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东手记：鸭绿江边，谁在等待？

愁城

丹东，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与朝鲜新义州隔江相望。从丹东火车站往东，经过曾经繁華的老商业区六道口，再穿过一条鸭绿江的支流，市中心的朝韩风味餐馆逐渐变成了连片的烧烤餐厅，人们露天围坐着喝酒，架着火炉吃烤羊腿。

这里叫振安区，丹东的大大小小工厂曾经连成一片。“绸一厂、绸二厂、绸三厂、丝绸纺织厂、卷丝厂、塑料厂、电器厂、钢笔厂、造纸厂……”听我说要去振安，开出租车的马师傅先是惊讶——“工厂早就没了，为什么要看这些？”然后，他开始列举繁盛时期丹东大大小小的工厂。

丹东中年人的记忆中，那是1980年代，丹东的黄金年代。今天以炒房而闻名的丹东，那时是东北少有的发达轻工业城市。“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主要是消费品不足”，从政府档案部门退休，钻研丹东文史的迟立安说。“那时候工厂都开足马力生产，能生产多少，就能卖多少。”

丹东本地最有名的产品，是柞蚕丝丝绸。南方的桑蚕吃桑叶，这里的蚕种不同，吃柞树叶。产出的丝绸韧性高，耐用，声名在外。

1980年代，丹东对面的朝鲜，因为苏联援助，经济远没有今天拮据。居住在日本的朝鲜侨胞往国内寄最新款的日本电器，丹东这边的朝鲜族边民就到朝鲜去收购，再从对面背回来。这些物美价廉的原装日本电器，成为许多丹东家庭的标准配置。

但玫瑰色的日子不长不久，1990年之后，朝鲜随着苏联援助中断而陷入经济困难的同时，丹东的轻工业也顶不住南方产品的竞争压力走上了下坡路。柞蚕丝更韧、更耐用，但人们它嫌不够精细，更嫌穿着容易起皱、缩水，容易留水渍汗渍，南方丝绸潮水般涌来，老国营绸厂一家接一家转行做工业用丝和其他纺织品。

马师傅曾经在厂子里当机械工，前后做了差不多十年。“那时候稳定，天天都有班上，工资虽然不高，但看病方便。”到了1990年代，他也下岗了。“你知道最后多惨吗？后来丝绸厂都不做丝绸了，全部做搓澡巾了，”他双手脱开方向盘，做出来回搓背的姿势：“搓澡巾你知道吧？”

搓澡巾的故事不知是不是民间传说。然而就算这样，大部分工厂还是倒了，一家家倒了。绸一厂的厂房和宿舍区，原先在振安的珍珠街北边，先是转手私人经营，然后变成了一座座楼盘。所剩无几的几座包豪斯风格的旧厂房，现在是一座社区农贸市场。附近零星的棚户宿舍区，正在陆续拆迁。

“年轻人留在丹东就只能开滴滴或者送外卖，怎么办？找不到其他活儿啊！”马师傅说。在丹东，普通职工的收入，现在大概是每月两三千元人民币上下。

在东北，并非只有丹东一座愁城。抚顺、阜新、双鸭山这些因矿脉衰竭而陷入重重危机的资源型城市，处境要更加糟糕。相比之下，根据2016年的数据，丹东虽然有接近60％的收入来源于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输血，债务水平却在辽宁属于低位。何况对丹东人来说，靠近朝鲜，总有些盼头——2000年以来，中朝贸易呈现总体上升趋势，而其中大部分都经过丹东。

“等朝鲜吧，朝鲜这次应该会改革开放的。”马师傅开了十多年出租车，觉得经济好转的日子要来了。

港区

1990年代的丹东赶上了下岗潮，也赶上了对外开放。丹东本来只有一座鸭绿江边的“浪头港”。1988年，就在轻工业滑坡的前夜，丹东在下辖的鸭绿江口的东沟县建起了一座海港，其后，东沟县更名“东港市”，作为县级市，由丹东代管。

从丹东往东港，要一路往南开接近四十公里，先是经过丹东新区，然后擦过江口的“黄金坪”——在这里，中朝边境不再是市区那边的“一江之隔”，而是只隔着两道边防的铁丝网。近在咫尺的距离便是种植玉米和水稻的朝鲜农人。铁丝网对面是一块本来打算用作边境特区的朝鲜土地，几年过去，仍然是耕地。一路上有不少边民贸易的小口岸，空气中夹杂着腥臭的味道——水产贸易对朝鲜格外重要，大货车在这些小口岸上来来往往，把朝鲜的渔获运到中国。

丹东港在东港市最南边的新区——大东港开发区。经过数年的开发，卫星地图上的丹东港已经从黄海里抢出了一块长十公里，宽三到五公里的港区——这几乎是是大半个北京东城区的面积。但港区周边仍然有些荒芜。港区门口是一家倒闭的夜总会，一尊仿制的纽约自由女神矗在大门上。旁边还在营业的大酒店孤零零的，门口立着块“江海第一楼”的石碑。

从中国的海岸线从东往西，从南往北，丹东港是最东也最北的海港。2010年开始，丹东港经历了极速的扩建发展。民营企业“丹东港集团”得到了市政府的大力支持，甚至成立了“以港兴市工作领导小组”。港区的吞吐能力从5000万吨级一路上升到亿吨级。按照官方的解释，这座港口充满了机遇——“丹东港是我国东北东部地区的出海大通道，是连接俄罗斯、蒙古、韩国、日本最便捷的物流大通道。”

在东港，曾经的经济顶梁柱也是轻工业——许多日用品工厂的产品通过港口远销韩国。后来，和丹东的其他制造业一样，本地的工厂也被南方的产品打垮。现在，丹东港经手的货物包括了朝鲜的自然资源、矿石、水产，东北的粮食、农产品、钢铁和汽车。

然而，急速发展的丹东港，从2017年开始陷入重重危机。随着大规模建设留下的大量债务开始到期，而新融资又变得困难，媒体上充满了丹东港的债务违约消息。港口的部分资产被冻结。“今年稍微好些了”，据东港本地人说，过去几个月，他们多次听说丹东港拖欠港区工人的工资。

对于这个2005年开始大规模扩张，在近两年陷入债务违约危机的港口，东港人的说法彼此不一。有些人觉得，政府再怎么说也会帮助解决债务问题，毕竟丹东港是市里的纳税大户，怎么着政府都没法允许这家企业彻底陷入危机——近在2017年初，政府还鼓励“银行机构要急企业所急，想企业所想，支持港口发展就是支持丹东市经济发展”。

而远在丹东市区的人更对港口的发展充满了乐观心态。“港口的生意怎么可能差呢？”

在丹东还有这样一种说法，丹东港的债务，源于政治风险爆发后银行拒绝继续贷款。丹东港的法人代表王文良，曾经是辽宁省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2016年，辽宁官场爆出规模巨大的贿选案，王文良名列其中。贿选案之后，之前的贷款开始到期，银行则甚少批出新的贷款，丹东港开始爆出债务问题，而王则不再公开露面。

如果没有贿选案，丹东港会否继续获得贷款，继续盈利？然而事到如今，很多东西都难以假设了。

“今年春节时候甚至都忙不过来，机关单位都有人去临时帮忙。”遇到的丹东人中，有人忿忿不平地替丹东港的现状感到可惜：“要不是贿选案，银行怎么会不愿意继续贷款！”

案发前，王文良除了人大代表的身份，还身兼无数荣誉：辽宁省劳动模范、辽宁公益功勋人物、辽宁省最具社会责任企业家。

这些身份“来之不易”。丹东港外海，曾经是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大败的战场。一百二十四年前，广东番禺人邓世昌在绝境中指挥穹甲巡洋舰“致远”在大东沟外撞击日舰“吉野”，未果，船沉身殉。2013年，丹东港集团在扩建港区时，高调组织打捞了致远号沉船遗迹。集团其后慷慨出资3700万元，复制一艘“致远”。这条船早已下水，停泊在浪头港鸭绿江边的丹东商埠博物馆码头，黑红白黄四色的复古维多利亚涂装上已经开始堆积锈迹。

“致远”下水时，本地媒体大篇幅报导了盛况。这条船要按照历史，内外都原样复原，供人参观缅怀。如今，它中间的船舱开着大口子，舾装无限期中断了。

聊天中倒是有东港人认为港口先天不足。“水深不够，容易淤积，竞争力比不过大连港”。但希望也总是有的，“朝鲜要是开放了，丹东港就可以发展起来了。”

未来

在丹东市区，新楼盘这几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老城区，迟立安抱着抢救的心态，走访拍摄了许多20世纪初日治时代的历史建筑。在老工业区，厂房大片拆除了，原址兴起了一片又一片楼盘，外墙多是金灿灿的，晃着眼睛。

夹在丹东城区和丹东港之间的丹东新区，是资本的风向标。嗅着朝鲜开放的味道，从利润率一路下滑的制造业，到被禁令层层驱赶的地产业，都不断试探这片江边土地。兴奋，再失望，再兴奋。

从城区沿鸭绿江驱车，要花二十分钟。六月接近尾声，“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市政府公文已经在5月下发，驱散了盘踞在新区的庞大看楼团。不过，调控的时机也有些耐人寻味。“你来晚了”，在新区树荫下乘凉的大爷以为我是来看房的，嘲笑我不够醒目。早在半个月之前，丹东新区的大量沿江楼盘就贩售一空了。“你看这楼，空的吧，但是都有主人了，就是不住。”

2008年，在经济危机带来的中央“四万亿”市场刺激下，正在“振兴老工业基地”的丹东市政府，开始酝酿基于“辽宁沿海经济带”远景的全新城市规划，以图“发挥东北地区出海通道和对外开放门户的作用”。同年，丹东新区工程正式启动。一年之后，新华网在的报导盛赞这个鸭绿江畔的新城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丹东新城区，由一个现代化的平面蓝图变成了立体……成为丹东扩大开放、吸引投资、承接项目、树立形象的重要窗口和载体，成为丹东实现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的主要增长点。”

这块近十年前政府大手一挥发展起来的土地，拥有招商引资的产业园区。但更引人注目的是这里的大广场、新鸭绿江大桥、巨大的海关口岸和成片的房地产建设。我来到鸭绿江边，一字排开的是主打中产生活品味的“新加坡城”，新鸭绿江大桥下铺设了慢跑道、休闲自行车道，江风吹拂，像是置身深圳或青岛的海滨步道。丹东新城的理想，大概是客商云集，游人如织，住客在江边骑行、慢跑……

不巧的是，2013年，和中国讨论新区对接的朝鲜二号人物张成泽被处决。新区的发展慢了下来，楼盘也滞销了。据说，中国将出资在对面建设一个物流园区，并且将有高速公路直通平壤。但至今为止，大桥的朝鲜一端，连引桥也没有建设。

但政治总是最大的变数。2018年，炒楼热先复活了。新区房产的每平方米售价，从年初的3000-4000元，一路涨到5000-6000元——尽管新区的未来什么都不好说，卖得火热的新区楼盘大多空置着。沿街店铺也没租出去。隔江对望，朝鲜那边没有任何新的变化。

丹东本地人中，参与这一波房地产热的不多。“我没去，我没闲钱干这事儿。”谈到新区，马师傅表示没有兴趣。在丹东人眼里，这里仍然是半个“鬼城”——尽管房子都有业主，但人们买房的原因，多半都不是打算在这个努力铺设绿化的新区居住，而是押宝朝鲜的未来。

在老一辈人的记忆中，冷战切断了丹东的经济命脉。在那以前，丹东叫做安东，火车站一头连着沈阳，另一头连着釜山，从中原到日本的经贸商旅，都走丹东经过。而重新打通这条命脉的主动权，现在握在朝鲜人手上。

丹东其实有两种朝鲜经济。一种是跟朝鲜人的生意，挤在口岸附近的几个街区里——机械店、电器店、水产贸易店、农机水暖店，店面不大。另一种经济是等待朝鲜开放。等待本身已经足够吸引，以至于成为了一场生意。它占据了丹东市区的许多角落，还盘踞了整个新区，起了无数高楼。

在丹东，有人开玩笑说，对面的朝鲜人不相信丹东的发展速度，以为对面这些高楼都是纸糊的。但讽刺的是，朝鲜人的命运被当作期货待价而沽，才有了这一夜之间拔地而起的高楼。沿着鸭绿江两岸是多么魔幻的景象：一边是世界上最焦虑的资本，和恨不得一夜之间盖完的楼盘，另一边是几十年不变的稻田，和世界上最缺乏资本的土地。

“朝鲜要改革开放了”，所有人都这么说。在丹东城区崭新的购物中心万达广场，星巴克和UNIQLO的大招牌闪着光。穿着衬衫，别着领袖像章的男士陪着女士在商场里闲逛。

“朝鲜人，可多了，他们要改革开放了”，收银处的年轻人颇为兴奋。

但人们也把怀疑挂在嘴边。“看看吧，谁知道呢？”中朝口岸边一家商店的老板一边给我找着货架上的大同江啤酒，一边漫不经心地说。“我们见得多了。他们说了好多次了，好多次说要开放，最后都没动静。对面啊，跟翻脸猴子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