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欲录：我觉得那些拍给男生看的色情片，还蛮闷的

余幼薇（Katrien Jacobs）在镜头前很放松。

采访那天，她随意穿一身黑，肩颈的剪裁恰好漏出一抹紫色的内衣肩带，立时添上俏皮和妩媚。当摄影师建议以家中猩红色沙发为背景拍张肖像照时，她狡黠笑问“我需要躺下吗”？以退为进中，既轻轻戏谑主流视觉文化中被观看的女体，而其神态自若，又让人确信她能真躺下来，而完全不介意这会令画面看起来有些香艳，以至于冒犯了一般人对大学教授的想像。

对我来讲，这一幕很余幼薇。无论是镜头还是香艳本身（或者说，欲望、性、色情），她都敏于它们的存在，不仅不忌惮，更能享受、把玩、欣赏、思考。

余幼薇是比利时人，目前在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担任副教授。“如果你对某样事物很认真，就一定会把自己一部分生命放进去”。这一点，光从她为自己选的中文名就可见一斑： “余幼薇”三个字的灵感来自唐朝女诗人鱼玄机。鱼玄机字幼薇，是才情潇洒的风流人物，最后遭砍头而死。

余幼薇像她遥相呼应的女前辈一样，大胆且灵活地展现丰沛的生命，其成果是题材丰富的学术写作，涉猎话题从性爱网志作家、自制色情作品、Cosplay 文化，到网络色情与政治监察、社会运动间的辩证关系；风格化十足的多媒体项目及影片创作；兼具想像力和勇气的田野调查办法——比如为了考察香港的网络色情文化，在性爱约会网站上化身40岁的双性恋女人 Lizzy Kinsey 约会实验，而这名字，同时又向她尊敬的性学大师金赛（ Alfred Kinsey ）遥遥致意。

要追溯余幼薇对性的好奇，很难找到一件事或一个节点。毕竟，用她的话来说，“人类是欲望动物（sexsual animal），性本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的欧洲，性别解放运动席卷欧美，在比利时一个人口不足2万的小城中出生的余幼薇，自记事起就注意到身边人对性抱有坦率的态度，“不是像《欲望城市》（Sex and the City）一样，大谈特谈自己的性经验，而是喜欢性，正视性”。

色情可以很艺术

余幼薇对性的了解可以说得上是“不急不缓，顺其自然”：先是在三流小说或电影中，零碎接触到性爱片段；到十二、三岁，感知到身体的欲望后，理所应当地恋爱，并热衷和男友探索彼此的身体——“每个我认识的人都有性生活，所以我当然也会有性生活呀”。这之后，她不时观看色情影片——“色情片的起点就是性欲，到了某个时候，你会自然而然找类似的东西来看”。

这种基于本能享受及体验性的状态一直延续到二十五、六岁。

然后，一本书和一位性工作者改变了她。

那是1990年代初的纽约，家用录影系统（VHS）大行其道，万维网诞生不久，LGBT 运动方兴未艾。余幼薇正为博士论文搜集资料，主题是关于1960年代欧洲的行为艺术。机缘巧合下，她读到名为《Jeux de Dames Cruelles》(草译：女士们的残酷游戏)的摄影集。几百幅以银版摄影法拍摄的照片，展示从19世纪中至20世纪中期期间，女性如何以欢愉的态度彼此取悦，享受轻微的性虐恋。

“我被迷住了。书里的身体很棒、衣服很棒、摄影很棒，一切都完成得很好。”

接著，她结识了 Maria Beatty，一位来自委内瑞拉的性工作者、性虐恋表演者及色情片导演。Beatty 给她放自己的片子，闪烁的黑白片段借由向法国作家尚·惹内（Jean Genet）最具争议的剧本《阳台》（Balcony）致意，在黑色影片的腔调中构建女同性恋的性幻想。片子的审美与题材与以男性为观众的主流色情片大相迳庭。“头一次我想，色情片可以是一种艺术形式，而我真的很想了解更多。”

就这样，色情研究成为余幼薇新的学术兴趣。对于事业刚起步的年轻学者来说，这不啻为一个大胆的抉择。

当时由于家庭录影、DVD及互联网的发展，色情片变得唾手可及。《食色大脑》（Your Brain on Porn：Internet Pornography and the Emerging Science of Addiction）一书的作者 Gary Wilson 就曾经笑称：“这一代的男孩在十分钟里浏览过的火辣身材，数量比我们祖先在几辈子里见到的都多”。但对于更注重理论及话语分析的学术领域来说，对身体及感官的反应就要迟缓得多。世界首届以互联网色情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到2005年才在阿姆斯特丹及柏林举行，而直到2014年，全球学术出版巨头泰勒与弗朗西斯（Taylor & Francis Group，简称T&F）才推出首份专注色情研究的刊物 Porn Studies。

“不过，这就是我啦，从来没办法做到小心谨慎，瞻前顾后，”余幼薇大笑著说。她一头栽进色情片的世界，大量观看，勤于写作。“我紧紧关注这个领域的动态，如果有人说，嗨，我拍了个你一定没见过的色情片，我一定会找来看看！”

寻找色情片中的人性

余幼薇发现色情片的世界可以很大。据她介绍，女性观众和 LGBT 的需求正在改变色情片行业：“除了典型拍给男性看的片子外，还有许多人想看点别的。这不能简单地解释为某种愤怒，或者对色情片的反对，它反映的是这行业需要更新”。

她举例，正是出于这种需求，鼓励女性享受性爱的美国色情片导演、演员及性教育者 Nina Hartley 大获成功。而 LGBT 人士制作的色情片则总乐于展现某种多样性：“你能在这类影片中看到各种超出你想像的身体、不同性向的人做爱。这些影片允许人不完美，不是所有人都必须是威猛的男性和天使一样驯服的女人。”

很长一段时间里，色情片由于被视为从男性视角出发，对女性的物化，而备受女性主义者或者性别研究者的批评。余幼薇的青春时期，看的正是这种拍给男性看的影片。“当时没有很喜欢，但也不会太反感。不过后来接触了更多不同种类的色情片后，我就觉得这种片子还蛮闷的，也没办法给到我恰如其分的刺激，无论是感官还是智性层面。”

她建议感兴趣的人不妨多发掘多种类型的影片，“不是 LGBT 人士，也可能会喜欢他们拍的片子，很有可能你喜欢的不只是完美的身体，为什么不多有点好奇心呢？”

好奇不仅有利于对自我的探索，也是在寻回色情片中更人性的部分，这包括不完美的身体，也包括拉近观者和色情片的距离。她说，在主流色情片机制中，人跟它的关系可以挺疏离，“你可以不知道这些影片是谁拍的，有谁参与其中，你甚至可以不付一分钱”。

余幼薇怀念在波士顿生活时由色情片爱好者组成的社区，人们自己拍摄影片，筹办活动，并公开放映。“当你身边的人就出现在屏幕上时，你会关心、追踪参与的人员，你意识到在这欲望工业背后，有活生生的人在工作，一切都变得更贴近了。”

在夏悫道上的帐篷里做爱，可以吗？

二十多年的学术生涯，色情成为余幼薇检视社会、文化、性别政治、权力关系等种种议题的镜子。她认为，色情可以引发政治性的危机和争议，而这一点，在与香港一河之隔的大陆更为明显。

她以2016年初引起全民关注的“快播涉黄案”为例，一时间人人都在讨论色情影片、公开庭审的合法性，这变成一个有关自由、审查的议题。而在中国，从色情的角度来探讨上述问题比从政治角度来讲，“更容易，更不敏感，同时又跟普通人的生活更具关联”。

我问她是否担心人们会止于在网络上嬉笑怒骂，而没有更进一步的行动。她答，这自然有局限，但随即反问“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行动主义呢”？“我不认为行动有一种所谓最正确、有效的形式，”余幼薇说，“从来不存在一种制度化的行动主义，对它的理解也在不停改变，而性正可以作为其中的一种改变手段”。

话题自然转到香港近年最具影响力的行动之一，发生于2014年9月的雨伞运动。“我好奇，会不会有人在夏悫道上的帐篷里做爱，”余幼薇说，“我猜是有的。但人们不喜欢谈论这件事。大家担心在运动中谈性，就会模糊焦点。可民主难道不就由许多不同的部分构成的吗？身体和性的解放难道不正是其中一部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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