一直告，我想他們如果進入牢獄的時候，會在內心深處有一絲懺悔。」

見過很多刑案當事人的王萬瓊覺得，李寧這樣的當事人難能可貴，「有些事情確實需要有底線、有原則，是吧？中國人這樣的人太少，所以說她們的抗爭就變得很有意義。 」

2017年，涉案的龍口市宣傳部副部長被檢察院審查起訴，另外三位涉事官員罪名變更為非法拘禁罪——外界都將這視為此案的轉折。「這才剛剛開始。」李寧告訴我。

我想起了我們第一天見面，那是2018年1月9日。李寧和李淑芬為了律師閲卷的事情，又一次輾轉龍口、蓬萊和濟南。她們剛結束一天的行程，我們在一家飯館坐下，聊起這八年的坎坷和痛苦。

「必須要抗爭。」李淑芬舉起右手，捏成拳頭向下壓，說：「這就是他們，他們一直在向下壓。」她又舉起左手，作出一個從拳頭底下抽逃的動作：「如果我們抗爭，我們就可以有空隙，但如果沒有抗爭，」她收起那隻逃走的左手，拳頭嘭地一聲落在桌上：「那就什麼都沒有了。」

（本文由端傳媒與NGOCN聲音計劃聯合出品，首發於端傳媒，對原文略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