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海外务工的福建人：三十年，迫切改变命运的心回到原点

吴卫和林同是福建老乡，也是高中同学。他们二人都在上世纪60年代出生，在90年代远渡重洋去务工。如今三十年过去了，他们从海外归乡，吴卫坐拥两千万身价，林同却两手空空。

“我现在是无产阶级啊，什么都没有，”福建高山镇一家闷热难耐的小饭馆里，林同夹上一口菜。坐在他身旁的吴卫，从黄色铁罐里抽出一支烟，港产的红双喜，点上，然后倒了一杯冰啤酒。

“我们算是时代的弄潮儿，”吴卫感叹，“考大学，出国热，老板热，什么都赶上了。”在中国的移民大省福建，留洋文化和人情纽带撬动一代又一代急于改变命运的心。然而，随着浪潮翻滚的命运究竟由谁做主，只有被打湿过的人才真正知道。

一座座高楼都是海外淘回来

林同和吴卫的第一次命运分岔发生在90年代初，一家生产LED灯的台湾企业在他们的家乡招工。那时改革开放的大潮袭来，林同刚摆脱了长达八年的体制内岗位，渴望在市场经济里自由地挣钱。

他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他的父母兄长都是农民，林同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也是唯一的大学生。他在1980年考上全国重点大学——西北工业大学，主修无线电工程，后来又在航空航天部读发动机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他进入中国直升飞机研究所做军工，可是过得很别扭，“待遇低，上下班还吹军号，”一个月收入54元，杯水车薪。此前研究所人才流失严重，等林同那届新人进来之后，所长抛下狠话：“你们年轻人想走，八年之内都不要谈。”

而八年后，台湾企业开出800元人民币月薪的待遇，却让年轻气盛的林同一口拒绝：“我认为我值一千。”

与台湾企业的价码谈不妥，林同之后到保安工程公司做过技术，在泉州卖过改装对讲机，有人给他开出1500元的薪水，他也没去。那时他还是年轻气盛，琢磨着自己做生意。

“我就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吴卫不认同林同的选择。吴卫应聘同一家公司，接受了月薪450元的工作，“我以前才拿72，有400就很满足了。”

那时吴卫在福州市一家国营机械厂做工程师。本来有个谈婚论嫁的女朋友，却因吴卫不是城市人、买不起房而分手。吴卫下决心要赚钱，他从国企办了停薪留职，辗转几家民营公司。

1989年，吴卫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同年两人结婚，很快有了孩子。他再一次感到没钱的压力：“人家都有房子，我们没房子住。你愿意老婆孩子跟着你颠沛流离吗？”

吴卫和林同都在福建省福清市高山镇长大，这个位于福建东部沿海的小镇因地势高而得名。走进林同家所在的高山镇塘北村，三层往上的西式楼房在村道两旁一路延伸，一幢挨着一幢。阳台间带有雕纹的圆形立柱，院门口挂着石刻的金字对联：光宗耀祖，子孙兴旺。以前村里盖房的标准配置是“三层半”，三层住人，半层用来晒衣服。后来攀比之风愈烈，东家盖四层，西家就盖五层，楼房高矮逐渐成为衡量财富的标尺。

但这气派只在门面。许多楼房院门紧闭，偶有敞着门的人家，可见屋內陈设简单，只有一条瘦狗在屋门附近原地转圈。“这个村子，除了老人就是孩子，没有年轻人。”林同说。

虽身处沿海，但福建地貌多山，人口分散，中心城市发展不足，与其他沿海省市相比，城市化基础薄弱。上世纪80年代以前，紧张的台海关系也被认为是福建作为“前线地区”得不到发展的主要原因。1990年，福建的国内生产总值仅是邻省广东的三分之一，基础设施投入只有广东的五分之一。经济的滞后和渴望海外的传统催促着一代又一代福建人离家打拼，四处扎根。

“那个时候（出国和不出国）差距太大，你用眼睛都看得到，不用人家讲。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哪里来的钱？就是海外淘回来的，”林同说。

高山镇便是著名的侨乡。塘北村口的牌坊、村里的路都是华侨捐钱修建的。华侨的传奇故事撩拨着年轻人的心。林同最敬佩的就是祖籍福清的已故印尼富商林绍良。生于农民家庭的林绍良1938年远赴印尼投奔亲人，从一个花生油店学徒开始起步，建立横跨多界的家族财团。鼎盛时期，林绍良曾是印尼第一富豪。

在林同心里，“跨出国门是第一步的”。但老同学吴卫先于他迈出了第一步。1992年，吴卫凑了几万块钱，在蛇头的帮助，只身来到日本东京。

而林同那时还犹豫着。三十年后再回忆这段经历，林同总结自己，“思路还是有的，只是没有踩到鼓点上”。

在日本，一天的收入是老家一个月的薪水

“什么都新式、都花样，都感觉到比中国好，”回忆起那个灯红酒绿的东京都，吴卫觉得，“自己这种小地方出来的人，没有遗憾。”

他背着一个面包，在东京的大街小巷穿行，用刚刚学会的几句日语问：需不需要临时工？最开始，吴卫白天上语言学校，晚上在寿司店帮工。后来学校干脆不去了，白天做清扫，下午和晚上在汽车配件厂做流水线工人。

吴卫是奔着劳动力差价去日本的。90年代是日本发展的黄金时代，打一小时零工能挣1000日元（约60元人民币），一天的收入已经赶上福建老家普通人一个月的薪水。

他有管理车间的经验和察言观色的机敏，在汽配厂从流水线工人做到课长。工资涨了，老板还邀请他白天也来上班，吴卫推脱了。“小时工资高一点。日本公司社员要缴纳税金，还要扣你什么东西。他们社员福利好，但是我们不要，钱可以现拿。”

卖力的时候，吴卫一天做16个小时，一个月挣四万人民币。那是1995年，上海的在职员工年均收入不到一万。

除了拿时薪，退掉的税、报销的车费都逃不过吴卫的精打细算。日本公司提供交通补助，一个月花了两万日元，他就报两万五。后来发现复印件也能蒙混过关，他就一份票据三家报。他觉得日本人有点“傻”、“不懂变通”。

他没有精力也没有环境交朋友。和中国人一起租住的狭小房间里，六套榻榻米七个人分，上白班的人回来，赶晚班的人又要出去，谈天说地的工夫几乎没有。他唯一的“朋友”是在清扫公司结识的一个日本大学生，对方比自己大上五岁，没有结婚。俩人交流的话题从不涉及各自生活，出去喝酒也是各付各帐。直到离开，吴卫对这份友谊的感觉始终“算不上好，他不交心”。

吴卫来日本办的是留学签证，期限只有半年，之后便作为“黑户”蛰伏下来，期间没能回家看过一次。“去的长就不想了”，他说。只有工资源源不断地流回福建老家，凭借这些钱，妻子在福清盘下一家旅店，又陆续攒下数家房产、店铺，最终积累了两千万的家业。

夫妻俩的经济头脑并不被彼时的家乡人所理解。乡下人赚了钱就要盖房子，随着像吴卫这样在海外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外表光鲜的楼房成为家族在外掘金发迹的炫耀之本。吴卫的父母至今责怪他没有把房子盖在老家，给老人家撑起脸面。“起初我父亲很疼爱我，最后就疼爱我的小弟，为什么？他把房子盖在乡下。”

1998年，在日本打黑工的第六个年头，吴卫决定回国。“身体不舒服，感觉不能够以命换钱。”暌违六年的家乡变得有点不认识，“那时候福清有人叫我吃饭，叫我带‘卡路’出来，就是二奶。我说我没有卡路，人家说没有二奶还敢出来，丢不丢人。”

林同是跟着吴卫后面回国的。1996年，他终于实现了出国的想法，到东京筑地市场运货打工，同时在一家跨国株式会社的厨房帮工。两份工作的月收入加起来接近两万元人民币。本以为也能挣钱回家长长脸面，没想到两年后，便被发现签证过期，不得不打道回府。

“运气不好，”林同叹气。至今回忆起来，他的声音扔掩不住沮丧： “不想提，一辈子都有阴影。”

2001年，已实现财务自由的吴卫在家乡讨了一份数学老师的工作，过上清闲的生活。而林同海外掘金的征程才刚刚开始。

在南非打拼，“生活就像服刑一样”

不久前，林同和吴卫才重新取得联系。林同的大女儿今年读初一，碰巧是吴卫教书的学校。林同四十出头才讨到老婆，如今两个女儿都在福清读书。吴卫有次开玩笑，四十岁结婚“不正常”，林同脸上掠过一丝尴尬。

“你怎么结婚呀，你天天在路上走，”林同说。长期的漂泊还是次要，“关键还是会不会挣到钱，你要是挣到钱，现在结婚也来得及。”

2003年，一直没有折腾出名堂的林同决定去南非闯一闯。他在当地租了一辆车，带着几个侄子、外甥四处寻找合适的店铺，想做超市或加油站。他的英语底子不错，一些老家的亲戚晚辈都信他。可是，整整一年都没有收入。

中国和南非在1998年建交，随后南非的中国移民益增，至2010年，加上非法移民总人数超过50万。这其中，福建移民占到三分之一。

比起日本的处处规范，南非的移民生态更为“野蛮”，是“险中求富贵”。比他早来的福建商人大多靠外贸服装、旅店、杂货铺等小本生意起步。中国人喜欢低价倾销，打价格战，生意厮杀得很惨烈。为了增加盈利、躲避竞争，不少人把店开到了城市以外的穷乡僻壤，“占山为王”、“你店开在他旁边不行， 开在他对面不行。你开了他就揍你啊，不让你开，你没办法。”

到南非的第二年，林同和侄子们接手了一间加油站，这类生意在当时的华人圈里算是首例。前任老板因为年纪大了不想操劳，愿意用70万兰特（100万人民币）的价格将手上资产尽数转让。加油站后面连着一幢单层别墅，别墅旁边还有泳池，是笔难得碰上的划算买卖。

加油站位置优越、没有竞争对手，便利店生意也不错。红火的时候，一辆60人座的大巴刚进来，下一辆大巴已经在排队了。林同一年能挣近百万人民币，有房有车。日子顺的时候，林同觉得南非生活有民主、也自由，比起国内悠哉许多。

但是，对安全的担忧总是萦绕在他心头。中国人现金充裕，又较软弱，因为很容易从口袋掏出现钞，中国人被当地的劫匪称为“ATM机”。林同就不止一次成为打劫的目标。有一天晚上，一群亲友打牌归来，在别墅门口被匪徒堵上了嘴；还有一次，趁着家里没人，小偷撬开了门。

林同算是运气好。第一次，匪徒摸黑进屋的时候，惊醒了熄灯睡觉的林同，情急之下，他看准机会，拼劲全力扔出一支铁棍，用凄厉刺耳的金属噪声把匪徒吓走；第二次，是恰好有警车从附近经过，警笛吓走了小偷，才化险为夷。
针对华人的打劫几乎每天都有，林同心里清楚，这些案件背后大多“都是华人提供信息然后分赃”。

不少华人都在自家店铺安装了“防劫门”，这是一种用钢铁焊接的防盗门，不管营业与否，都要牢牢关好。林同则雇了一个南非警察做兼职保安，警察配枪，心理感受更安全。但警察也不能绝对信赖，索贿的事时有发生，有次林同出门忘了带身份证，碰上警察，被敲诈了2000兰特。

经济说变坏就变坏。2008年金融危机，南非市场动荡，兰特大幅贬值。接着是南非足球世界杯，财政吃紧，经济愈发不振。兰特的持续贬值推高了买油成本，南非国民消费力减弱也让生意愈加难做。十几年前1兰特换1.3元人民币，到如今1兰特汇率只能换到0.4元。再怎么赚钱，也抵不过汇率贬值。

“不赚钱的都回来了，都在卖了，但卖不掉，”很多人熬不住了，林同不肯说他亏了多少钱。他只说，以前在南非当老板的男人是“抢手货”，如今都没什么吸引力了。

2009年，林同的侄子、二十出头的林峰来到南非，对他来说，出国已经成了追随父辈的惯性动作。他在家乡的职高毕业后，晃荡几年找不到正经营生，来到南非后盘下一家酒店，生意很快就黄了，周围治安不好，林峰被打劫了两次，头还被枪柄敲了。

他又辗转开了第二家酒店、超市，生意还能维持，但实在是无聊。“生活就像服刑一样”，每天开门关门，一直重复。林峰觉得浑浑噩噩，“到了那边（南非）的时候，有时候会想，怎么到这边了？”

一代又一代外出务工的福建人遇到了难题：外面的世界早已不像从前那么精彩，劳务差价几近消失。他们要去哪里书写华侨传奇呢？

2016年，林同和侄子林峰决定打道回府了。

想法太多、眼界太高，反而抓不住财富

林同回国的这一年，吴卫辞去教书的工作，过起吃饭喝酒、爬山行脚的生活。林同却意识到自己在国内“已经没有机会了”。“比方说请客巴结人，你在外面呆了20年，你做不来的。”

和林同大哥的孩子林平聊起林同，他们早期曾在南非共同经营加油站。“他的头脑太好”，林平尴尬地笑了两声，“我们这边，头脑太好了不一定能挣到钱。头脑不好的话，三十也赚，五十也赚。”言下之意，出门讨生活的人，有时想法太多、眼界太高，反而抓不住财富。

这些年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林同说：“没有挣到钱，有点遗憾。”

三言两语，钱字不离口。林同是“见过大钱”的，出走半生，却未能衣锦还乡。如今租房居住，孩子在国外出生，回国只能读私立学校，学费开销亦成负担。

“他现在是50岁的想法，跟我差20年。”吴卫谈到老同学林同，“我30岁想为孩子多挣钱，现在是享受人生。你说他苦不苦？”另一边，林同形容吴卫的悠哉态度是因为站在“混凝土上”，而自己毕竟站在淤泥里面讲话，“底气不足”。

和父亲的敢闯敢拼不同，吴卫的儿子如今在福州一家国营企业上班，不愁吃穿，生活安稳。吴卫觉得，生活水平的提高已让下一代失去“父辈那种创业精神”，年轻人没有生活压力，出国吃苦便不是必须。

林同和吴卫聊起“遥想当年”的时刻，颇有些遗憾，比方，“我当初要是圆滑一点，我就入了党”，或者，如果去了那个台湾公司，“我起码是采购部经理”云云。

只是往事不容得重来，林同最终得出一个结论：“命的问题”。

在此刻，他们二人的心回到了原点。

（应受访者要求，林同、吴卫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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