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吴月伴：我住在60呎的香港㓥房，姐姐却说我过着她想要的生活

“你过了我一直想过的人生，我一直觉得走出去的那个人应该是我，”2015年盛夏的一天夜晚，我和姐姐坐在酒吧里，她埋头用吸管嘬着一杯无酒精的鸡尾酒，幽幽地对我说。空气中游荡着炸薯条的气味，一阵得意劲儿快速驶过我的胸膛。

“你还是可以走出来啊，”这话太不走心了，我感到屁股底下的刺绣座垫粗糙而闷热。

“太难了，我老公是个胸无大志的人，我走哪儿都得带着这个拖油瓶，”她像是感到滑稽似的笑了。

我脑海中出现了一只树懒挂在姐姐脖子上的画面。尽管我俩谁也不确定，这只树懒究竟是拦路虎还是个借口。

后来我弄懂了姐姐的套路——“我可以欺负我妹，但外人不行 ”

姐姐是我大伯的女儿，比我大一岁。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她就是“别人家的孩子”，是我妈时不时会拿出来跟我比较的主要人物。她性格开朗，家里没有人不喜欢她。而那时我性格比较内向，在人前的怯场总被解读为郁郁寡欢。我那刻薄的爷爷曾这样评价我——“像是谁欠了她500块钱似的”。

姐姐从小就有一种能力，让自己做的每一件事都听起来好厉害：学奥数啦，跑接力赛啦，考个一百分啦……“bling bling”地闪着聪明能干的光芒。她是自信的、无畏的，让站在那光芒旁边的我感到晦暗和不被重视。

我至今记得姐姐偷翻出我的日记在家人面前大声朗读，我抢夺未遂，只好躲在洗手间里哭，没有一个大人制止她的行为。

我为此恨了姐姐很久。

可笑的是，我从小学习成绩也不错，在学校也受待见，只是相比于在任何场合都对女儿赞不绝口的大娘，我爸妈低调得令人气愤。在家人眼里，姐姐各方面都比我强。这种印象持续至今。

有天我终于忍受不了我妈喋喋不休地拿我和姐姐作比较，愤怒地怼了回去。我不是她，也不想成为她——我记得我这样和我妈讲的，她后来有没有收敛我不记得了。依我对我妈的了解，很可能没有。

当然，大多数时候我都是个怂包。小学时有个朋友常来爷爷家找我玩。那是夏天，爷爷家的阳台上挂着又厚又密的门帘，由一根根橘黄色的珠串构成，我有时会偷偷剪下其中几串送给班里的同学。我那朋友看到爷爷家的门帘，立即当着全家人的面揭穿了我。当时场面挺尴尬的，家里大人一时也不知该接什么话，我更是窘得不敢说话，姐姐却突然站起来：“你胡说，我妹没有！”

我心里对姐姐生出无限柔情，体会到姐妹之间的、凌驾于一些事物之上的联结。后来我弄懂了姐姐的套路——我可以欺负我妹，但外人不行。唉，我也是容易感动。

我和姐姐是相伴着长大的，每天中午在爷爷家吃午饭、睡午觉，下午放学再回到爷爷家一起写作业、一起玩。我的爷爷奶奶都是东北人，早年响应国家“支援大西北”的号召南下来到这个西部城市，再也没有回去。我们保留着东北人的饮食习惯和颇为紧密的家庭结构。比如每周末在爷爷家聚餐，也经常一大家子开车出去玩。我记得我和姐姐在机场看飞机起起落落，躺在溪水边的大石头上晒肚皮，围着爷爷他们钓鱼的池塘疯跑……

小学高年级时，我们姐妹俩一度形成联盟，因为我们的三妹逐渐夺走了家人的关注和宠爱，这不公平！我和姐姐给爷爷写了一封慷慨激昂的信，指出溺爱对儿童成长的不利影响。爷爷看了信，特别和蔼地教给我们三个字——酸葡萄。

我对姐姐的恨意随着小学毕业慢慢消散。青春期像是炉子上的平底锅，烧化了我的内向、犹疑，我变得更外向和自信。暑假时我们会住到彼此家中，嗑瓜子、喝冰凉的可乐，分享对这个世界的困惑，在深夜里给喜欢的男生打整蛊电话。在一个凉爽寂静的夏夜，我们关了灯，对调着躺在她那张铺了麻将凉席的小床上，她对我说：“我觉得你变开朗了好多，这样挺好的。”

后来姐姐考上本地一所大学读法律，全家人都高兴得不得了。我爸给她买了一个MP3，爷爷则带领一大家子去学校参观。

一年后，我考入一所更好的本地大学。嗯，家里人对大学的新鲜劲儿已经过去了。

我们都是普通家庭的孩子，却在心底觉得自己不普通

姐姐和我的大学都在新建成的大学城里，只隔两站路。她们学校每个宿舍都能洗澡，而且是货真价实的温泉水。我有时去找她洗澡。洗完坐在她的座位上，姐姐拿吹风机帮我吹头发，她温柔而细心，一点也不像小时候那个用拳头捶我的家伙。然后我爬到她的床上睡午觉，姐姐则在桌前学习，等我一觉起来已经到了晚饭时间，我们再一起去吃饭。我至今记得从她床上醒来时的感觉——连指甲盖儿都是松软的。

姐姐一直觉得这所大学配不上自己。她就读的法律系有很多富二代和官二代，姐姐不无羡慕地描述那些豪车停在宿舍楼下的场景，“他们不用学习，毕业了就可以进法院、做公务员。”

如果说我和姐姐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是普通家庭的普通孩子，却都在心底觉得自己有那么一点不普通吧。她对我说，我们将来都不嫁人，一起努力工作。我点了点头。其实那时候我对人生没有任何规划，我的大学是在图书馆和篮球场度过的，我读了一堆无用的书、练就了一双结实的小腿，然后就毕业了。

姐姐和一个要好的朋友去了北京，一边找工作一边准备研究生考试。“只有北京才能证明我的价值，”她说。那是2007年，她在一家律所找到一份月薪800元的工作，负责电话推销。朋友说这工资伤自尊，但姐姐很开心，她对我说同事和老板都很喜欢她。她说她去宜家买了好多新家具，组装家具有意思极了。

在家庭聚会上，大娘又讲起姐姐在北京生活的趣事，言谈里皆是得意。那时我刚毕业，进入本地一家公司工作，我的生活又一次在姐姐的光芒下变得暗淡了。我不是没有申请过北京的工作，但是都被拒了。在嫉妒她的同时，我也打心眼儿里为她高兴。

后来姐姐给我讲起北漂的生活，她每天上下班都要花一个半小时，在冬天的地铁里挤出一身汗，汗水一滴一滴地落在对面大叔的报纸上，她甚至没办法从毫无缝隙的人群中拔出手来擦一擦汗。

第一次考研失败后，姐姐换了一份月入1500元的工作，然后准备第二次考研。当时有个教授对她很好，经常辅导她，有天晚上她和教授吃完饭走在路上，教授突然从后面抱住姐姐，嘴里嚷嚷着喜欢她、可以帮她出国，姐姐跑开了。后来她的面试没有通过。

2008年初的一天夜里，爸爸接到大伯的电话，说姐姐出事了，能不能帮他买最快去北京的机票。据说姐姐突然开始呕吐，无法站立，惊慌的朋友连夜把姐姐送到医院。因为查不出病因，没有科室愿意收留姐姐。大伯赶到医院时，看到姐姐躺在医院大厅的移动病床上，抱住她嚎啕大哭。

北京医院的各项检查排队都要等半个月，大爷便把姐姐带回家乡看病，一查竟是脑梗。姐姐花了半年的时间做康复训练，所幸没有留下后遗症。大病一场的姐姐没有了之前的心气儿，留在本地找了一份做HR的工作。

她后来两次报考全国司法考试，都没通过。

有一天她突然跟我说自己要结婚了，对象是在同学聚会上再次相见的一个老同学。她说你还记得么？我们曾经发誓都不结婚呢。

她问，现在是不是觉得我们都很土？我恶作剧地点了点头

我的姐夫在一个油水颇丰的政府部门当司机。他曾和我读同一所中学，他爸爸和我爸爸曾在中学同班。坐落在城市西边的大型国企庇荫了从爷爷那辈开始的一代代人，我的爷爷、奶奶、大伯、大娘、爸爸、妈妈和婶婶都在这家企业工作。我和我的朋友们在国企下辖的小学、中学读书，我们中的很多人在高中或大学毕业后又加入了这个国企。

我本能地想要逃离这个体系，尽管我爸曾试图在体系里给我找一份好工作和好丈夫。

我大娘曾坚决反对这门婚事。姐姐是她的骄傲，是大学生，是这个家族里最聪明的人；而姐夫虽然家境不错，终究只是个大专生。大娘后来发现自己在女儿婚事上人微言轻，只好答应了。“其实他长得挺不错，”大娘咬牙切齿地说。

结婚后姐姐请全家人到她家吃饭。她住在公务员住的很好的小区里，三室两厅，干净敞亮。看到姐姐和大伯大娘在厨房忙里忙外，姐夫则躺在沙发上，我心里有点不痛快。

那天回家路上，爸爸心中很感慨，他说你要是也能过上这样的日子就好了。我爸一直本着“女儿富养”的原则，对我的最高期待是一生平顺不吃苦。也是在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一点也不想过这样的人生。

那时我开始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倦怠，我想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便一边工作一边学英文。我这辈子从来没有那么努力过，压力最大时，我背着单词眼泪就哗哗流下来。

后来我如愿申请到香港一所大学的硕士班，度过了无比愉快的一年。我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家乡了。

我和姐姐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少，她偶尔会问我好不好，还会把家庭聚会的照片发给我看。硕士毕业后我回家歇了几天，姐姐请我吃火锅，她问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我们都很土？我恶作剧地点了点头，她脸上有点落寞，又追问了一遍，我说开玩笑啦。

第二年夏天姐姐来香港找我玩。那时我住在一间面积只有6平米的劏房里，我的小床只有0.8米宽。姐姐来了我就只能打地铺，房间里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后来姐姐跟我讲，她睡在我的床上，看着还没有她家卫生间大的房子，在心里问自己能不能做到和我一样，她说她不知道。

姐姐一直没有生小孩，仿佛小孩是她陈规生活的最后一道锁

住在那间6平米的㓥房里时，我先后换过三份工作，终于找到一份很喜欢的。我过得很开心，我热爱的工作也在渐渐有起色。

在这个家族里，我突然得到了一些儿时曾渴望的关注和认可。家人都半开玩笑地叫我“港女”，他们当然不知道这个词在当地指涉的讽刺意味，他们向我打听香港的情况、追问我的工资。我爸妈有时也会凑热闹地炫耀两句，但他们心底更期待我能过上姐姐的人生，平顺、富足。而我现在的人生，大概是大娘一直对姊姊的期望吧。

事实上，虽然我的工资在家乡人看来很高，但房租和日常开销吞噬了绝大部分。我在家乡的朋友，每个人都过着姐姐和姐夫的生活，有房有车，有妈有娃。有时我会惊异于家乡亲友的消费力，他们来香港找我，住在我的破房子里，却能在铜锣湾的奢侈品店里买下上万元的包包、手表和首饰。眼都不眨一下。

看起来，他们什么都没有错过。

而我31岁了，单身、租房、没养一条狗。春节聚会，姐姐和妹妹都回了婆家，我则作为没有出嫁的女儿陪在爸妈身边。大伯拉着我，半戏谑地说：“到现在还没嫁出去，也要反思一下自身的原因。”

我曾在感到孤独的时刻停下来想过，我错过了家乡亲友们的生活，到底得到了什么？想来想去，大抵是“有趣”——真昂贵的两个字啊。

但是姐姐懂。当家人围剿我的不婚主义和职业规划时，她会站出来挺我。

姐姐后来辗转几家公司，现在是一家国企的高级HR，工资在我们那个三线城市已经很高了。她给我讲她有多么讨厌混吃等死的上级，讲自己如何对抗心机女同事，讲自己的生活是如何地一成不变。她一直没有生小孩，仿佛孩子是她陈规生活的最后一道锁。

“如果当年没有生病，在北京，我相信会比现在更有成就感，”姐姐说。我忽然意识到，“外面的世界”或许在不知不觉中变成她装点生活的一扇窗。就算看不到窗外的风景，偶尔念叨念叨也好。她慢悠悠地谈起对庸常生活的厌倦和无力感，我从她的喋喋不休中看到了一丝得意——一种对现状的撒娇。

今年春节，姐姐兴奋地跟我说，她申请了华为公司的驻外职位，哪怕是去非洲或西亚，她也想要出去走一走。她讲了一大堆充斥着“梦想”、“自由”的心灵鸡汤，我心里有点烦，在涮掉最后一片毛肚后，我从猩红的火锅前抬起脑袋，“说那么多鸡汤干嘛，你想做就去争取。”

我不知道，她还能不能推开那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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