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出国记：在没有安全网的以色列地盘上

这是个再平凡不过的星期一，在以色列第二大城市特拉维夫城郊的平房区，所有人都外出上班了，只剩下占忠华一个。此处是以色列房东专门租给中国建筑工人的宿舍，大概住了七八十名中国人。他们每两人一间卧室，大约10平方米大。每间卧室有一个冰箱、两张单人床，剩余的狭小空间放张桌子；所有人共用厨房和洗手间。

三年前，35岁的占忠华在建筑工地发生事故，从高处坠落摔断脚，此后他留在以色列等待和保险公司打官司，以求经济赔偿。那是2015年6月18日的下午，在城郊建筑工地上，18层商品楼已经打好地基，十几名工人忙碌在各自的岗位上。占忠华负责指挥塔吊操作员，他踩着只有12厘米宽的模板，侧身站立，两脚几乎摆成一条直线，脚下是3米深的地下水箱。他一只手抓住穿插于模板中的钢筋，另一只手拿着对讲机传递指令。随着塔吊下降，占忠华准备蹲下身子，把塔吊挂钩挂在模板上。谁知，刚一蹲下，抓在手里的钢筋突然断裂。他第一反应往下跳，避免就势坠下后后背着地：“（不然）不是摔到头就是腰椎，不是残废也是傻瓜一个。”可双脚着地的他，不幸右脚踩到一截木头，造成粉碎性骨折。地下水箱没有出口，占忠华被工友七手八脚抬起，有人拽起他右腿裤脚，发现他的右脚直直垂下去：“就听见里面嘎吱嘎吱地响，已经断了。”前后折腾了半个多小时，终于被救上来。

这并不是占忠华在以色列10年打工经历中第一次出意外，只是那之前都比较幸运，没有受伤。2008年，占忠华在大楼主体10层作业，由于塔吊操作员错误操作，打翻了占忠华脚下临时搭建的架子。还好他抓住墙体，整个人旋在半空中，没摔下来。2009年，占忠华跟塔吊配合浇注混凝土时，塔吊上装有一吨混凝土的吊桶被附近另一辆塔吊碰撞，受冲击后弹起直飞上天，然后重重落下。占忠华站在3米高处，眼见吊桶就要落在身上，本能往下跳。但关键时刻衣服被钢筋勾住，没跳下去，他就势蹲下。“砰”的一声，吊桶打到身边的钢筋，死里逃生。

谈起种种意外与工伤，如今走多了路仍然感到脚部疼痛的占忠华居然感到庆幸：“还好我不是刚来就受重伤，刚来的时候我还负债呢，还没有赚回本钱。”在以色列几千名中国建筑工人中，占忠华的遭遇并非个例。十几年来，这批工人学会利用法律漏洞赚取高额薪金，但同时又受累于这些灰色地带，不时需要面对人身和财务安全问题。和他们在国内的同行相比，这批跨国民工的生存处境少为外界所知。

舍近求远

1948年建国以来，以色列在科技领域不断取得突破，依靠国内成功的风险投资体系支撑，以色列逐渐成为“创业国度”，国内的犹太人逐渐摒弃重体力劳动。政府不得不从1990年代初就开始大量引入外籍劳工，从事农业、建筑、看护等领域的体力工作。另一方面，犹太保守势力担心国内阿拉伯人口增长速度过快，导致以色列不再是犹太人主导的国家。为此国家政策鼓励犹太人生育，政府的各种福利待遇和“创业国度”的氛围也吸引海外犹太人移民。建筑需求随着人口增长大幅提高，但法律不鼓励外国公司落户，建筑项目几乎全由本国公司承建。

现有约30万人在以色列从事建筑行业相关工作，其中体力劳动基本由外国工人和以色列阿拉伯人承担，犹太人扮演开发商和管理者的角色。外籍工人中，巴勒斯坦人人数最多——每个工作日约有6万名巴勒斯坦建筑工人自约旦河西岸跨境到以色列工作。其他国籍的外国工人约9千人，60%为中国人，其余多来自东欧国家。

这种人口分布和以色列的地缘政治息息相关。以色列与周边阿拉伯国家卷入前后五次战争，目前仍笼罩在巴以冲突的阴影之中。埃及和约旦两国虽然与以色列建交，但不允许公民赴以工作。而沙特阿拉伯、黎巴嫩、叙利亚等国至今仍未和以色列建交。除了从临近的巴勒斯坦吸引劳力，以色列政府需要舍近求远，从亚洲和东欧引流。

十几年来，这批工人学会利用法律漏洞赚取高额薪金，但同时又受累于这些灰色地带，不时需要面对人身和财务安全问题。和他们在国内的同行相比，这批跨国民工的生存处境少为外界所知。

1992年，以色列与中国建交，开始引入中国建筑工人。1990年代到2005年之间，赴以工作的中国人较少，共有几百到上千人，都是自行通过中介办理手续。那时，以色列还没有人力公司，工人只能到固定的工地打工，如果被移民局发现更换了工作，就会被遣送回国。工人在以色列最长工期为27个月，2000年代被延长到63个月。

2006年到2008年，以色列发放了数千个工作签证引入中国工人。这些工人大多来自农村，被高工资吸引，受聘于人力公司。2009年到2016年，以色列要求和中国通过政府层面建立合作引入劳工，而中方坚持反对中国工人参与在约旦河西岸的建筑项目，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期间，以色列停止引入新的中国工人，并延长已有工人的签证。原本被告知工作5年的工人，很多一待就超过10年。市场上中国工人供不应求，人力公司为挖人跳槽，将工资从最初的每月4000谢克尔（约8000人民币），攀升到每月2至3万谢克尔（约4至6万人民币）。

与此同时，阿拉伯工人的月薪一直停留在1万谢克尔以下。不少当地人力公司专门指派中国人作负责人，招聘中国人做项目。中国人的高工资是用超强的体力劳动换来的。他们朝七晚七，平均每天12个小时的工作强度，中间只有半小时午休时间。放工回家只能做饭，几乎没有任何休闲。相比之下，阿拉伯人每天最多工作9到10小时，不仅有午休，上下午还有咖啡时间，中国工人评价他们“很悠闲”、“整天在工地上转悠”、“不知道在干什么”。鉴于语言和文化障碍，中国工人和阿拉伯工人之间，很少有深入交流。中国人在工作中几乎接触不到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根本不在工地上”。若有需要，懂希伯来语的中国工头或人力公司的中国负责人会出面和犹太人沟通。

同时，相比阿拉伯人，中国人也更愿意帮助人力公司偷税漏税。后者将工资分成两部分发放，其中6000至7000谢克尔会打入中国工人的银行账户——这一数值接近以色列法定最低工资标准，余下的薪水则用现金支付。

层层扒皮

教会的人员组成可算是以色列华人社会的缩影…信徒中90%以上都是建筑工人，只有不到10位女士。这些女性中，有留学生、海南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家属、嫁给以色列人的中国配偶，却鲜少前来探亲的建筑工人家眷。

江苏人丁左勤皮肤早已晒成棕色，身材消瘦，两颊塌陷。

他从1992年开始从事建筑行业，1998年到1999年被中国国企外派至苏丹参与援建。2000年，丁左勤通过中介办理手续，去新加坡建筑公司工作了22个月，扣除近5万元的中介费后，一共赚了不到5万元人民币。回国不久他通过劳务公司介绍，到中国驻阿联酋建筑公司工作一年半，赚了7万块。

期间，丁左勤的家人在家乡盖起一栋小二楼住房，花去他大部分存款。丁左勤说，如果留在家里，每年顶多赚两三万。他通过亲属得知以色列招聘外籍建筑工人，就去找中介。几个月后拿到劳工签证，2006年抵达以色列。丁左勤前后花去13万元人民币的中介费。其中3万是以前工作攒下的，10万是借的。

他记得当年乘同一架飞机来以色列的，有15人和他通过同一间中介公司入境，另有11人由另一家中介公司操作，能11人所交的手续费更高，每人14万4千元。从2006年到2008年，数千名中国工人都是这样通过中介自行办理签证。以色列人力公司从以色列政府获得签证名额，通过在以色列的中国人作中间人，跟中国中介机构合作招聘。这期间的费用，用工人的话来说，就是“层层扒皮”。

丁左勤用1年半的时间在以色列赚回13万本金。12年来，丁左勤只回过3次家，每次40天左右，家人从没来看望过他。在以色列，扣除每月日常消费的一两千谢克尔，丁左勤把收入都寄给家人。

和大多数中国建筑工人一样，他每周工作5天半。唯一的休息日，他选择去华人基督教会跟弟兄聚会。这是加拿大一家华人基督教会20年前在此成立的分支，坐落于特拉维夫城南部，吸引百余人参与。很多老会员不断带新工人来教会。不少新工人为获得信息、交新朋友、吃家乡菜，会来参加教会活动。

有些人渐渐成了虔诚的基督徒，像丁左勤这样，受洗，每周出席。有人偶尔到教会凑热闹，对宗教持观望态度。也有人去一两次就不再出现。教会每两三个月组织一次集体旅行，参观以色列或者巴勒斯坦领地的景点，这几乎成了像丁左勤一样语言不通的中国工人们唯一的旅行机会。

教会的人员组成可算是以色列华人社会的缩影：由于以色列极少给外籍人员发放工作签证，连留学生毕业都不被允许留下工作，华人几乎仅限于建筑行业人员。教会信徒中90%以上都是建筑工人，只有不到10位女士。这些女性中，有留学生、海南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家属、嫁给以色列人的中国配偶，却鲜少前来探亲的建筑工人家眷。

2017年，丁左勤的独生女儿在中介帮助下，申请到加拿大某大学读本科，每年学费加生活费近20万人民币。这在乡下是件稀罕事。丁左勤全家原本不赞成女儿留学，不舍得把攒下的钱挥洒出去。但他多年在外，缺少对女儿的陪伴，自觉亏欠。同时他受到从加拿大华人教会来以色列探望的弟兄开导，最终决定支持爱女。他说要不是因为在以色列有不错的收入，根本不可能供得起。跟很多签证即将到期的老工人一样，丁左勤将于今年夏天返回中国，鉴于女儿学费的压力，他打算回国以后继续寻找出国工作的机会。

安全网外

1990年代末，他在苏丹工作期间，援建项目按照中国标准，安全措施布置到位。但在以色列，大多建筑团队不愿意花时间、精力和金钱去搭建安全稳固的脚手架，多会使用临时搭建的架子。架子自己倒塌或被工人踩翻的事件时有发生，安全网更是少见。

占忠华2008年申请到以色列建筑工人签证时，中介费用已经上涨到21万8千元人民币。

占忠华来自江西南昌，之前在大陆做不锈钢买卖，没接触过建筑行业。到以色列后，他拜老乡为师，从零开始学木工，两三个月后掌握门路，又在工地上捡被丢弃的图纸，每晚在宿舍学习。工头发现他能看懂图纸，便选他当组长，带领其他中国人做工。

占忠华无法忍受不能与当地人交流的苦恼，自学了希伯来语。在以色列，中国工人在工作中不需要跟以色列人或阿拉伯人打交道，生活中更是很少跟当地人接触，往往语言不通。占忠华虽然没有学会书写希伯来语，但口头沟通无障碍，渐渐充当起领导角色，有权指挥塔吊和其他工人。

正当一帆风顺之际，他摔断了右腿，不得不离开收入颇高的建筑行业。手术后是漫长的疗养和等待。以色列法律要求保险公司根据工人工资标准和伤残评估鉴定对工人给予终身赔偿。然而占忠华每月超过一多半的工资是通过现金获得的，只遇到过几次特例——人力公司将他当月的工资分几次打入他的银行账户。他需要证明自己的工资超过2万谢克尔，而不是银行账户每月收到的6000。律师已为他提起诉讼，要求他在境内等待法院受理。

在疗养院居住期间，占忠华遇到十多位因工伤住院的中国建筑工人。有20多年建筑工作经验的丁左勤也曾在以色列工地受伤，他从3米多高摔下，脊椎骨骨裂，被救护车送到医院救治，在家里休息近4个月。

“在国内（建筑工地上），一层一层的脚手架和防护网，密密麻麻的。”

丁左勤这样解释中以工作安全的不同。他认为工伤频发是因为工地缺乏安全保护措施。1990年代末，他在苏丹工作期间，援建项目按照中国标准，安全措施布置到位。但在以色列，大多建筑团队不愿意花时间、精力和金钱去搭建安全稳固的脚手架，多会使用临时搭建的架子。架子自己倒塌或被工人踩翻的事件时有发生，安全网更是少见。他估计在以色列受过不同程度工伤的中国工人成百上千。

根据以色列全国工会外籍劳工负责人沈意岚给出的数据，每年平均有50名建筑工人死于工地事故。目前以色列全国有19名安全检验人员，负责1万3千个建筑工地的安全状况，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以色列的建筑工人多为外籍人士，一旦受伤会收到相对丰厚的保险赔偿金，伤情严重者会得到终身赔偿。但他们不懂当地语言和法律，不愿意发声。外来人口的安全问题至今没有受到社会关注。但近年来事故持续不断，导致无辜路人伤亡的情况也有发生，已经引发媒体注意。不过，推动政府出台新的法律通常很漫长。

出院后的占忠华，因为不能回工地工作，失去了免费住宿的条件。还好他熟识房东，以700谢克尔的价格租到住处。工作日，他一个人在房间里用水泥和水桶自制的杠铃锻炼。10年里，他只回过一次家，转眼间女儿已经13岁。现在他期待快点结束官司，获得赔偿，回家跟家人团聚。

黑工热潮

三十多岁的晓晨来自河北石家庄，家有一儿一女，女儿已上小学。晓晨在国内从事电焊工作，曾经通过中介申请美国和欧盟旅游签证，试图到欧美国家打黑工，但都被拒签。2016年初，通过亲人介绍，晓晨了解到以色列的高薪工作，找到中介办理短期签证，花了8万人民币，于2016年7月份来到以色列。

2009年到2016年以色列停止发放签证这七年里，建筑界对中国工人的高需求以及中国工人的高收入吸引了中国工人的非法涌入。他们通过中国中介办理商务或旅游签证，入境以后黑下来工作。人力公司不介意聘用中国黑工。黑工工资远远低于合法工人，并且全部现金结算，不用交税——对人力公司来说，聘用黑工是节省开销的好方法。有的工地甚至全是中国黑工。晓晨的工资是每天500谢克尔，在黑工中算是比较低，有的黑工拿550，最高600。而合法中国工人的工资通常在每天700-900谢克尔。

晓晨也在以色列拜师傅学做木工，半年后独立做工。他用半年适应了每天12小时的高强度工作，赚回了中介费。他自认是比较幸运的黑工。由于不受法律保护，一些黑工被老板拖欠工资，坚持不下去，连本钱都没赚回来就被迫回国。此外，黑工没有医疗保险，一旦因工受伤，通常会被老板送到医院救治，但不会得到任何赔偿。晓晨也证实多数建筑工地不使用安全网，“掉下来肯定摔死，外面就一层挂架，人在上面走，往下一看头都晕”。遇到危险的工作，他就“让带班的找别人干，找白工干。我干不了，我害怕。”偶尔晓晨会遇到项目交接、不需要去工作的情况，可他不敢出门，怕在街上撞上移民局官员，被查出非法身份，只好在家里躲着，只有周末才敢出门逛街买菜。

一个月前，雇用晓晨的人力公司迎来最新一批合法中国工人，他们的工资低到每天350谢克尔。这些新工人的到来，使得包括晓晨在内的几乎所有黑工被解雇。大部分黑工已经离开以色列，留下来的很难找到工作。

晓晨找到一家小公司，由于新中国工人还没有到位，老板仍愿意聘用黑工。晓晨的工资由每天500谢克尔降到350。在新公司工作不到一个月，晓晨犯胃肠炎，呕吐不止，数天不能工作。他正在跟老板讨要工资。他说一旦拿到工资就立刻订回国的机票，给黑工生涯画上句号。

华工换血

中介公司飚价办理赴以色列签证问题显然引起中国政府的关注。工人们透露，近年来数位蛇头陆续被逮捕，遣送回国受审。他们说这是因为不断有人投诉，付了高额中介费却无法拿到承诺的工作签证。新一轮人力输出开始走向正规化。

2017年，中以签署劳务合作合约，决定输出6000名中国建筑工人赴以工作。自此，中国工人正以每周几十人的速度加入到以色列建筑行业队伍之中。有意赴以的劳务人员，全部通过中国的承包商会网站或四家指定公司报名。这杜绝了中介和蛇头介入。新一批中国建筑工人通过就职业技能方面的考核测试以后，需要支付7000元人民币的服务费，并承担个人机票旅费。根据以色列工会人员估算，目前，已经有近2000名新政策下的中国工人抵达以色列。

李二站老家在江苏连云港，从事木工行业超过10年之久，曾作为派遣员工被中国国企外派至赤道几内亚和新加坡工作。2017年6月从新加坡回国以后，李二站通过连云港劳务公司登出的广告获取招聘信息，报名后接到通知，去济南参加职业技能测试。李二站说，招聘过程很正规，所有费用加起来一共1万多元人民币。

2018年1月18号，李二站抵达以色列。当初招聘信息是以国家项目的名义招工，他误以为来到以色列后将加入中国国企，谁知“到这边来一看，全部都是个人的小老板”。这让他心生担忧：“跟中国的公司干，你有保障，不管是工伤还是什么，根本不用你操心。”

第一天到工地上班，李二站领到安全帽，惊讶地发现上面没有带子。几天之后他发现安全保障没人管，全部靠自己。2月28号，才来一个多月的李二站在工作中被钢筋砸中胳膊，“扎出了个大窟窿”。工长为他简单包扎伤口，但李二站觉得手臂发麻，在他反复要求下，工长给人力公司打电话，人力公司派人来将李二站送到医院。四天后李二站接受手术，现在在家休养，伤口不再疼痛，但手臂仍然发麻。

由于不懂当地语言和法律，李二站聘请中国律师协调申请赔偿，律师费为未来赔偿金的25%。同时每天12小时的重体力活让他很不适应。他说以前在中国工地上每天工作9个小时，最多也就10个小时。在非洲期间更轻松，体力活主要由当地人完成，中国人做技术指导。后来到新加坡，虽然每天工作12个小时，但中间有更多休息时间，不像在以色列这么累。

12小时里，李二站一直被监工盯着干活，时刻不能放松。很多新工人很难适应，和李二站一起来的5个工友中，两个已经回国。李二站说这两个工友以前没有出过国，在国内，如果是加入包工团队，工人们每月收入也能达到1万元人民币出头。在以色列，每月1万2千元人民币的工资让他们觉得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工人们估计，才来不久就已经回国的新工人至少有150人。

老工人认为这是缺乏压力的表现：老工人当年负债而来，再苦再累也不轻易放弃。现在，老工人的工资降至原来的三分之二，原来每天能赚八九百谢克尔，现在五六百。随着新工人大量涌入，以色列政府决定不再延长原有工人的签证。到今年夏天，绝大多数老工人将结束在以色列的工作生涯。不少新工人期待，等今年夏天老工人离境之后，新工人工资会上涨。这也是李二站决定持观望态度、养好身体以后暂时留在以色列继续工作的原因。

在低端全球化本就不起眼的版图上，这几千名在以色列打工的中国建筑工人几乎没有存在感。长期以来，中以两国都缺乏动力为他们提供安全保护，使得这些受到高薪吸引出卖体力劳动的冒险家，也许在落地那天才发现这是一个没有安全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