揾食？抗争？自主？有底线？雨伞三年后，什么是香港式自由？

“这几年，我实在过得很痛苦。”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周保松近日在一个工作坊上表示，2014年持续79天的雨伞运动之后，他目睹香港经历愈来愈多制度的崩坏，个体自由也越来越难以得到保障。

仅仅近大半年，香港就经历一连串让人沮丧的事件：六名立法会议员被褫夺资格、16名年轻人因占领公民广场和保卫新界东北入狱，近日，又有一连串关于在大学民主墙讨论港独引发的后续风波，2017年香港人谈论的最多的，或许是担忧香港的自由在不断收窄。

在威权统治和民粹夹击的后雨伞年代，香港还能如何以自由作骨干构想未来？

恰逢雨伞运动爆发三周年之际，2017年9月30日，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举办“香港与自由”工作坊，请来周保松、罗永生等不同年代、范畴的19位香港研究学者，花一整天的时间，将“自由”放回香港政治和经济的脉络去讨论，众人由二战后的英殖统治说到雨伞运动，思考自由如何塑造香港的文化和身份认同，亦探讨自由的未来。

雨伞运动：由“揾食至上”的自由到政治自由

工作坊当日，一些学者回忆三年前的雨伞运动，感慨道：雨伞运动爆发后，很多于香港土生土长的人突然对这个城市刮目相看。

一直以为自私、“各家自扫门前雪”、“揾食啫犯法呀”等质素深入香港人的基因，但占领区当时各种自发的协作，小如免费派水和食物、扶行动不便者跨过公路之间的石壆，及至后来发展成一个不需金钱交易便可凭互助解决生活所需的群体，以帐篷建立起一条条村，有人说这是久违了的“人情味”，但远超于此。

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彭丽君形容，在香港这个“揾食至上”、讲求实际的社会，有一群人甘愿暂时抛弃学业和工作，投身一场结果未明的社会运动，这并不符合我们理解的香港自由主义传统。

正如周保松指出，对于自由，香港的主流论述主要聚焦经济自由，其基础是“市场经济”。香港连续23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经济学家佛利民（Milton Friedman）亦曾公开称赞为自由经济楷模的城市，人们普遍认为，香港于上世纪二战后经历长时间的经济起飞，是政府甚少干预、缔造有利的营商环境的结果。彭丽君解释，这种经济自由主义长期扎根香港，形成一套鼓吹自力更生、崇尚竞争和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价值观。

不过，三年前的占领区却呈现另一套价值观。占领区内，到处可听到陌生人坐下讨论香港的未来应怎么走，学者开办流动民主教室讲学，艺术家创作，或每人都以自己的角色尝试让运动持续下去：母亲送来汤水、木匠为学生打造自修室。

抗争者长时间在同一物理空间共同生活，前来参与的个体放下部分自我，成为集体的一部分，视其他个体为一个共同体的平等成员，并展开对话；占领区既是一个起居生活空间，也是一个政治抗争空间，除了物质上的帮助，还有各种政治交流，生活上的互助也建基于相信一起身处在这个抗争空间之内的人是信念相近的共同体。

在彭丽君看来，当本属私人领域、目标是不受打扰的食饭睡觉的起居空间，跟属于公共领域、著重交流的抗争空间重叠起来，发生的就是当自由主义遇上共同体意识，出现了她笔下的历史转折（rupture)。

身为战后婴儿潮一员的教育大学教授吕大乐说，很长一段时间，香港的自由可能只是“自说自话”。他回忆自己成长的60年代，国共两党在香港这块属于英国的土地上，各自成立了自己的平行组织：由住宅、学校、报纸、银行、电影制片，完善得可以为其追随者包办生养死葬，但不同派系却没甚交锋，更莫谈撕裂。当时香港作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较劲的前线，几乎可比作“东方柏林”，但英国权衡过后，认为与其打击任何一方，不如让它们互相竞争而不致任何一方坐大更加有效，一定程度上默许了香港社会内部容纳不同政治意识形态共存（而非像二战后邻近亚洲国家，限制政治自由如言论、集会等、出版等）。

但吕大乐特别指出，这种维持“政治平衡的布局”，实际上带来的结果是“各种意识形态自说自话式的自由”，而不是“全面自由民主化社会下的重视意见交锋的多元（plurality）”。

但彭丽君在占领区看到了难得的多元交锋。在她看来，占领区中的自由是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式的自由：阿伦特强调，尝试将自由和政治分开，例如以消费作为一种去政治化的自由、避免触及政治地促进学术自由，都是不可能的。

香港演艺学院人文学科讲师黄宇轩则进一步认为，雨伞运动的状态是“极端自由下的解放”。彭丽君亦认为，虽然占领期间，对下一刻的发展永远充满未知和不安，而且连在占领者之间亦出现缝隙和各种挣扎，但无人能否认当时占领区内正碰撞出一种香港人前所未见的政治自由。

香港式自由的背后：一个倾斜的足球场

转眼三年过去，时局变迁巨大。

“香港与自由”工作坊上，香港中文大学大学通识教育部讲师梁卓恒特别点出，虽然自由很重要，但许多以争取和捍卫自由作为旗帜的社会运动，近年动员能量不断下降，各项集会的参与人数都大不如前，“要出动催泪弹大家先行出来”。因各种原因，香港社会似乎又回到满足于“经济自由”的状态。

香港人渴望的自由到底是一种怎样的自由？这种自由又如何得到保障？在探讨这些问题前，先要理解香港自由主义的脉络和背景。尽管自由作为香港的核心价值观，常被提及，但一个词语愈容易被大众谈论，它就愈难被定义，而且常常被用作挡箭牌或修辞。

本土派会说香港人的自由受外来人冲击，所以要限制外来者；建制派会说香港的自由有赖大家理性、自律和守法。

“有自由、无民主”，主流论述一直这样描绘香港，背后是一种隐藏的优越感。这句说话除了描述政治制度相较于文化实践和生活状态的滞后以外，亦是相对于邻近华人地区提出的：相较于新加坡“有民主、无自由”（90年代，一般香港人对于新加坡的认知还是停留在“吃香口胶会被施以笞刑”，直至近十年才进化成“会提供又大又便宜的的组屋”的高效政府印象）、台湾直到解严前“无民主、无自由”、和今天中国内地依然是“无民主、无自由”。

假若说西方民主制度的政权和平更替，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了限制政府权力，以保障公民自由，那么香港这个地方不需要民主也成功做到了：相对其他华人地区而言，香港人在日常生活不易触碰到当权者的界线。不过近年，越来越多人开始意识到，这种自由，只是确保人们实践一些自由“不受干预”，而没有确保人们有实践自由的条件。

当自由主义一旦落实成为一套政府的经济政策，逻辑上则只会确保各人的经济自由（如就业、做生意等）不受干预（negative freedom)，而不认为有责任确保各人的自由得到实现（positive freedom)，可能导致如前述香港面对的贫富悬殊局面。毕竟，在一个倾斜的足球场，即使每队各有11名球员，足球还是会不费力地滚到其中一边的龙门。

周保松近年出版的的两本政治哲学书籍《自由人的平等政治》和《政治的道德－从自由主义的观点看》，都在尝试以西方的自由主义政治治学学说，回应当今中国和香港的共同面对的贫富悬殊问题，建构自由左翼的论述。简单来说，他认为一个人能过上自主的生活，本身是美好的事，但必须建立一套制度，以确保每个公民能有经济条件实现这种自主。

虚拟的自由，缺位的自主

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罗永生则从另一个角度切入，梳理香港自由主义的背景。在他看来，香港人过往长期感受到的自由，以及英殖民政府的宽容，不过是统治者高明的手段；换句话说，自由在香港只是殖民统治工具遗留下的虚拟结果。

香港人引以为傲的法治、程序正义、廉洁和政府一般而言不介入私人领域的传统，都是英国作为殖民地宗主国留下的产物，是故近年当香港人面对各种社会问题时，有些人不禁“怀缅”以前宗主国的“善治”、“公道”等（尽管他们当中有一部分是对殖民地时代无深刻记忆的80后和90后）。但环顾其他殖民地历史，我们知道不同欧洲帝国管治殖民地方法不一样，甚至同一个帝国对不同殖民地亦有因地制宜的方法。

罗永生提到，以往英国人有种“有责任教化落后民族”的“白人包袱”优越感，但1857年印度发生大规模叛乱，直接冲击英国宗主国的殖民政策，这一事件成为转折点，英国学会去笼络殖民地的当地精英，培养他们成为管治拍挡，最重要目标是防止帝国秩序瓦解。

香港岛于1842年割让予英国，1907年出任总督的卢押（Frederick Lugard）作为间接管治的代表，他最为人记得的，是1911年创立香港大学，当年创校的目的既是“为中国而立”，也是在东方建立西方高等教育的堡垒，培养本地精英作为殖民政治的管治拍挡。

今天我们怀念殖民统治时，少有提起早期的殖民政府对华人的歧视政策。但即使是经过二战之后，香港人和殖民统治之间亦不无磨擦：如67暴动以暴力镇压告终、反贪运动、金禧事件等。70年代的学生运动曾对殖民主义有深刻的批判，但今天它们仿佛消失净尽了，后来在教科书上只余下香港“繁荣安定”、“经济起飞”的论述，也就深入公众的脑海中成为大家接受的香港故事。

回溯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直到1989年天安门场上的屠杀，讨论解殖又似乎不合时宜了。一方面香港“回归”的命运已定，似是完成解殖。而经过六四镇压，香港人似乎意识到“自由”作为香港文化认同的重要。同时面对前途人心惶惶，中国于是提出以“马照跑舞照跳”作为香港自由不变的象征，英国人亦局部开放地方和立法局选举。但罗永生特别指出，虽然政制有开放，但依然不触动官僚专权（如行政主导、立法局权力受限），彭定康离任前亦认同港人有力治港，英国为香港留下成熟的公民社会、讲求秩序和文明的市民，但没有采取任何制度或法律上的改革，一如既往只以宪法保障个人自由不受干预，但没有确立如何确保每人具有实现自由的资源。

这种虚拟自由主义的实践就是，除了建制派跑出来会说言论自由“有底线”、“不是大晒”、“有自由更加要有秩序”外，我们甚少真正讨论“自主”（autonomy）、“自决”、“主体性”等与自由息息相关的观念。

事实上在这种虚拟自由主义底下，大众对自由的想法可能是“够用就好”。罗永生举例说，香港以商业城市自居，大量难民来港谋生，当中部分带著营商的技术和资金，香港的经济自由和相对完善的法治（同样是商业运作的有利条件）吸引难民移居此地。他们生活中享用到自由、并得到实际利益，但不一定转化成政治上追求实现自主的自由主义者。如果自由只是一般日常生活衣食住行中“做乜都得”、“但要守秩序有底线”，那的确香港实在难言不自由。

罗永生想指出的是，香港的自由主义是晚期殖民统治计划的一部分，当中有统治者管治的现实权宜需要，所以注定是不完整的；但没有一个地方的改革，能完全脱离政权塑造，如何批判地反思、甚至扬弃目前香港的自由主义才是当前要务。

在日常中再现占领时的多元平等对话

三年前，人们因为不同的原因来到占领区——有些人是坚定不移为了争取民主；有些人其实对民主没有太大坚持，但不齿于警方以暴力对待学生为主的抗争者；有些则是对社会或家庭现状有各种不满，甚至感到被遗弃，他们在这个不问来历的临时城镇，找到平等对话的机会。

社会运动之于此，就是一个让参加者在政治共同体里透过交流，改变他人与被他人改变的机会。

黄宇轩身为地理学家，特别看重物理空间的重要性。占领马路，本身就是颠覆道路作为促进城市经济交易和资本累积的工具，将其变成政治表达的空间。他举例说，一个中环白领在占领期间在马路上吃饭盒聊天，就是最美丽的参与方法。他以“解放”和“极端的开放”来形容占领的状态，但这场运动的结局是无声无色的清场，以及长达三年、在政治、法律等方面步步进迫的收紧，黄宇轩认为，这是后雨伞的抑郁的来源。

但同时，黄宇轩也看到，占领完结后社会上有不同的界别和组织，都以不同方法延续多元、平等和由下而上的交流机会。

岭南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袁玮熙提到，一班来自不同界别的街坊和技工组成“维修香港”，为重建区的基层居民提供维修服务，借此连结以前自由民主运动未接触到的市民，三年来孜孜不倦；黄宇轩亦提到各种社区艺术拔地而起，民间组织如创不同（MaD）和媒体同香港01社区组，积极协作和报导民间充权；2016年立法会选举时，部分候选人如朱凯廸、姚松炎等的宣传方法，及他们后来的议会工作，都是一些新气象。

“如果我们可以抛开包袱，在日常生活中创造出可跟占领比拟的极端自由状态，让平等交流发生，可能是一条出路。”黄宇轩最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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