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政治学家高敬文：中国注定走向民主，但不要低估党国体制适应能力

对于从事现当代中国研究的学者来说，香港可以说是一块“福地”：这里距离中国大陆足够近，是近距离观察这个东方神秘巨人的前哨站；但同时又距离北京足够远，即便在九七之后、尤其是2008年之后日渐逼压的气氛中，学者们仍然能相对自由地收集资料和发表研究成果。更不必说，在两岸四地乃至辐射东北亚和东南亚的格局中，香港始终处于信息和人员交汇的枢纽地位。

在这种格局下，法国政治学家、汉学家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找到了自己的天地。自1974年开始学习中文后，他在1976年到1977年间先后去了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正逢毛泽东、蒋介石等政治强人相继辞世，两岸都酝酿着新的变局，从此他和远东结下不解之缘。从1994到1998年，高敬文负责建立并主持法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CEFC）台北分部，随后在1998到2003年间，回到香港担任该研究中心主任，同时主持中心季刊《神州展望》（China Perspectives）；2003年以来，他成为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研究员；自2007年起，又赴香港浸会大学担任政治学系主任。

或许是出于“台湾女婿”的缘故，讲一口台式温良国语的高敬文，曾在1990年代开始更多关注台湾政治体制和两岸关系，但最近十年间，他的学术研究重点明显更加转向中国大陆和更加宏观的论题，先后出版了《中国的国际政策》（2010）和《中国政治制度：迈向一种新的威权均衡》（2014）。而今年4月出版的法文专著的《中国的未来：民主或专制》（Demain la Chine： Démoratie ou Dictature，中文版将于2018年末在台湾出版）则将重点放在了习近平执政之后的政治/社会演进。

《中国的未来：民主或专制》（Demain la Chine： Démoratice ou Dictature）

作者：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

出版日期：2018年4月

出版社：Gallimard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新著延续了一个“古老”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在冷战之后，政治学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断言“历史终结”却最终落空，在这一教训之下，中外严谨学者们对这种宏大叙事越来越持谨慎和怀疑态度，他们开始意识到，即便未必能断言“中国问题”已经全然跳脱政治学一般规律，但至少，相对于苏联解体之后的乐观情绪，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已经超乎人们想像。

但或许正因这一问题充满魅惑，不断吸引着学者们以学术声誉为赌注，冒着落空风险，做出一次次预言式的判断。高敬文以英文世界此前的同主题著作为理论假想敌，特别点出了早至福山、章家敦、黎安友（Andrew Nathan）、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和裴敏欣等人近年来的论述——这些人的共同之处在于，无论着眼点是意识形态还是具体政策，都断言中共党国体制难以为继，正在走向衰落、甚至崩溃。

然而高敬文质疑的问题是——中国体制真的处于危机之中吗？在他看来，上述悲观论者指出的经济减速、政治僵化、腐败丛生等弊端，北京并非不知情，但运用政治、行政、司法和经济等各方调整措施，至少到目前为止成功应对了危机，并且逐步改造官方意识形态以适应经济发展，使得一党体制免于遭受挑战。在全球民主力量相对衰弱的背景下，中共还进一步展现出自我调整、并长期掌控局势的能力，同时让大部分的社会阶层认可其垄断政治权力的合理性。

在2014年的著作《中国政治制度》中，高敬文提出“新的威权均衡”概念，而在新著作中，他重申了这一概念，并将其作为理解当下中国的框架，同时为它限定了一个时间范围：在未来二三十年期间，这种均衡态势可能将一直维持。即便这一体制此后趋向放松，仍将很大程度上带有“威权的、精英的、父权的、帝国的”色彩。他多次重申上述四项特征，并悲观地警告，中国的民主转型很可能是迟缓、混乱且不完整的，伴随着改革力量的失败尝试、保守力量回潮甚至危及国家统一时军方出手干预的可能性。和许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研究者的乐观期待相反，在高敬文眼中，经济全球化未必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扮演积极角色，中国与外部世界在经济和外交上的相互依存，反而可能会削弱转型力量和外部不稳定因素的生成。

但与此同时，高敬文的研究也绝非为“中国何以成功崛起”而背书。在信念层面，他甚至用笃定的语气写下：“很显然的是，中国的体制并不比苏联、朝鲜或台湾威权体制更加永恒不朽。”“长远来看，这一体制毫无疑问注定要让位于另一种体制，中共注定要么消失，要么转型，在一个更为开放的体制下同其他政治力量角逐权力。”

也正是从这一信念出发，在诸种理论驳难之后，他最终选择重新同黎安友、沈大伟和裴敏欣等人站在同一阵营，从捍卫民主体制为出发点，共同面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抱“绝望”之心，行“希望”之事，或许正是这位“两岸通”学者的信念、理论和现实感相结合的底色。

端传媒专访了高敬文，以下是访谈摘要：

中共的“适应能力”会有极限吗？

端传媒（以下简称端）：您近年来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的著作，包括对宏观政治体制和对外政策的介绍，今年的新著又涉及到中国的未来是“民主还是专制”这个经典问题。从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您对中国的看法有没有发生什么改变？

高敬文（以下简称高）：应该说没有特别大的改变。习近平上台以来致力于集中权力，中国往更加威权主义的方向发展，中共对社会的控制程度更强，这和我当初的预想基本一致。

但我想中共也没有其他选择，一方面，它必须巩固自己的专政，如果不改善、调整治理模式，它没有办法维持下去；但另一方面，如果政治制度上实行开放，它又必须朝民主化方向发展，很难开放到一半停下来。所以，要么强化威权主义，要么进行民主化改革，除此之外没有第三条道路，我想中共领导人很清楚这种选择的困难程度，但目前看来他们选择了前一种。

不过，他们巩固专政的方法很聪明，一方面继续发展经济，另一方面更加细密地“维稳”，打压要求民主化的力量，例如现在正在建立的社会信用体系，我想这也是为了应对中国的城市化带来的挑战。目前，中国人口的城市化比例已经高达约60%，而且还在继续增长。如果有70%的中国人住在城市里，会对稳定造成更大的挑战，因为对现状不满的人会更容易组织起来进行抗议，当局对此特别担心，所以要提早进行准备。

端：您在书中多次强调一个概念，就是中共的“适应能力”（capacité d’adaptation），您如何定义这种能力？它在哪些方面展现出来？

高：这种适应能力的首要方面，是适应新的经济环境，原有的计划经济模式无法继续维持下去，现在所谓的“五年计划”是指导性、而不是命令性的。在这个大方向下，市场和私营企业发展得很快。

其次，政府的运作方式也发生了相应转变。到目前为止，中国还不能称之为是一个“服务型政府”（尤其对普通老百姓而言），但在相当程度上，中国政府的确是在为那些有能力赚钱、创新并推动经济增长的人进行服务。

事实上，如果我们以40年（1978-2018）为长周期来看，中共的适应和调整能力是很可观的，很多方面已经完全不一样。和40年前相比，政府部门已经公开得多，但党务系统很大程度上仍然缺乏透明度。比如在针对高级官员的腐败案件中，我们没有办法通过独立来源核实涉案金额的可靠性。

端：这种适应能力会有极限吗？

高：当然会有。我在书中用了一个概念——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同样也使用了，就是 atrophy（法语为 atrophie，沈大伟著作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被译为《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试》，但 atrophy 或 atrophie 还包含“衰老”、“萎缩”或“损耗”之意——编者注）。

第一个表现是意识形态的弱点。官方理论——从马列主义到习近平思想——和民间的距离越来越大，虽然现在中国官方重新大力弘扬马列主义，但谁会真正去看马克思、列宁的著作？而且另一方面，指导思想的内容越来越空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很难说有一个官方的明确定义，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更是如此。

第二个方面是反腐败。虽然习近平上台以后大张旗鼓地反腐败，一度遏制了公款消费和境外旅游，但我们已经看到这种运动后继乏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澳门赌场，此前从2013到2015年，的确去澳门赌场的人数骤降，但我观察到最近几年又开始慢慢回升。另外一个导致反腐败成效有限的因素，是政治权力和发财机会密切联系在一起。我不否认有些人是白手起家创业成功，但同时高层领导及其家族也的确凭借优势地位大发横财，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为什么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迟迟无法建立，这就是最直接的原因。

另外一个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方面，是中国高层政治中女性地位之低，她们的角色可以说几乎等于零。在经商、科研等领域，很多中国女性都取得了成功。但在十九大之后产生的25名政治局委员中，只有一名女性（孙春兰），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装点门面的考虑，实际权力比重并不相符。从这一点上，当代中国政治在男女平等问题上的保守程度甚至超过了毛泽东时代，回到了更低的水平。当然，我并不是说毛泽东时代的男女平等是真实的，但今天在某些方面甚至更加退步。

最后一个方面，是中国社会的民主思潮目前影响很有限，但长期来看还会继续发展。相比1989年天安门事件时，现在民主思想的影响其实要大得多。六四前夕的青年学生对民主有美好的梦想，但其实并不了解民主本身，看法很模糊，有很多幻想，而现在不太一样，真正了解民主政治的人当然还是少数，但也比当年多得多。

中国社会关系紧张的源头是什么？

端：您在书中提到城市化是可能导致中国社会内部紧张加剧的原因之一。但我们也看到，2017年底以来北京发起针对“低端人口”的驱逐行动，显示出当局可能会用强力方式来控制城市化的走向，但即便手段粗暴，似乎也并没有激起大范围的反对。

高：没错，对于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大城市，可能是中产阶级的天堂，但当局不能完全把民工赶出去，因为不管哪个城市，都需要民工提供服务，所以当局会尽量保持平衡，既控制大城市的人口数量，同时维持基本服务来保持稳定。

从北京大兴火灾后续来看，社会事实上有一定反弹，可是反应有限。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很有趣的现象：一方面这些民工显示出逆来顺受、听天由命（fatalism）的一面，他们没有别的办法；但另一方面，值得关注的是中产阶级这次有新的反应。我之前在写书时认为，中国中产阶级通常比较自私，不关心民工群体，希望民工走人，但这次大兴事件发生后，出现了一些社会团结迹象，中产阶级对民工发出支持声音，认为北京市政府太过分了，虽然这种批评声音来自于很少数人，却是一个新现象，值得观察。

端：您提到另一个可能导致社会压力加剧的因素是不公平的状况，尤其是收入和社会地位差距。对于法国学者来说，这种不公平很难忍受，可是中国社会却似乎更容易接受这种不公平？

高：的确，和法国相比，中国社会更像美国的情况，人们更容易接受社会地位差距。但我的看法是，中国人可以接受“差距”，但不能接受“不公平”。比如政府做一个决策，让一些人受益，另一些人受损，马上就会有反应，会激发怨恨，他们对这个很敏感，但是对社会经济地位差距不敏感。看到别人发财致富，中国人比较容易接受；相反，法国人不喜欢看到别人发财，别人发财了马上会想办法征税、或者施加舆论压力等方法。而在中国，富人更像是一个榜样，会激发更多的竞争精神。

但是，当社会差距变太大时同样会出现问题，一个例子就是当下中国社会的房价问题。早先在体制中占据一席之地的人，包括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可以通过单位补贴得到好处，而现在大多数的中国年轻人，如果父母没有钱的话，凭自己能力买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在这一点上，中国政府的作为不够，比如廉租房开发得太少，进展太慢，因为地方政府从这些项目中得不到好处、赚不到钱。这种差距持续下去，会起到阶层分化的效果。

端：这就涉及到您在书中提到的第三个紧张来源——对政府的期待。您觉得中国人对政府有很高期待吗？或者说，和欧美福利国家相比，中国人似乎习惯了政府提供一个相对较低水准的公共服务？

高：是的，中国人的处世观念很务实：如果他们知道廉租房数目有限，就会想更多的办法动员其他社会资源，例如向亲戚朋友借钱去买商品房，而不去问责政府为什么不盖更多廉租房；如果农民工觉得城市生活无论如何都比留在乡下好，那么他们愿意花更高价格去购买教育和医疗资源——虽然往往不能如愿——但很少要求政府提供平等待遇。虽然很多人不满意，但总体上还是“听天由命”更多，很少有比如民工组织起来向政府施加压力的事情。

Is Democracy Dying？

端：近年来在欧美——包括在法国，民主的运作遭遇很多问题，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就是民粹主义的兴起，这会影响一部分中国人对民主体制形成正面看法吗？

高：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书里的结论也谈到这个问题。目前民主政治遭遇很大的危机，这一点毫无疑问。危机的原因很复杂，一方面西方国家的政府不敢做重大决策，福利社会模式面临危机，同时全球化导致社会差距加大。民粹主义当然是民主政治的负面因素，但在我看来，民粹主义并没有走到建立专政、挑战民主制度的地步。

民主制度的弱点和目前现状，给中国和其他威权国家提供了机遇。中国正在利用这次危机，第一保卫自己的制度，第二输出自己的模式。虽然中国否认这一点，但事实上正在将“中国模式”作为一个解决方案输出，试图影响其他国家，所以现在仍然存在着一场意识形态竞争，甚至是战争。

但这一波民粹主义浪潮不会永远持续，十年后的情形肯定和今天又有所不同。就目前而言，继续深入发展和巩固民主，是应对民粹主义的唯一办法。

端：您在书中直接使用了一个法国政治语境中的词汇——lepeniste，指的是法国极右翼政治人物勒庞家族的支持者。这让人想到在2017年法国大选中，很多旅法华人、甚至中国国内很多人倾向或者支持勒庞（Marine Le Pen），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高：这种现象并不意外，但目前还没有人深入研究华人/华侨的政治行为这个问题。
Lepeniste 这个群体的基本特征是强调安全高于自由，并且对外来移民（在中国语境中则是针对民工）持歧视态度。

事实上不管在中国、法国、还是在非洲，这个群体的模式都是类似的，都强调自身的安全，例如前几年在巴黎北郊 Aubervilliers 被杀害的张朝林案件后，很多中国人出来游行，抱怨治安状况，要求改善安全。我完全可以理解这种诉求，但同时应当看到，这种诉求是和中国人对黑人及阿拉伯人的歧视是重叠的，认为法国的“外国人”太多，应该进行限制，但却忽视了自己也是“外国人”的事实，只不过在法国的中国人比较听话守规矩而已。

端：但中国人会认为，自己是比较守规矩的少数族裔，所以即便勒庞上台也不会拿中国人怎么样。

高：是的，而且极右翼也在有意识地利用这一点，想利用华人的这种心态来拉票。比如老勒庞（Jean-Marie Le Pen）曾经多次去一战华工墓地祭拜。

中国人比较保守，他们要赚钱，要求治安保障，不想要“乱七八糟”的人，相对左派来说，他们对治安问题特别不宽容；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大部分中国人支持死刑（当然今天虽然欧盟成员国已经废除死刑，但很多法国右派仍然支持死刑）。这种对“法律和秩序”的重视，和很多旅美华人给川普投票的逻辑是类似的。

端：川普上台及其一系列政策，对中美关系和欧美关系同时形成挑战。从政治角度来看，您如何评估这一事件对民主体制的影响？

高：川普的上台，是美国民主衰落的结果——自由主义的精英和普通民众的距离太大，很多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准下降。当然一方面是因为全球化的关系，另一方面是美国的金融资本占据主导地位，华尔街掌控了这一体系，工业资本被边缘化，很多工厂从美国迁出，搬到中国大陆或者东南亚国家。虽然美国本土还保留一些制造业，例如航空航天等和国防相关的产业仍然有较高水准，但相比德国等竞争对手，许多产业缺乏创新、因此缺乏竞争力。

我当然希望美国的民主能保持并改善，但是接下来具体走向很难说，不是每一个民主体制都注定成功，也有可能会失败。

但是另一方面，应当看到，20年前整个拉丁美洲基本都是独裁国家，而今天除了个别几个国家（如古巴）以外，大部分都是民主体制国家，当然其中并不是没有问题，有些国家腐败严重，但毕竟民主制度建立起来了，而且得到民众拥护。

端：这就涉及到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的体制演化进程会随着所谓“第三波”或“第四波”的浪潮共振，还是它太特殊了，独自成为一个世界，必须得单独对待？

高：其实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历程，不能轻易比较。但我依然认为，从长期来看，中国会走上民主化道路，有两个原因，一是东亚传统的儒家思想和民主化没有根本矛盾，台湾、韩国、日本都是例子；二是随着中产阶级教育水准的提高，民众的期待也随之变化，他们要知道政府怎么使用税收，这个逻辑最后会导向类似当年美国独立战争时的“无代表，不纳税”——当然现在还没有到这个程度。

中共适应能力也会在这个方面体现出来，它会给新的社会精英（如企业家）一点空间，通过人大、政协等渠道让他们说话，听取他们的意见——当然大部分情况下是假装听取意见。但同时应当看到，虽然目前这种议事渠道被新贵阶层充斥（例如政协），他们还是严重依赖政府，小心翼翼不挑战中共的领导，但是毕竟形成了一种经济力量，并且获得了一定的谈判能力，当局不能完全忽视。

习近平的梦想是“新国父”？

端：您的书中多次用 paranoia（偏执狂）来形容习近平的执政风格，您真觉得这是一种和他个人经历相关的心理甚至病理现象，还是中共高层现阶段的一种执政思路？

高：主要是制度的问题。当然习本人有自己的偏执的一面，比如反腐败运动，主要是从巩固个人权力角度出发，但这种反腐败运动激起反弹，在政坛高层制造出很多敌人，从薄熙来、令计划一直到郭伯雄、徐才厚，这又迫使他一步步加大力度，以保证自己的安全。

我之所以用这个词，主要是基于一种可笑的矛盾，即中国政府一方面已经将社会控制得很严密，但另一方面还是有巨大的恐惧，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一种偏执狂式的做法。

我对这种偏执狂提出的解释，是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很大，相对而言党的能力有限，因此发展出一套“维稳”措施来保证稳定，最新的发展则是建立了“社会信用体系”进行控制。

端：从这次修宪来看，您认为习会在多长时间内把持权力？

高：我认为会到2033年，因为目前半官方的说法是到2028年，也就是比原定多一个任期。官方的说法是，即便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也不意味着终身制，但我认为他可能会一直做到2033年，也就是他八十岁的时候。我觉得他的梦想，是成为一个新的“国父”。

但这种预测是以他身体始终保持健康为前提的，毕竟现在他的健康状况很不透明，如果出现癌症等重大疾病，当然要提前指定接班人。他表面会采用党内协商酝酿的形式，但最终还是由他自己指定，不会用什么党内民主的方式。

另外，我所谓的2033年退休，其实确切说应该是“半退休”，就像当年邓小平的做法一样，仍然对政策保留极大的影响力，扮演垂帘听政的太上皇角色。虽然目前来看陈敏尔似乎是他的政治接班人，但如果真的要到2033年时，陈也有73岁，因此还存在很多变数。

端：您在书中还使用了一个词——Nomenklatura，这个词原来指前苏联的官僚集团，您现在借用这个词来分析中国的官僚集团，那么官僚集团在中苏两国有什么异同？

高：相似之处在于二者选拔晋升的方式，都是上级提拔下级，上级的“组织部门”对候选人进行政绩考察，交给高层领导人来做决定，没有什么民主选举的因素，在这一点上是一样的。

但对于今天的中国官僚集团来说，他们和苏联时代最大的不一样，是他们现在很有钱（笑）。苏联官僚集团虽然也享受很多特权，但当年毕竟是计划经济体制，经济总量规模有限。而中国的官僚集团虽然自己不能下海经商，但家人很多都在经商。“巴拿马文件”、纽约时报、彭博社都披露了最高层的状况，在这种示范效应下，整个集团都上行下效，虽然广大中层官僚不可能攫取天文数字的利益，但操作模式是类似的。可以说，他们在经济转轨期间最大程度地得到了两种体制所能提供的好处。

中国未来将走向民主化吗？

端：所谓的“党内民主制”，会是一条可能的转型出路吗？

高：中共的问题是，从创立一直到现在都保持着某种秘密会社的作风。很多决策是完全不公开、不透明的，不要说普通公民，就是一般的党员都完全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2007年胡锦涛曾经提出发展党内民主，但到2012年卸任为止并没有取得太大进展，到习近平上台之后就没人再谈了，没取得任何结果。

在我看来，一党制和民主化之间存在根本对立。也许最终会证明我错了，但目前看来，二者之间存在深刻矛盾，（在中国）Party 和 State 二者没法分开。

可能有些人曾经对党内民主化抱有希望，但他们很快就面临了激烈的矛盾。因为如果涉及到党内信息公开，会涉及到很多决策过程、选举过程、以及领导成员的财产状况，这会带来很大的风险和挑战。

当然，不排除习近平在加强控制之后，会采取一些“放”的措施，但这仍然是统治手段，而不会导致中国走向民主化。1986-1987年那时曾经有过这样的历史机会，但天安门事件改变了一切。从那之后我就很悲观了。不光是邓小平，而且是共产党领导集体的大部分人对苏联解体的教训都感到恐惧。要维持一党专政体制，就得一方面加强调整的能力，另一方面继续打压异议者。

虽然福山的论断曾经被人嘲笑，但他的一些理论还是有道理，比如他说如果没有“民主人士”就不会有“民主化”，精英群体的角色很重要，不光是要支持民主，而且要有实际行动，否则不会有民主化，目前中国也有这种人，例如许志永，但还是少数，而且被打压得很厉害。

端：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虽然体制的本质没有变化，但普遍的感觉是控制正在松弛，所以有所谓“后极权主义”的说法，但是到习近平主政之后，党对社会的控制重新收紧。但问题是，到目前为止，这种收紧似乎也一样可以行得通，并没有激发强烈反弹。

高：我写书时尽量试图超越习近平执政的时代因素，虽然并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退休。但从局外旁观者来看，中共如果想保持一党专政制度，必须懂得“放”和“收”两手，这也是中共领导人此前一直用于保持稳定、改善治理的方法。

现在看来，到2008年是胡锦涛时代“放”的一个高峰，虽然《零八宪章》一出来就受到严厉打压，但在当年这样一份声明能问世，本身就表明有一定空间。而现在绝无这种可能。

我的结论其实比较乐观，还是认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会成功。尤其是，中国人最终会在多大程度上，愿意被一个秘密会社式的政党所领导，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问号。

香港的选举模式和大陆选村长是一样的

端：您长期在浸会大学任教，对来香港的大陆学生有什么观感？

高：因为我是政治学系主任，所以接触到的内地学生也多是这个领域的。我个人觉得大概分为两种非常不同的类型：一种学生之所以来香港读政治学，是因为他们知道在内地很难做真正的政治学研究，只能做公共管理、行政管理这些领域，所以这部分学生比较有独立意见；而另外一种来香港读书的内地学生，则是有钱家庭的孩子，这种人对政治没有兴趣。他们之所以来香港，主要是为了留够年头然后拿身份证。

端：以您在香港的实地观察，如何评价雨伞运动的成功和失败之处？

高：应该说是失败了，因为没有取得什么直接的成就。北京对香港普选的既定政策没有改变。按照目前的选举模式，本质上和中国大陆选举村长是一样的：由党支部酝酿提名候选人，然后村民进行投票。

但与此同时，我觉得这场运动也有成功之处：香港人的政治热情被激发出来，公开的政治辩论范围扩展，人们更倾向于公开地表达想法。但目前北京夸大了“港独”运动的影响力，并将其作为打压民主言论的一个理由。

端：一方面“港独”的影响力被刻意夸大，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的确看到六四纪念问题上，香港人的热情在下降，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高：是的，现在在不同代际间存在一种意见分裂。老一辈的人仍然坚持关注大陆民主化，要求平反六四，但很多香港年轻人已经对大陆民主化没有兴趣，他们更关注如何改善香港的政治制度，推动本地进一步民主化，但香港政治的走向，很大程度是由北京中央政府决定的，我们对此不能太乐观。

但至少，香港年轻人可以捍卫自己的自由，保持公民社会的独立，我认为这应该是当下最重要的目标。在这方面我倒不是太悲观。因为香港的公民社会很强韧，非政府组织很多，不管是和政治或者和教会有关，不可能被统统取消掉。

无论如何，香港将继续会是全中国最自由的地方，也会持续影响中国的政治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