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海外香港研究推动者陈明𨱇：香港是中国最好的孔子学院

11月13日，“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二十年：跨学科视野”研讨会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开幕。此后数日，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UC Berkeley）、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和多伦多大学依次举办分会。在美国西岸一连三日的会议中，除了有不少学术界人士参与外，也邀请到多名有份量的中港政界人士，包括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民建联创党主席曾钰成、中联办法律部部长王振民及香港资深媒体人程翔，就香港特区成立20年的现状展开讨论、展望香港前景。

十年之前，同一个会议组织者，也曾在斯坦福大学办过一场“特区十年研讨会”。这名热心于海外组织香港研讨会的人，是一名中国历史学家，也是海外香港研究的重要奠基人──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陈明𨱇教授。

陈明𨱇生于香港，中学毕业后赴美留学，1975年以25岁之龄于斯坦福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担任研究员，直至1980年回流香港，于香港大学任教历史系至1997年。离开港大后，他重回斯坦福，在胡佛研究所、东亚研究中心任职至今。陈明𨱇在多间世界知名学府有过任教经历，而且长期为香港的海外影响搭建平台，促成不同派别声音的传播。例如2006年，他邀请饶戈平、王振民做主讲嘉宾，在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会议谈中方对《基本法》的观点。2016年，在黄之锋等人受邀访美的过程中，他也曾协助西岸几所大学主办机构了解香港的情况。

陈明𨱇教授早于1970年代、香港还未进入国际视野时，便已在美国研究香港，其硕士论文关注省港关系，博士论文以岭南地区的连带切入，研究中国工运史。可是，80年代以前，香港研究在国际学术界上并不受重视，甚至其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之一都曾对他说：You’re not really a Chinese historian, you’re a Cantonese historian.（你不是真正的中国历史学家，你是广东历史学家。）近年香港在中国因素下经历一连串动荡，再一次进入国际的视野，他对如今淋浴在媒体镁光灯之下的香港和香港研究，有何观察？

问：端传媒

陈：陈明𨱇

问：可否请你谈谈，这个研讨会最大的意义是什么？会议又是如何筹备的？

陈：会议的筹办很大程度上是依赖长期形成的个人关系，但大家也有共同信念，为香港争取国际曝光度、在世界上几个重要的学术区域和华人社群更新香港的发展。这件事我不做谁来做？去年在香港期间，我亲自见了每一个人，邀请他们来。 原本计划了六间学校，包括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和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in Seattle，但连续六天，他们（讲者）会吃不消，所以改为四个。最早的阵容是一个民主派（李柱铭）、一个建制派（曾钰成）、一个“当权派”（叶刘淑仪），一个北京官方意见（王振民）。很遗憾，叶刘淑仪取消了行程，王振民用的是视频。特别提一句，王是这次的讲者里面，唯一一个参加过十年前会议的人，他很有诚意，也知道四校联办，机会空前绝后。但他最近身体状况不好， 工作很忙，最终未能成行，只在开会前几天做了录影，委托他的学生，也是我过去的研究助理，亲自顺道带到美国。还有，我不给他们出机票的，也没有找赞助。为什么？要是我接受，那很多有钱的，比如开个五万块美金，这九个人确实都可以坐商务舱来回，但赞助者可能要说，不给小戴（戴耀廷）来，不给那个来，我有个干儿子在哪个大学做助理教授要求安排……我要保持integrity（正直和公平）。

问：哪些新观点是在会议上产生的？几位重点嘉宾的发言，有哪些看点？

陈：最重要的是，Martin（李柱铭）和曾钰成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观点都相似，分歧远小于共识。他们都认为，香港有些现象不理想。Martin不反对回归，也不鼓励港独，所以爱国派有时候骂他是分离主义者，是骂过头了。王振民的发言代表官方，他想强调的是：第一，中央对香港没有恶意，可是又对香港不放心，所以第二，重申对主权问题的坚持，维持权威，不给分离主义想像的空间。

问：你在2007年时，曾于斯坦福大学组织过香港回归十年的研讨会。十年后再办一次，规模比上次更大。可否请你结合这两个时间点上香港的政治和社会气氛，谈谈两次会议的不同？

陈：最大的不同是，十年前有种对“一国两制”挺过困难后的乐观，这一次的焦点更多放在香港的制度受到了哪些挑战。所以也做个预告，这次讨论会的文集名字暂定为China’s Hong Kong Challenged: Two Decades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Realignment，《中国香港的挑战：一国两制二十年再校准》。

2007年的香港社会有一种Just emerged from the tunnel（刚从隧道里走出来）的感觉。 我们简单从政府管治和经济状况的角度，回顾一下这种感觉的来历。特区第一个五年，中央对香港很宽容。当时如果香港垮了，澳门怎么回归？所以中央从大局出发，没给香港太多麻烦。但是香港政府领导能力不够，没有利用好蜜月期。到2003年是最低潮，除了SARS和七一游行，那个时候香港的失业率是7.6%。按世界标准来看，这可能可以接受，但香港长期以来的数字是2至3%，等于是double了。

首任特首董（建华）先生是businessman出身，北京信任他，港英给他机会多参与行政局（编按：董是1992至96年的行政局非官守成员），他在香港知名度很高，也是正人君子。他会是一个好的太平宰相，但不是曹操、董卓这样的乱世英雄。他不是政客，行政领导经验不足，口才也不太好，不懂得gimmick（噱头），所以比较吃亏，对政治危机处理得不好。到2005年他下台，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感觉就像去年12月的时候。（编按：上届特首梁振英于去年12月宣布不竞逐连任）

2007年，曾荫权接替辞职的董先生并完成其剩下两年的特首任期后，正式上台，民望很高，市民也普遍乐观。他是行政的老手，对处理1997至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有功，大家对他有好感，觉得他是懂规矩的人，也懂香港的运作。另一方面，虽然“自由行”等政策已经开始有社会反应，但矛盾还没有爆发。中国在那时候，也在成为global power的边缘。所以2007年是这样一个节点，好像中央是个sugar daddy，新长官又有办法，股市回升，失业率下降，大家有饭吃了。香港还怕什么？这样的乐观，这次会议没有再看到。

问：“信心”和“信任”是研讨会中屡次提到的关键词。你提到2007年的乐观，一方面关于经济和就业，另一方面涉及对中央和香港关系的信任。那么，政改和法制方面的情况呢？

陈：2007年，曾荫权连任的时候，说要做政治改革，一举解决香港的民主化问题。结果是立法会增加5个由直选产生的议席，逐步政改的苗头比较好；各派之间的矛盾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是到了2012年往后，矛盾才逐渐激化。其实北京中央领导层很了不起，敢跳火坑，毕竟香港不是好管理的地方。我们没有一人一票选特首的权利，因为中央用选举团制度保持发言权、影响力。但是，做了选择就要承担责任，不要怪香港人、怪外国颜色革命。这么说是骗自己还是骗别人？更糟糕的是，外面没有人相信这种讲法，反倒是你自己相信。

最近几年，一些官员对《中英联合声明》有效性的提法并不明智，在重申主权、治权的同时，间接影响到国际上对香港法制稳定的信心。举个例子，我过去的一些学生在美国大公司工作，他们和中国的贸易合同常常不在美国，不在中国内地，而是放在香港签署。这种做法是双方都认可的，也很方便。但近期的法律风向，让他们都很忧虑，担心法律效力的延续性。

问：近年来中国的地位在国际舞台上明显提升，这会怎样影响到香港？

陈：在国际上，中国正在培养大国的自信心，但还缺少一些“气派”和“风采”。中国可以不喜欢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留下的后遗症，譬如欧美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霸权和傲慢，但我们要做三件事。第一，对自己过去的成绩有信心；第二，珍惜现在“翻身”以后的国际条件；第三，越是大国越是对小的客气，就像英国前首相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在二战后期说，“如果我们输了，要沉得住气，如果我们胜了，也不要耀武扬威。”（编按：邱吉尔原话为：“In War:Resolution;In Defeat:Defiance;In Victory: Magnanimity;In Peace:Good Will.）你都胜了，为什么要再羞辱对方呢？所以有些事做完之后，你越不讲，就越能证明你已经arrive（获得承认）。如果要一天到晚给你掌声，反倒是不安全的体现。就像美国前总统列根是保守派，你可能不会同意他，但你和他相处不难过的。中央如果一直挤压香港，结果会怎么样呢？现在台湾还有没有人谈一国两制了？连统派都不谈了。

中国和国际最像、最接轨的地方还是香港，所以如果国内的soft power（软实力）在香港实践得好，要好过去外面开五万间孔子学院。从这个意义上讲，香港是中国最大、最好的孔子学院。香港人现在对大陆有很多保留，关键不是香港人不爱国，而是对某一个时期的政权行为不容易消化。

香港的触角是放射性的（radioactive outreach），全球联系很厉害。举个例子，香港之外，全世界最多香港人的地方在多伦多。加拿大国会有12个成员有香港背景，这在全世界都是没有的。所以加拿大很在乎香港，他们的总理也讲，香港问题不是外交政策，而是核心内政。对于中国来说，殖民地历史要反思，但处理国际事务上，还是要利用这种历史在香港形成的纽带。再举个例子，中国很多事情要靠在英国的留学生做，但经常还是香港的同学更有办法──他们的父母、祖父母已经在英国念书了，打得进那个圈子。我们可以批评帝国主义带来的世界秩序，但也不能忽略其软实力——例如英国女王的威望——在现实政治中持续的影响力。中国在构想“一带一路”的过程中，补上了关于软实力的两点，所以对中国来说，香港的中介作用仍然重要。这种作用是历史的结果，用今天的钱是很难直接买来的。

香港研究，应多放进区域比较的框架

问：作为香港人，你60年代已出国留学，是最早期海外香港研究的重要人物。结合近50年的学术历程，你如何看香港研究在国际的发展和地位，以及当今香港的学术环境？

陈：当年香港研究进不了大雅之堂，也不是主流。我1970年的硕士论文已经在讲省港关系，虽然到了80年代，香港问题才因为时局变化引起国际关注。这十年间，我在学术上是孤独的，甚至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之一都说过：You’re not really a Chinese historian, you’re a Cantonese historian.（你不是真正的中国历史学家，你是广东历史学家）。但20年过去，到90年代，他当面向我收回了这种看法。

我一直把粤、港、澳、侨放在一起思考，处理的不仅是地方史（local history），也是地区史（regional history），还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的发源史。对于中国来说，20世纪的数次中国革命与改革，没有粤港澳，根本不可能。香港到现在出的世界级人物，可能就是孙中山了。孙中山小时候，父亲在澳门工作，他和家人一年两三次从中山到澳门探望，这是他认识非华人世界的启蒙。他在夏威夷念完初中，到香港上高中，再进入医学院，毕业后在广州、澳门行医。他的世界观是在省港澳形成的。辛亥革命前有十次不成功的起义，有八次都在广东。因此中国近代史，自鸦片战争以来，就应该把香港因素放在框架之内讨论。另一方面，我始终把香港放在中国和全球的语境下看，包括和台湾、和海外的联系，这和把香港视作一个独特个体的取向不同。

所以我做的是主流中国历史，只是我的关注点在香港、岭南地区。譬如我对中国工运史的研究，里面包括了广东、澳门、香港的部分。我也不排斥台湾、大陆来的学者，很多香港人做不到这点。香港学者还有一个危险的趋势，以为香港重要得不得了；甚至说，你不是香港人，就不能研究香港，就不懂香港。这样不行。一定要有国际的合作，也需要国内的同胞多关心，越往北越好。如果有新疆、西藏，或者黑龙江的学者想要研究香港，更要特别欢迎。还是那句话，香港重要，是因为它是在中国和世界之间建立起的桥梁，所以必须要考虑大的背景，正视这种背景对香港的塑造作用。

香港学界的香港研究，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由于学科极度细分和学校之间竞争激烈，年轻学者出版压力普遍太大，好不好都要出，所以数量和质量很难平衡。第二，不少学者对香港本身讲得很通透，但离开“香港”这个范畴，能讲的题目就比较少。我认为除了上面提到的大广东区域视野，也要多把香港放在例如“亚太城市发展”，“后殖民社会转型”等可以和其他区域进行比较的研究框架内；另外就是进一步突出对中国影响的讨论。

学术自由上，现在香港有一定的自我审查，也有机构性的敏感（institutional sensitivity）。虽然个人的项目、出版不需要学校行政的批准，但是校内的研讨会等活动可能会受影响，这个我和海外的朋友都担心。中国内地大学有很多规矩，希望香港不要走到那一步吧。香港的大学重排名的风气不太好，有的统计被人说是假的，我不用讲你都知道是哪一间。我在这么多学校教过书，它们都不在乎排第几，各有各的精彩，也不自大狂妄。不像香港有个什么大学，因为早一点开幕，就看不起其他的。20年前我离开，他们给我忠告，说你是研究香港的，没有我们这个伟大的大学，你就不能做香港研究。我可能也没有什么成就，但大家还给面子，这次研讨会文集，会是我的第19、20本书了。

问：透过你的学术视野，如何看当前中港关系下香港的空间？香港未来5年、10年面对的挑战是什么？

陈：我是中国本位，但不是狭义上的中国中心。所以用本土派的话来讲，我就是大中华胶吧（笑）。我反对港独、台独等分离主义，可是中央也要想办法留住他们，不能骂两句就好了。另外我要强调，今天有个错误的对立，好像爱国就不能谈民主。可你看，中央怎么评价孙中山先生？“伟大的爱国民主革命家”。孙中山正是利用省港澳地区的特殊地理、文化环境，以及在中外交流中形成的个人关系网，才推翻北方的满洲王朝，建立了共和新中国。我在香港、美国，其他地方讲孙中山和港澳关系，都要说他追求的中华梦。不管在哪里，我都要提他说过的五点：第一，独立自主，不受压迫的中国；第二，同一团结的中国；第三，现代化、不落后的中国；第四，富国强民的中国；第五，自由、民主、法治的中国。可是爱国派的报导，有时候就会漏掉这最后一点。爱国为什么不能和自由、民主、法治相容呢？我答不出来。

未来香港要保持国际竞争力，不落后于其他中国城市，另外要防止冷战式的意识形态对立。我是历史学家，有义务提醒曾经有过的区域连带，譬如1949年以前的香港和广东，来往是不需要身份证的。我自己呢，最喜欢的就是世纪之交，1900年前后，广东、香港、澳门之间合作很好。大的商店，老爹在广州，大儿子在香港，二儿子在澳门。你可以说我是大广东沙文主义，但总比狭隘的本土主义好吧？所以香港要利用大湾区这个概念，团结我们的兄弟姐妹、邻居，完成省港澳大合作，做珠三角的示范者。同时，珠三角可以和长三角、渤海湾，以及全球的其他城市群竞争。香港人自己要争气，要学新技能，要了解包括中国内地、澳门、台湾，以及海外华人的发展，更要利用已有条件做世界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