搵食？抗爭？自主？有底線？雨傘三年後，什麼是香港式自由？

「這幾年，我實在過得很痛苦。」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周保松近日在一個工作坊上表示，2014年持續79天的雨傘運動之後，他目睹香港經歷愈來愈多制度的崩壞，個體自由也越來越難以得到保障。

僅僅近大半年，香港就經歷一連串讓人沮喪的事件：六名立法會議員被褫奪資格、16名年輕人因佔領公民廣場和保衛新界東北入獄，近日，又有一連串關於在大學民主牆討論港獨引發的後續風波，2017年香港人談論的最多的，或許是擔憂香港的自由在不斷收窄。

在威權統治和民粹夾擊的後雨傘年代，香港還能如何以自由作骨幹構想未來？

恰逢雨傘運動爆發三週年之際，2017年9月30日，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舉辦「香港與自由」工作坊，請來周保松、羅永生等不同年代、範疇的19位香港研究學者，花一整天的時間，將「自由」放回香港政治和經濟的脈絡去討論，眾人由二戰後的英殖統治說到雨傘運動，思考自由如何塑造香港的文化和身份認同，亦探討自由的未來。

雨傘運動：由「搵食至上」的自由到政治自由

工作坊當日，一些學者回憶三年前的雨傘運動，感慨道：雨傘運動爆發後，很多於香港土生土長的人突然對這個城市刮目相看。

一直以為自私、「各家自掃門前雪」、「搵食啫犯法呀」等質素深入香港人的基因，但佔領區當時各種自發的協作，小如免費派水和食物、扶行動不便者跨過公路之間的石壆，及至後來發展成一個不需金錢交易便可憑互助解決生活所需的群體，以帳篷建立起一條條村，有人說這是久違了的「人情味」，但遠超於此。

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彭麗君形容，在香港這個「搵食至上」、講求實際的社會，有一群人甘願暫時拋棄學業和工作，投身一場結果未明的社會運動，這並不符合我們理解的香港自由主義傳統。

正如周保松指出，對於自由，香港的主流論述主要聚焦經濟自由，其基礎是「市場經濟」。香港連續23年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經濟學家佛利民（Milton Friedman）亦曾公開稱讚為自由經濟楷模的城市，人們普遍認為，香港於上世紀二戰後經歷長時間的經濟起飛，是政府甚少干預、締造有利的營商環境的結果。彭麗君解釋，這種經濟自由主義長期紮根香港，形成一套鼓吹自力更生、崇尚競爭和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價值觀。

不過，三年前的佔領區卻呈現另一套價值觀。佔領區內，到處可聽到陌生人坐下討論香港的未來應怎麼走，學者開辦流動民主教室講學，藝術家創作，或每人都以自己的角色嘗試讓運動持續下去：母親送來湯水、木匠為學生打造自修室。

抗爭者長時間在同一物理空間共同生活，前來參與的個體放下部分自我，成為集體的一部分，視其他個體為一個共同體的平等成員，並展開對話；佔領區既是一個起居生活空間，也是一個政治抗爭空間，除了物質上的幫助，還有各種政治交流，生活上的互助也建基於相信一起身處在這個抗爭空間之內的人是信念相近的共同體。

在彭麗君看來，當本屬私人領域、目標是不受打擾的食飯睡覺的起居空間，跟屬於公共領域、著重交流的抗爭空間重疊起來，發生的就是當自由主義遇上共同體意識，出現了她筆下的歷史轉折（rupture)。

身為戰後嬰兒潮一員的教育大學教授呂大樂說，很長一段時間，香港的自由可能只是「自說自話」。他回憶自己成長的60年代，國共兩黨在香港這塊屬於英國的土地上，各自成立了自己的平行組織：由住宅、學校、報紙、銀行、電影製片，完善得可以為其追隨者包辦生養死葬，但不同派系卻沒甚交鋒，更莫談撕裂。當時香港作為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較勁的前線，幾乎可比作「東方柏林」，但英國權衡過後，認為與其打擊任何一方，不如讓它們互相競爭而不致任何一方坐大更加有效，一定程度上默許了香港社會內部容納不同政治意識形態共存（而非像二戰後鄰近亞洲國家，限制政治自由如言論、集會等、出版等）。

但呂大樂特別指出，這種維持「政治平衡的佈局」，實際上帶來的結果是「各種意識形態自說自話式的自由」，而不是「全面自由民主化社會下的重視意見交鋒的多元（plurality）」。

但彭麗君在佔領區看到了難得的多元交鋒。在她看來，佔領區中的自由是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 式的自由：阿倫特強調，嘗試將自由和政治分開，例如以消費作為一種去政治化的自由、避免觸及政治地促進學術自由，都是不可能的。

香港演藝學院人文學科講師黃宇軒則進一步認為，雨傘運動的狀態是「極端自由下的解放」。彭麗君亦認為，雖然佔領期間，對下一刻的發展永遠充滿未知和不安，而且連在佔領者之間亦出現縫隙和各種掙扎，但無人能否認當時佔領區內正碰撞出一種香港人前所未見的政治自由。

香港式自由的背後：一個傾斜的足球場

轉眼三年過去，時局變遷巨大。

「香港與自由」工作坊上，香港中文大學大學通識教育部講師梁卓恆特別點出，雖然自由很重要，但許多以爭取和捍衛自由作為旗幟的社會運動，近年動員能量不斷下降，各項集會的參與人數都大不如前，「要出動催淚彈大家先行出來」。因各種原因，香港社會似乎又回到滿足於「經濟自由」的狀態。

香港人渴望的自由到底是一種怎樣的自由？這種自由又如何得到保障？在探討這些問題前，先要理解香港自由主義的脈絡和背景。儘管自由作為香港的核心價值觀，常被提及，但一個詞語愈容易被大眾談論，它就愈難被定義，而且常常被用作擋箭牌或修辭。

本土派會說香港人的自由受外來人衝擊，所以要限制外來者；建制派會說香港的自由有賴大家理性、自律和守法。

「有自由、無民主」，主流論述一直這樣描繪香港，背後是一種隱藏的優越感。這句說話除了描述政治制度相較於文化實踐和生活狀態的滯後以外，亦是相對於鄰近華人地區提出的：相較於新加坡「有民主、無自由」（90年代，一般香港人對於新加坡的認知還是停留在「吃香口膠會被施以笞刑」，直至近十年才進化成「會提供又大又便宜的的組屋」的高效政府印象）、台灣直到解嚴前「無民主、無自由」、和今天中國內地依然是「無民主、無自由」。

假若說西方民主制度的政權和平更替，其中一個重要任務就是為了限制政府權力，以保障公民自由，那麼香港這個地方不需要民主也成功做到了：相對其他華人地區而言，香港人在日常生活不易觸碰到當權者的界線。不過近年，越來越多人開始意識到，這種自由，只是確保人們實踐一些自由「不受干預」，而沒有確保人們有實踐自由的條件。

當自由主義一旦落實成為一套政府的經濟政策，邏輯上則只會確保各人的經濟自由（如就業、做生意等）不受干預（negative freedom)，而不認為有責任確保各人的自由得到實現（positive freedom)，可能導致如前述香港面對的貧富懸殊局面。畢竟，在一個傾斜的足球場，即使每隊各有11名球員，足球還是會不費力地滾到其中一邊的龍門。

周保松近年出版的的兩本政治哲學書籍《自由人的平等政治》和《政治的道德－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都在嘗試以西方的自由主義政治治學學說，回應當今中國和香港的共同面對的貧富懸殊問題，建構自由左翼的論述。簡單來說，他認為一個人能過上自主的生活，本身是美好的事，但必須建立一套制度，以確保每個公民能有經濟條件實現這種自主。

虛擬的自由，缺位的自主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羅永生則從另一個角度切入，梳理香港自由主義的背景。在他看來，香港人過往長期感受到的自由，以及英殖民政府的寬容，不過是統治者高明的手段；換句話說，自由在香港只是殖民統治工具遺留下的虛擬結果。

香港人引以為傲的法治、程序正義、廉潔和政府一般而言不介入私人領域的傳統，都是英國作為殖民地宗主國留下的產物，是故近年當香港人面對各種社會問題時，有些人不禁「懷緬」以前宗主國的「善治」、「公道」等（儘管他們當中有一部分是對殖民地時代無深刻記憶的80後和90後）。但環顧其他殖民地歷史，我們知道不同歐洲帝國管治殖民地方法不一樣，甚至同一個帝國對不同殖民地亦有因地制宜的方法。

羅永生提到，以往英國人有種「有責任教化落後民族」的「白人包袱」優越感，但1857年印度發生大規模叛亂，直接衝擊英國宗主國的殖民政策，這一事件成為轉折點，英國學會去籠絡殖民地的當地精英，培養他們成為管治拍擋，最重要目標是防止帝國秩序瓦解。

香港島於1842年割讓予英國，1907年出任總督的盧押（Frederick Lugard）作為間接管治的代表，他最為人記得的，是1911年創立香港大學，當年創校的目的既是「為中國而立」，也是在東方建立西方高等教育的堡壘，培養本地精英作為殖民政治的管治拍擋。

今天我們懷念殖民統治時，少有提起早期的殖民政府對華人的歧視政策。但即使是經過二戰之後，香港人和殖民統治之間亦不無磨擦：如67暴動以暴力鎮壓告終、反貪運動、金禧事件等。70年代的學生運動曾對殖民主義有深刻的批判，但今天它們彷彿消失淨盡了，後來在教科書上只餘下香港「繁榮安定」、「經濟起飛」的論述，也就深入公眾的腦海中成為大家接受的香港故事。

回溯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直到1989年天安門場上的屠殺，討論解殖又似乎不合時宜了。一方面香港「回歸」的命運已定，似是完成解殖。而經過六四鎮壓，香港人似乎意識到「自由」作為香港文化認同的重要。同時面對前途人心惶惶，中國於是提出以「馬照跑舞照跳」作為香港自由不變的象徵，英國人亦局部開放地方和立法局選舉。但羅永生特別指出，雖然政制有開放，但依然不觸動官僚專權（如行政主導、立法局權力受限），彭定康離任前亦認同港人有力治港，英國為香港留下成熟的公民社會、講求秩序和文明的市民，但沒有採取任何制度或法律上的改革，一如既往只以憲法保障個人自由不受干預，但沒有確立如何確保每人具有實現自由的資源。

這種虛擬自由主義的實踐就是，除了建制派跑出來會說言論自由「有底線」、「不是大晒」、「有自由更加要有秩序」外，我們甚少真正討論「自主」（autonomy）、「自決」、「主體性」等與自由息息相關的觀念。

事實上在這種虛擬自由主義底下，大眾對自由的想法可能是「夠用就好」。羅永生舉例說，香港以商業城市自居，大量難民來港謀生，當中部分帶著營商的技術和資金，香港的經濟自由和相對完善的法治（同樣是商業運作的有利條件）吸引難民移居此地。他們生活中享用到自由、並得到實際利益，但不一定轉化成政治上追求實現自主的自由主義者。如果自由只是一般日常生活衣食住行中「做乜都得」、「但要守秩序有底線」，那的確香港實在難言不自由。

羅永生想指出的是，香港的自由主義是晚期殖民統治計劃的一部分，當中有統治者管治的現實權宜需要，所以註定是不完整的；但沒有一個地方的改革，能完全脫離政權塑造，如何批判地反思、甚至揚棄目前香港的自由主義才是當前要務。

在日常中再現佔領時的多元平等對話

三年前，人們因為不同的原因來到佔領區——有些人是堅定不移為了爭取民主；有些人其實對民主沒有太大堅持，但不齒於警方以暴力對待學生為主的抗爭者；有些則是對社會或家庭現狀有各種不滿，甚至感到被遺棄，他們在這個不問來歷的臨時城鎮，找到平等對話的機會。

社會運動之於此，就是一個讓參加者在政治共同體裏透過交流，改變他人與被他人改變的機會。

黃宇軒身為地理學家，特別看重物理空間的重要性。佔領馬路，本身就是顛覆道路作為促進城市經濟交易和資本累積的工具，將其變成政治表達的空間。他舉例說，一個中環白領在佔領期間在馬路上吃飯盒聊天，就是最美麗的參與方法。他以「解放」和「極端的開放」來形容佔領的狀態，但這場運動的結局是無聲無色的清場，以及長達三年、在政治、法律等方面步步進迫的收緊，黃宇軒認為，這是後雨傘的抑鬱的來源。

但同時，黃宇軒也看到，佔領完結後社會上有不同的界別和組織，都以不同方法延續多元、平等和由下而上的交流機會。

嶺南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袁瑋熙提到，一班來自不同界別的街坊和技工組成「維修香港」，為重建區的基層居民提供維修服務，藉此連結以前自由民主運動未接觸到的市民，三年來孜孜不倦；黃宇軒亦提到各種社區藝術拔地而起，民間組織如創不同（MaD）和媒體同香港01社區組，積極協作和報導民間充權；2016年立法會選舉時，部分候選人如朱凱廸、姚松炎等的宣傳方法，及他們後來的議會工作，都是一些新氣象。

「如果我們可以拋開包袱，在日常生活中創造出可跟佔領比擬的極端自由狀態，讓平等交流發生，可能是一條出路。」黃宇軒最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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