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刘克襄：从山林走出的中央社掌门人，真能“找回记者的光荣”吗？

作家刘克襄的“自然写作”太过深入人心，他笔下的台湾香港山林飞鸟街猫野狗，在严谨的生态描摹中蕴含诗意，常常让读者忽略了他另一个身份——从阳明山麓的中国文化大学新闻系毕业多年的传媒工作者。所以当得悉刘克襄接任台湾中央通讯社（简称中央社）的董事长职务时，很多读者反倒担心起来：一个以山水为家、鸟兽为朋的人，如何掌领这家早于1924年于广州由中国国民党成立、后迁守台湾的通讯社？

2017年7月，刘克襄受香港书展之邀来港出席活动，其时刚刚接任中央社董事长三星期。出现在记者面前的他，依然一身简便行山服配运动背囊。接受端传媒专访时，他笑谈：“这辈子最喜欢的、最理想的工作还是艺文主编，去看一些稿子、修改稿子，跟人家做深度对谈，就是文艺编辑。”刘克襄说，从他大学时期，就已抱持这样的理想，也践行良久，甚至加入中央社，也与这样的理想有关。

刘克襄1981年从海军退伍，加入《台湾日报》副刊，1982年于《中国时报》美洲版副刊任职，1988年任职自立报系艺文组主任，1991年任《人间副刊》撰述委员等等，及至10年前50岁时，才从媒体退休。谈及当时离开传媒的原因，他说：“就是我看到做艺文记者、编辑的地位都没有了。”而今天，“接任（中央社）这个职位，是因为发现我有改革的机会。如果你有一个理想有机会，那就试试看吧，就算碎了也没关系。”

什么样的理想？最重要之一，就是找回“记者的尊严、光荣和价值”。

“以前记者本质是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中扮演不可换取的角色，但这个角色一直在往下掉。”问他为甚么会出现这现象，他的答案是：“这个要问黎智英啊！”刘克襄解释，现在跟人说自己是记者，别人就会觉得“你是挖小道消息的，你不是一个出来要报道公义，用笔去写出一个动人的故事，用笔改变世界。”刘克襄说：“这样子有骨气的记者，好像在这个时代已经不能让人注意到。”

刘克襄指出，现今在已经低落的记者地位之中，艺文记者就更在报社里处于“最最最下面，甚至可以不存在”，他觉得“不应该这样子”。刘克襄解释：“像香港、台湾，这么小的区域，但是他们有文学、艺术，以及自己的文化特色，这方面记者可以发挥很大作用。我觉得中央社有这样一个重要的责任。台湾其实软实力很厉害的。”他续指出，当大家都在谈论台湾的经济远不如中国一些城市，但记者可以“透过他们多样、深邃的报道”，将台湾的软实力发挥出来，可是有能力的记者是需要培养的，但现的情况不要说培养，连在报社存在的地位也没有，所以当中央社作为很大部分由政府资助的媒体，就要担起这责任。

刘克襄举例，诚品书店就是台湾软实力的代表之一。诚品创办人吴清友于7月18日骤然辞世，未几，他从吴清友秘书口中得悉一件小事。就在吴清友离世前3天（7月15日），中山北路诚品R79书街试营运，吴清友前往探看，多位记者随行采访，当众人散去，却有一位临时代班的年轻记者继续跟随，好奇地追问更深入的细节，意欲了解300公尺书街进一步内容。吴清友非常欣赏这位记者的敬业态度，隔日更翻读相关新闻作比对，愈加称赞。“我希望这样的记者多一些。”刘克襄说，他希望能让如此好记者专心往新闻前线走，资源的问题就由他来想办法，“拉广告是拉广告的事情，和记者无关。”在新媒体涌现，传统媒体广告收入不断下滑的今天，记者被迫思考如何增加公司收入、顾不上新闻中立守则已是很多家媒体面临的不争事实。可刘克襄却逆流而上，当然，这与中央社公共媒体的角色，经费一半来自政府、另一半来自筹款有关。

刘克襄于去年7月在香港出版的作品《虎地猫》，刚于本年初的台北国际书展大奖中获非小说类书展大奖，这本结合纪录书写、行为摄影、绘图作品、诗句诠释，以香港岭南大学虎地作为观察点，记录描述街猫生存之道的作品，在“要有时代的感觉、突破性的写法、呈现独特深邃的洞见”这三大评审标准下夺奖。据说考察时，在岭南大学的宿舍到办公室一段散步直线距离仅约8、9分钟的路上，为了观察街猫，刘克襄可以走上3个小时，来回共花6个小时。对要观察思考的对象，抱持非凡耐性，这一点从他于1982年出版的首本自然著作《旅次札记》已可见一斑。

对老牌媒体的改革，他储备了多少耐性，中央社又能给他多少时间？

让艺文记者发挥台湾的软实力，是刘克襄愿意接任中央社董事长一职的三大理想之一，另外两大理想，他说，是更有效地发挥海外通讯社的功能，和探索媒体（media）与数位影音（digital）的结合。

“中央通讯社和其他媒体不一样，主要最大的差别是有海外通讯社的功能，它有30多位驻海外的通讯员，派驻地点包括香港、海外，全世界各地都有，所以它能把全世界发生的事情带回台湾，同时也把台湾比较有意义、本土有趣的东西带出去。”刘克襄说，“现在我的想法就是在这个传送过程中，加入软实力，加入艺文。”刘克襄指出在法国、德国等地，阅读艺术新闻的读者很多，除了中央社，他还希望其他媒体，包括台湾公共电视、中央广播电台等也能增加艺文报道，“我觉得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想当年诚品书店在台湾起步，可能没人会想到现在这样。”刘克襄透露，在官方代表接洽邀请他时，他已提出这一愿景，“他们没意见，或应该说，他们认为这做法是一种可能性。”

刘克襄对台湾软实力的信心，在他过去众多关于台湾本土的著作当中可见。例如于2015年出版的《两天半的面店》，他的自序题目干脆就是《全世界都喜欢的台湾》。文章谈及一位长年在美国从事医疗服务的友人，回台湾时，从挤满旅客至整个走道也水泄不通的高铁车厢，如何获众人相助紧急取出行李下车的经验，以及一位南投高中女学生3年来常利用假日到台中火车站进行free hugs拥抱活动，让外国背包客感受台湾温暖的行动。在文中，他说到“台湾被喜欢的最大公约数”：“我不以为只是善良和热情，这么化约简单的性格。昔时农村社会质朴、平实的精神养成，加上整个社会及早均富后，方才逐渐孕育此一乐善个性。”

至于探索media与digital如何结合方面，多次询问，刘克襄也指自己暂时无法讲具体，“因为这个变化太快，当变化太快的时候，我就没法仔细谈。” 刘克襄认为新媒体太多样了，当中他较担心的问题是假新闻（fake news）的涌现与流传，以及如在“房思琪事件”的报道和传播中伤害了许多人。

问他如何看待壹传媒近期变动，以及黎智英近期发表的关于传媒个人化、打破传统传媒一言堂时代的《新闻的变革》一文，刘克襄只说基于中央社的资金来源与其他商营媒体有别，所以他“没有朝着这方向去思考媒体”，而强调会持守媒体客观中立，以及完成“准确、完整报道政府政策”的责任。

再追问刘克襄关于新媒体的看法，他第一句还是回了“暂时没有”，不过又续道：“我觉得新媒体都带有理想革命的色彩，我觉得目前都是正面，没像黎智英《苹果》那样的。”刘克襄并不掩饰自己对“八卦新闻”的不满：“其实黎智英这样的结束（香港及台湾《壹周刊》卖盘）未尝不是好事情。当然它有一个不好，是你觉得当记者更不容易了，但好处是可能让大家意识到，那种八卦消息可能是没有发展前景的。”

通讯社是24小时工作的媒体，工作了三周的刘克襄，一大清早就会上班，至晚上10时才回家，因为他是个11时就必得睡觉的人。不过每天早上5时他就会起来去跑步，跑到6时多才开始一天的工作，这段短短的时间，就是这位以“自然写作”闻名的作家，暂时仅余的享受户外新鲜空气的时间。问到刘克襄有否想过会在中央社任职多久，他答，未想过。

虽然今年3月，刘克襄才因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之邀而推出了新书《在街角，遇到飞行》，分享台北市区与近郊12条赏鸟路线，但刘克襄形容暂时他在写作方面“撞墙”，唯一仍在坚持的是诗。去年在一次与台湾诗人隐匿的对话中，他翻查写作记录，发现自己9年才写了12首诗，“好像在沙漠里种树”，有感于自己的怠惰，一晚他摊开白纸，拿笔写道：

为什么写诗 / 因为想跟世界分手 / 因为想回到十七岁 / 想完成过去没有完成的自己

山水为家、鸟兽为朋的人，于是这样，重又走进了没有完成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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