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人出國記：在沒有安全網的以色列地盤上

這是個再平凡不過的星期一，在以色列第二大城市特拉維夫城郊的平房區，所有人都外出上班了，只剩下占忠華一個。此處是以色列房東專門租給中國建築工人的宿舍，大概住了七八十名中國人。他們每兩人一間卧室，大約10平方米大。每間卧室有一個冰箱、兩張單人床，剩餘的狹小空間放張桌子；所有人共用廚房和洗手間。

三年前，35歲的占忠華在建築工地發生事故，從高處墜落摔斷腳，此後他留在以色列等待和保險公司打官司，以求經濟賠償。那是2015年6月18日的下午，在城郊建築工地上，18層商品樓已經打好地基，十幾名工人忙碌在各自的崗位上。占忠華負責指揮塔吊操作員，他踩着只有12釐米寬的模板，側身站立，兩腳幾乎擺成一條直線，腳下是3米深的地下水箱。他一隻手抓住穿插於模板中的鋼筋，另一隻手拿着對講機傳遞指令。隨着塔吊下降，占忠華準備蹲下身子，把塔吊掛鈎掛在模板上。誰知，剛一蹲下，抓在手裏的鋼筋突然斷裂。他第一反應往下跳，避免就勢墜下後後背着地：「（不然）不是摔到頭就是腰椎，不是殘廢也是傻瓜一個。」可雙腳着地的他，不幸右腳踩到一截木頭，造成粉碎性骨折。地下水箱沒有出口，占忠華被工友七手八腳抬起，有人拽起他右腿褲腳，發現他的右腳直直垂下去：「就聽見裏面嘎吱嘎吱地響，已經斷了。」前後折騰了半個多小時，終於被救上來。

這並不是占忠華在以色列10年打工經歷中第一次出意外，只是那之前都比較幸運，沒有受傷。2008年，占忠華在大樓主體10層作業，由於塔吊操作員錯誤操作，打翻了占忠華腳下臨時搭建的架子。還好他抓住牆體，整個人旋在半空中，沒摔下來。2009年，占忠華跟塔吊配合澆注混凝土時，塔吊上裝有一噸混凝土的吊桶被附近另一輛塔吊碰撞，受衝擊後彈起直飛上天，然後重重落下。占忠華站在3米高處，眼見吊桶就要落在身上，本能往下跳。但關鍵時刻衣服被鋼筋勾住，沒跳下去，他就勢蹲下。「砰」的一聲，吊桶打到身邊的鋼筋，死裏逃生。

談起種種意外與工傷，如今走多了路仍然感到腳部疼痛的占忠華居然感到慶幸：「還好我不是剛來就受重傷，剛來的時候我還負債呢，還沒有賺回本錢。」在以色列幾千名中國建築工人中，占忠華的遭遇並非個例。十幾年來，這批工人學會利用法律漏洞賺取高額薪金，但同時又受累於這些灰色地帶，不時需要面對人身和財務安全問題。和他們在國內的同行相比，這批跨國民工的生存處境少為外界所知。

捨近求遠

1948年建國以來，以色列在科技領域不斷取得突破，依靠國內成功的風險投資體系支撐，以色列逐漸成為「創業國度」，國內的猶太人逐漸摒棄重體力勞動。政府不得不從1990年代初就開始大量引入外籍勞工，從事農業、建築、看護等領域的體力工作。另一方面，猶太保守勢力擔心國內阿拉伯人口增長速度過快，導致以色列不再是猶太人主導的國家。為此國家政策鼓勵猶太人生育，政府的各種福利待遇和「創業國度」的氛圍也吸引海外猶太人移民。建築需求隨着人口增長大幅提高，但法律不鼓勵外國公司落戶，建築項目幾乎全由本國公司承建。

現有約30萬人在以色列從事建築行業相關工作，其中體力勞動基本由外國工人和以色列阿拉伯人承擔，猶太人扮演開發商和管理者的角色。外籍工人中，巴勒斯坦人人數最多——每個工作日約有6萬名巴勒斯坦建築工人自約旦河西岸跨境到以色列工作。其他國籍的外國工人約9千人，60%為中國人，其餘多來自東歐國家。

這種人口分布和以色列的地緣政治息息相關。以色列與周邊阿拉伯國家捲入前後五次戰爭，目前仍籠罩在巴以衝突的陰影之中。埃及和約旦兩國雖然與以色列建交，但不允許公民赴以工作。而沙特阿拉伯、黎巴嫩、敘利亞等國至今仍未和以色列建交。除了從臨近的巴勒斯坦吸引勞力，以色列政府需要捨近求遠，從亞洲和東歐引流。

十幾年來，這批工人學會利用法律漏洞賺取高額薪金，但同時又受累於這些灰色地帶，不時需要面對人身和財務安全問題。和他們在國內的同行相比，這批跨國民工的生存處境少為外界所知。

1992年，以色列與中國建交，開始引入中國建築工人。1990年代到2005年之間，赴以工作的中國人較少，共有幾百到上千人，都是自行通過中介辦理手續。那時，以色列還沒有人力公司，工人只能到固定的工地打工，如果被移民局發現更換了工作，就會被遣送回國。工人在以色列最長工期為27個月，2000年代被延長到63個月。

2006年到2008年，以色列發放了數千個工作簽證引入中國工人。這些工人大多來自農村，被高工資吸引，受聘于人力公司。2009年到2016年，以色列要求和中國通過政府層面建立合作引入勞工，而中方堅持反對中國工人參與在約旦河西岸的建築項目，雙方不能達成一致。期間，以色列停止引入新的中國工人，並延長已有工人的簽證。原本被告知工作5年的工人，很多一待就超過10年。市場上中國工人供不應求，人力公司為挖人跳槽，將工資從最初的每月4000謝克爾（約8000人民幣），攀升到每月2至3萬謝克爾（約4至6萬人民幣）。

與此同時，阿拉伯工人的月薪一直停留在1萬謝克爾以下。不少當地人力公司專門指派中國人作負責人，招聘中國人做項目。中國人的高工資是用超強的體力勞動換來的。他們朝七晚七，平均每天12個小時的工作強度，中間只有半小時午休時間。放工回家只能做飯，幾乎沒有任何休閒。相比之下，阿拉伯人每天最多工作9到10小時，不僅有午休，上下午還有咖啡時間，中國工人評價他們「很悠閒」、「整天在工地上轉悠」、「不知道在幹什麼」。鑒於語言和文化障礙，中國工人和阿拉伯工人之間，很少有深入交流。中國人在工作中幾乎接觸不到猶太人，因為「猶太人根本不在工地上」。若有需要，懂希伯來語的中國工頭或人力公司的中國負責人會出面和猶太人溝通。

同時，相比阿拉伯人，中國人也更願意幫助人力公司偷税漏税。後者將工資分成兩部分發放，其中6000至7000謝克爾會打入中國工人的銀行賬戶——這一數值接近以色列法定最低工資標準，餘下的薪水則用現金支付。

層層扒皮

教會的人員組成可算是以色列華人社會的縮影…信徒中90%以上都是建築工人，只有不到10位女士。這些女性中，有留學生、海南航空公司工作人員家屬、嫁給以色列人的中國配偶，卻鮮少前來探親的建築工人家眷。

江蘇人丁左勤皮膚早已曬成棕色，身材消瘦，兩頰塌陷。

他從1992年開始從事建築行業，1998年到1999年被中國國企外派至蘇丹參與援建。2000年，丁左勤通過中介辦理手續，去新加坡建築公司工作了22個月，扣除近5萬元的中介費後，一共賺了不到5萬元人民幣。回國不久他通過勞務公司介紹，到中國駐阿聯酋建築公司工作一年半，賺了7萬塊。

期間，丁左勤的家人在家鄉蓋起一棟小二樓住房，花去他大部分存款。丁左勤說，如果留在家裏，每年頂多賺兩三萬。他通過親屬得知以色列招聘外籍建築工人，就去找中介。幾個月後拿到勞工簽證，2006年抵達以色列。丁左勤前後花去13萬元人民幣的中介費。其中3萬是以前工作攢下的，10萬是借的。

他記得當年乘同一架飛機來以色列的，有15人和他通過同一間中介公司入境，另有11人由另一家中介公司操作，能11人所交的手續費更高，每人14萬4千元。從2006年到2008年，數千名中國工人都是這樣通過中介自行辦理簽證。以色列人力公司從以色列政府獲得簽證名額，通過在以色列的中國人作中間人，跟中國中介機構合作招聘。這期間的費用，用工人的話來說，就是「層層扒皮」。

丁左勤用1年半的時間在以色列賺回13萬本金。12年來，丁左勤只回過3次家，每次40天左右，家人從沒來看望過他。在以色列，扣除每月日常消費的一兩千謝克爾，丁左勤把收入都寄給家人。

和大多數中國建築工人一樣，他每週工作5天半。唯一的休息日，他選擇去華人基督教會跟弟兄聚會。這是加拿大一家華人基督教會20年前在此成立的分支，坐落於特拉維夫城南部，吸引百餘人參與。很多老會員不斷帶新工人來教會。不少新工人為獲得信息、交新朋友、吃家鄉菜，會來參加教會活動。

有些人漸漸成了虔誠的基督徒，像丁左勤這樣，受洗，每週出席。有人偶爾到教會湊熱鬧，對宗教持觀望態度。也有人去一兩次就不再出現。教會每兩三個月組織一次集體旅行，參觀以色列或者巴勒斯坦領地的景點，這幾乎成了像丁左勤一樣語言不通的中國工人們唯一的旅行機會。

教會的人員組成可算是以色列華人社會的縮影：由於以色列極少給外籍人員發放工作簽證，連留學生畢業都不被允許留下工作，華人幾乎僅限於建築行業人員。教會信徒中90%以上都是建築工人，只有不到10位女士。這些女性中，有留學生、海南航空公司工作人員家屬、嫁給以色列人的中國配偶，卻鮮少前來探親的建築工人家眷。

2017年，丁左勤的獨生女兒在中介幫助下，申請到加拿大某大學讀本科，每年學費加生活費近20萬人民幣。這在鄉下是件稀罕事。丁左勤全家原本不贊成女兒留學，不捨得把攢下的錢揮灑出去。但他多年在外，缺少對女兒的陪伴，自覺虧欠。同時他受到從加拿大華人教會來以色列探望的弟兄開導，最終決定支持愛女。他說要不是因為在以色列有不錯的收入，根本不可能供得起。跟很多簽證即將到期的老工人一樣，丁左勤將於今年夏天返回中國，鑒於女兒學費的壓力，他打算回國以後繼續尋找出國工作的機會。

安全網外

1990年代末，他在蘇丹工作期間，援建項目按照中國標準，安全措施布置到位。但在以色列，大多建築團隊不願意花時間、精力和金錢去搭建安全穩固的腳手架，多會使用臨時搭建的架子。架子自己倒塌或被工人踩翻的事件時有發生，安全網更是少見。

占忠華2008年申請到以色列建築工人簽證時，中介費用已經上漲到21萬8千元人民幣。

占忠華來自江西南昌，之前在大陸做不鏽鋼買賣，沒接觸過建築行業。到以色列後，他拜老鄉為師，從零開始學木工，兩三個月後掌握門路，又在工地上撿被丟棄的圖紙，每晚在宿舍學習。工頭發現他能看懂圖紙，便選他當組長，帶領其他中國人做工。

占忠華無法忍受不能與當地人交流的苦惱，自學了希伯來語。在以色列，中國工人在工作中不需要跟以色列人或阿拉伯人打交道，生活中更是很少跟當地人接觸，往往語言不通。占忠華雖然沒有學會書寫希伯來語，但口頭溝通無障礙，漸漸充當起領導角色，有權指揮塔吊和其他工人。

正當一帆風順之際，他摔斷了右腿，不得不離開收入頗高的建築行業。手術後是漫長的療養和等待。以色列法律要求保險公司根據工人工資標準和傷殘評估鑑定對工人給予終身賠償。然而占忠華每月超過一多半的工資是通過現金獲得的，只遇到過幾次特例——人力公司將他當月的工資分幾次打入他的銀行賬戶。他需要證明自己的工資超過2萬謝克爾，而不是銀行賬戶每月收到的6000。律師已為他提起訴訟，要求他在境內等待法院受理。

在療養院居住期間，占忠華遇到十多位因工傷住院的中國建築工人。有20多年建築工作經驗的丁左勤也曾在以色列工地受傷，他從3米多高摔下，脊椎骨骨裂，被救護車送到醫院救治，在家裏休息近4個月。

「在國內（建築工地上），一層一層的腳手架和防護網，密密麻麻的。」

丁左勤這樣解釋中以工作安全的不同。他認為工傷頻發是因為工地缺乏安全保護措施。1990年代末，他在蘇丹工作期間，援建項目按照中國標準，安全措施布置到位。但在以色列，大多建築團隊不願意花時間、精力和金錢去搭建安全穩固的腳手架，多會使用臨時搭建的架子。架子自己倒塌或被工人踩翻的事件時有發生，安全網更是少見。他估計在以色列受過不同程度工傷的中國工人成百上千。

根據以色列全國工會外籍勞工負責人沈意嵐給出的數據，每年平均有50名建築工人死於工地事故。目前以色列全國有19名安全檢驗人員，負責1萬3千個建築工地的安全狀況，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以色列的建築工人多為外籍人士，一旦受傷會收到相對豐厚的保險賠償金，傷情嚴重者會得到終身賠償。但他們不懂當地語言和法律，不願意發聲。外來人口的安全問題至今沒有受到社會關注。但近年來事故持續不斷，導致無辜路人傷亡的情況也有發生，已經引發媒體注意。不過，推動政府出台新的法律通常很漫長。

出院後的占忠華，因為不能回工地工作，失去了免費住宿的條件。還好他熟識房東，以700謝克爾的價格租到住處。工作日，他一個人在房間裏用水泥和水桶自制的槓鈴鍛鍊。10年裏，他只回過一次家，轉眼間女兒已經13歲。現在他期待快點結束官司，獲得賠償，回家跟家人團聚。

黑工熱潮

三十多歲的曉晨來自河北石家莊，家有一兒一女，女兒已上小學。曉晨在國內從事電焊工作，曾經通過中介申請美國和歐盟旅遊簽證，試圖到歐美國家打黑工，但都被拒簽。2016年初，通過親人介紹，曉晨了解到以色列的高薪工作，找到中介辦理短期簽證，花了8萬人民幣，於2016年7月份來到以色列。

2009年到2016年以色列停止發放簽證這七年裏，建築界對中國工人的高需求以及中國工人的高收入吸引了中國工人的非法湧入。他們通過中國中介辦理商務或旅遊簽證，入境以後黑下來工作。人力公司不介意聘用中國黑工。黑工工資遠遠低於合法工人，並且全部現金結算，不用交税——對人力公司來說，聘用黑工是節省開銷的好方法。有的工地甚至全是中國黑工。曉晨的工資是每天500謝克爾，在黑工中算是比較低，有的黑工拿550，最高600。而合法中國工人的工資通常在每天700-900謝克爾。

曉晨也在以色列拜師傅學做木工，半年後獨立做工。他用半年適應了每天12小時的高強度工作，賺回了中介費。他自認是比較幸運的黑工。由於不受法律保護，一些黑工被老闆拖欠工資，堅持不下去，連本錢都沒賺回來就被迫回國。此外，黑工沒有醫療保險，一旦因工受傷，通常會被老闆送到醫院救治，但不會得到任何賠償。曉晨也證實多數建築工地不使用安全網，「掉下來肯定摔死，外面就一層掛架，人在上面走，往下一看頭都暈」。遇到危險的工作，他就「讓帶班的找別人幹，找白工幹。我幹不了，我害怕。」偶爾曉晨會遇到項目交接、不需要去工作的情況，可他不敢出門，怕在街上撞上移民局官員，被查出非法身份，只好在家裏躲着，只有週末才敢出門逛街買菜。

一個月前，僱用曉晨的人力公司迎來最新一批合法中國工人，他們的工資低到每天350謝克爾。這些新工人的到來，使得包括曉晨在內的幾乎所有黑工被解僱。大部分黑工已經離開以色列，留下來的很難找到工作。

曉晨找到一家小公司，由於新中國工人還沒有到位，老闆仍願意聘用黑工。曉晨的工資由每天500謝克爾降到350。在新公司工作不到一個月，曉晨犯胃腸炎，嘔吐不止，數天不能工作。他正在跟老闆討要工資。他說一旦拿到工資就立刻訂回國的機票，給黑工生涯畫上句號。

華工換血

中介公司飈價辦理赴以色列簽證問題顯然引起中國政府的關注。工人們透露，近年來數位蛇頭陸續被逮捕，遣送回國受審。他們說這是因為不斷有人投訴，付了高額中介費卻無法拿到承諾的工作簽證。新一輪人力輸出開始走向正規化。

2017年，中以簽署勞務合作合約，決定輸出6000名中國建築工人赴以工作。自此，中國工人正以每週幾十人的速度加入到以色列建築行業隊伍之中。有意赴以的勞務人員，全部通過中國的承包商會網站或四家指定公司報名。這杜絕了中介和蛇頭介入。新一批中國建築工人通過就職業技能方面的考核測試以後，需要支付7000元人民幣的服務費，並承擔個人機票旅費。根據以色列工會人員估算，目前，已經有近2000名新新政策下的中國工人抵達以色列。

李二站老家在江蘇連雲港，從事木工行業超過10年之久，曾作為派遣員工被中國國企外派至赤道幾內亞和新加坡工作。2017年6月從新加坡回國以後，李二站通過連雲港勞務公司登出的廣告獲取招聘信息，報名後接到通知，去濟南參加職業技能測試。李二站說，招聘過程很正規，所有費用加起來一共1萬多元人民幣。

2018年1月18號，李二站抵達以色列。當初招聘信息是以國家項目的名義招工，他誤以為來到以色列後將加入中國國企，誰知「到這邊來一看，全部都是個人的小老闆」。這讓他心生擔憂：「跟中國的公司幹，你有保障，不管是工傷還是什麼，根本不用你操心。」

第一天到工地上班，李二站領到安全帽，驚訝地發現上面沒有帶子。幾天之後他發現安全保障沒人管，全部靠自己。2月28號，才來一個多月的李二站在工作中被鋼筋砸中胳膊，「扎出了個大窟窿」。工長為他簡單包紮傷口，但李二站覺得手臂發麻，在他反覆要求下，工長給人力公司打電話，人力公司派人來將李二站送到醫院。四天後李二站接受手術，現在在家休養，傷口不再疼痛，但手臂仍然發麻。

由於不懂當地語言和法律，李二站聘請中國律師協調申請賠償，律師費為未來賠償金的25%。同時每天12小時的重體力活讓他很不適應。他說以前在中國工地上每天工作9個小時，最多也就10個小時。在非洲期間更輕鬆，體力活主要由當地人完成，中國人做技術指導。後來到新加坡，雖然每天工作12個小時，但中間有更多休息時間，不像在以色列這麼累。

12小時裏，李二站一直被監工盯着幹活，時刻不能放鬆。很多新工人很難適應，和李二站一起來的5個工友中，兩個已經回國。李二站說這兩個工友以前沒有出過國，在國內，如果是加入包工團隊，工人們每月收入也能達到1萬元人民幣出頭。在以色列，每月1萬2千元人民幣的工資讓他們覺得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工人們估計，才來不久就已經回國的新工人至少有150人。

老工人認為這是缺乏壓力的表現：老工人當年負債而來，再苦再累也不輕易放棄。現在，老工人的工資降至原來的三分之二，原來每天能賺八九百謝克爾，現在五六百。隨着新工人大量湧入，以色列政府決定不再延長原有工人的簽證。到今年夏天，絕大多數老工人將結束在以色列的工作生涯。不少新工人期待，等今年夏天老工人離境之後，新工人工資會上漲。這也是李二站決定持觀望態度、養好身體以後暫時留在以色列繼續工作的原因。

在低端全球化本就不起眼的版圖上，這幾千名在以色列打工的中國建築工人幾乎沒有存在感。長期以來，中以兩國都缺乏動力為他們提供安全保護，使得這些受到高薪吸引出賣體力勞動的冒險家，也許在落地那天才發現這是一個沒有安全網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