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我的父母在土耳其博物馆里养毛驴儿

我无论如何都不会预见到，最后在伊斯坦布尔现代美术馆里头，牵着一头驴犁地的这三位“中国农民”，会是我的父母和小舅。

父亲刚满60岁，他个子不高、身材瘦弱，秃顶又白发很多年，神情一如既往的倔强，他走在驴的前面，牵着缰绳，佝偻着，显得要苍老些。52岁的小舅更干练，把持着驴子身后的犁具；旁边还站着57岁的我母亲，她显然觉得这一切都挺好笑的。来来往往的观众，有的会走近了打个招呼，他们很惊讶博物馆里竟然有一头活生生的驴。

美术馆沿海而建，站在入口处，一眼就能眺望到海峡另一头的亚洲。2017年9月到11月，在第15届“伊斯坦布尔当代艺术双年展”期间，这间美术馆入口处的空地上，搭了一个临时的棚子，大概有二三百平米。如果在展览开幕的那个星期路过，会看到棚子里有一层厚厚的泥土，上面站着一头黑色的驴，它的脖子上套着皮质的脖环，连着身后木制的犁具，与它一起的，还有被称为“中国农民”的我的家人。

这是中国当代艺术家萧昱题为《地》的一件作品，2014年在北京实现过一次。也是在画廊里近二百平米的地上，艺术家先是铺了厚厚一层泥，再又铺了一层半干的水泥浆。在水泥层还未完全变硬前，一位来自山西的农夫牵着自家的牛，用传统的犁具，将水泥地一道又一道地犁了一通。用的是传统耕地方法，只是耕在水泥地上。

2016年伊始，伊斯坦布尔当代艺术双年展的两位策展人给萧昱发出邀约，希望将这个表演在双年展上重现。萧昱随即联络上了曾在他工作室做过一段时间助手的我——这时候我在欧洲游走、自由职业，很乐意帮忙。只是没想到，这会把远在江南山村里的我的家人，径直带到对他们而言极其陌生的土耳其，经历一番“异乡人”的旅途。

沟壑

2017年初，在筹备了一整年后，要在土耳其重现这件作品依然面临很大的难题：我们无法保证中国的耕牛能无恙抵达伊斯坦布尔，牛只能在土耳其当地找；而且，萧昱之前合作过的农夫，对于前往陌生的土耳其一整个月这个提议，即便有不错的酬劳，依然没有足够的勇气——事实上，所有艺术家尝试联络过、会耕牛的农夫们，一听要去那个叫做伊斯坦布尔的地方，便都拒绝了。

我拨通了母亲的电话，想问问老家村里的邻里，是否有人愿意接下这个担子。几天后，母亲回复我：“不如喊你小舅舅去吧，他从小放牛，然后我跟你爸也一起。”我瞪大眼睛，意识到这个主意完全来自母亲。

父母一辈子都生活在老家浙江西部的那个小山村里，他们从未在我面前表达过对远游的期许——生长和操持一个普通家庭，旅游于他们是一个几乎不存在的概念，也认定扎根在故乡是最理所当然的命运。他们愿意全力支持的，唯有我和兄长的教育。父亲因参军错过了高考恢复，总有怀才不遇之心，寄托子女可以用文凭来实现自己未尽的理想。我的确努力地求学，探寻自我实现的路径。自从大学以来的这十多年，我一直生活在离家特别远的地方，在各种国家工作生活，毫无“安家”的迹象。这并不是父亲想象的结果。

电话里，母亲还未问过父亲，就信心满满地说：“不就是耕地吗？”这个决定，掺杂母亲的勇气、对我的信任以及父亲对外部世界的不安。小舅如今常年在外务工，修桥铺路盖楼房，我猜他胆大心细，的确不怕这样的差事。倒是母亲，精明利落可一生围着家庭和柴米油盐打转，才是那个对陌生旅途有期待的人。父亲证明了我的猜测，他生气许久，说按他的意思，根本不愿去这么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地方；但他不愿违了母亲的心意，又不愿让她随其他人去陌生国家。

七年前我在香港，父母来探望过我一次。整洁的现代化大都市让他们钦佩又羡慕，但在离开的地铁上，父亲皱着眉建议，当时在香港中文大学念新闻学硕士的我，应当在毕业后回到家乡工作，我脑海中一直记得，伴着港铁轰隆隆的背景音，他说：“听说镇上的化工厂在招会计。”我与父母，尤其与父亲的关系，便一直有一种期待值上的巨大落差。他想要的是“女儿”这个身份应当给出的陪伴和一份可预见的安稳生活，我想要的是“父亲”这个角色若给出、便意义重大的认可——我给不了他的，他也不给我。

我应允了母亲，仔细又惶恐地安排着行程：他们三个从未出过国门，如何放心让他们搭乘跨国航班；在土耳其要住一整个月，这时已经开始全职工作的我，再尽力也无法陪着一个月；完全陌生的语言环境，会给他们带来多大的挑战？策展方寻了一位学过汉语的土耳其姑娘来做翻译，我心想着父母的吴侬口音，他们真的能与一个只学了几年中文的外国人轻松交流吗？

倔强

很快就到了8月下旬，他们从杭州飞到阿姆斯特丹，我加入了飞往伊斯坦布尔的后半段，尽可能陪了一段时间。不过，至始至终，我都被一层生怕出错的紧张情绪左右着，忙前顾后，几乎忘记呼吸。自从11岁进入寄宿学校，我与父母相处的时间就被无限地碎片化了；成年后，更是只在春节这样喧闹的时刻浅浅一聚。我总是有些愤恨，觉得他们眼里的我，一直是那个11岁的女孩；又或是，在父母面前，除了幼时的记忆，我无法再真实体会自己任何其他的经验——换句话说，我才是那个将自己变成11岁女孩的人。

从伊斯坦布尔往北车程一个多小时开外，直到黑海边上，便是主办方找来驯牛的这家小农场。其实用“养殖场”来形容更为贴切，后院一块不大的空地上，鸡鸭猫狗、羊群和小牛们还算自在，还有一头不怕生的小黑驴。绝大部分的肉牛和奶牛，都被圈养着。它们身形巨大，瘫坐在栏杆后面，大大的仓库里全是饲料。我们一行人走进农场的时候，制作人选定的那头牛，正躺在漆黑的屋子里睡午觉。

策展方细心地把我们安置在离农场不远的一栋海边小楼里。傍晚去超市储备食物时，小舅买了香烟，父亲挑了瓶最接近白酒的伏特加；在摆满了肉类的柜台前，母亲抓着我的手臂问：“你帮我认认，猪肉在哪里？”我一时语塞。江南一带，养牛羊的极少，猪肉才是家乡最普遍的肉食，逢年过节，村里人聚集起来杀猪分食的场景，是我儿时既害怕地躲起来、总又好奇地竖起耳朵的时刻。

在这之前，我在一个空隙拉着他们跑去看了伊斯坦布尔著名的蓝色清真寺和索菲亚大教堂。可我是想当然他们理解伊斯兰文化的基础常识？还是其实心不在焉的我，并不懂怎样是更好的陪伴？看着他们在清真寺里充满好奇的自拍，并没有想到应该多介绍一些。我会为父亲不敢面对陌生文化而生气，却也没有多走出一步，去伴随他们的探寻。

相反的，我的全部精力都在应对那只牛带来的麻烦。随行的一位土耳其农民试着将牛从小黑屋里拉出来。在土耳其南边的一些农村里，用牛犁地还是一个可寻的传统，这位农民家中就养有一只耕牛，但当主办方试图将他的牛运到伊斯坦布尔时，才意识到将一只地理上属于亚洲的牛，跨国欧亚边境，运到欧洲，即便是同一个国家，也需要经历极其复杂的检疫过程，可以耗上半年多。

于是，他的牛没来，但作为驯牛的熟练人士，他答应带着犁过来帮手。在我们抵达前一个多星期，这位人高马大的年轻农民便一直在试图驯化这头牛。耕牛一般从小便开始训练，牛的鼻子上会被穿环，这样常见的“放牛”场景才可能，牵绳的人往那个方向拽，牛鼻子就能感受到拉扯，乖乖听话。

但这一只牛，却是完全未经驯化，根本没有兴趣听从任何人的指挥。急于展现成果的土耳其农民，其实是当地的摔跤比赛的冠军，年轻的他一跃而上揽住牛角，逼着牛就范——倔强的牛则前脚一曲，生生跪了下来。更多的时候，他在追着它满院子跑。站在角落里的父亲和舅舅，看得目瞪口呆。

“这牛从来没被驯过，”小舅皱起眉头，“没被驯过的牛长大了脾气很大，这样耕不了。”

养殖场里的几位工人应该觉得这些陌生的中国人很好笑，一连好几天，他们不是在学习用土耳其语来吆喝，就是用鲜嫩青草诱惑那只慵懒的牛。然而院子里的牛儿，要么纹丝不动，要么横冲直撞，生生撞坏了几处栏杆。壮年的牛力气极大，根本不可能被驯服。

化解

“怎么办？”我一时束手无策。策展方几位年轻制作人，毫无农村生活经验，满心祈祷只要这几位经验丰富的“中国农民”努力去驯，一切都有可能。父亲和舅舅的神色愈发尴尬，“我们买张机票回家好了，”父亲在某个时刻冷不丁地说。

最终出现在现代博物馆场地里的，是那头小黑驴。农场主说黑驴没有主人，平日里就在院子里晃悠。它性情很好，起初，我们尝试着将脖套搁在它的脖子上，或是拉着缰绳领着它四处走动时，驴儿扑闪着大眼睛，抖着两只耳朵，安顺地跟随着。甚至毫不抵抗地耕了会儿地——不过，第三次再去招惹它的时候，它还是拔腿躲开了几十米，又在地上打了好些滚儿。

在将用驴换牛的方案彻底锁定之后——这需要在艺术家、策展人、制作人和出版人之间反复讨论，我也不得不离开了，但父亲舒展开的眉头让我松了口气。

我不在的那半个月，他们看起来很自在，还想办法把一个土耳其传统的犁具，改造成中国农村里常见的模样。也似乎与中文生涩的翻译和只会土耳其语的工作人员聊得娴熟。不过，几种语言混杂下来，常相处的工作人员打听到的我，既是记者，还很懂营养学，不仅学了哲学还会拍电视剧（除了记者是我的职业，其他几项毫无出处）。

等我再回到伊斯坦布尔的时候，他们也从海边小楼搬到了市中心的酒店，准备展览的开幕。我发现父母房里有五双竹筷子——他们从老家带了许多泡面和家乡小菜，却忘了带筷子。母亲笑着说：“我们自己做的。”

我收起这几双筷子，打算带回布鲁塞尔的家里，又问起父亲对土耳其的看法，他想了想说，土耳其人特别好，忠厚老实、热心善良，这让他很吃惊，“但是伊斯坦布尔不够现代化，很多地方都特别脏。”我止住了反驳父亲的冲动，他对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有着决绝的判断。也于是不难解释，在我的生活状态中勘探一番后，父亲回国后难得地给我发的短信，总结说我工作繁忙、身体瘦弱、很不开心，这使得他很难过沉重——我手忙脚乱地解释，忙碌不意味着我不开心，工作不是负担而是我想要的，但也心知大约不会激起父女之间的什么涟漪。

开幕的那个星期，萧昱的老朋友、艺术家艾未未也在一个午后出现。场地瞬间热闹起来，数十人一下子围在了络腮胡子的艾未未身边，自拍、签名的都有。母亲有些激动地拽着我问：“这个肚子很大的人是明星吗？我们也可以跟他拍照吗？”我把父母推到艾未未身边，替他们在那头驴身前合影，想了想又低声解释说，这是那个很有名的诗人艾青的儿子。

不过，母亲要求我不向任何亲戚提起此行的真正缘由，要是有人问起，只需说他们是随我在土耳其旅游了一个月——我这才意识到，虽然一辈子生活在农村里，他们并不喜欢自己在博物馆里呈现的“中国农民”这个形象；在博物馆里养牛牵驴，更是难以向亲朋好友解释的画面。

半年后，母亲喜滋滋地说，她发现了一个秘密：土耳其海边院子里有几棵挂满果实的无花果树，那些果子，治好了父亲的痔疮。“你爸当时就说了无花果可以治痔疮，每天都吃很多，现在果然好了。”原来，他们还摘了一些无花果的枝丫，要回国嫁接栽培，可惜大多勉强发了芽便死了，“只有一棵还有可能活下来。”母亲说。

他们也依然会想起那头驴就发笑——终了的那场表演，也就是去犁半干的水泥层的时候，黑驴彻底决定不再听话了，在犁了两道之后便再也不动。挥着小棍儿的舅舅，又被现场的工作人员制止，“这样会被人以为我们在虐待动物”。在场的兽医则说，驴是很敏感的动物，把它从农场里拉到博物馆，离开了伙伴儿，可能是很抑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