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观：一图入魂，他用镜头颠覆人们对白色巨塔的想像

电话响起，是一通神经内科加护病房打来的电话。病房要求台北荣民总医院教学部职员张文瀚记录一名老太太的病状。她罹患脑中风又患有糖尿病，脚趾因组织坏死开始发黑，往大腿蔓延，严重危及生命。医生建议及早切除掉坏死部位，但老太太的家属想替她“死后留全尸”，迟迟不肯签下截肢同意书。

直到她的整只腿必须被锯掉。

“因为太痛的关系吧，原本已经奄奄一息的老奶奶，痛苦地挥动著残存的大腿，看起来就像在寻找已经消失的小腿似的。”按下快门，张文瀚隔著镜头，观察病床上老弱的身躯。

他花了一个月，以相机追踪病患脚上坏死的组织，自脚趾、小腿，最终到达大腿。而后，他的照片成为说服家属进行手术的关键因素。

这位老太太是他拍摄的第一名病患。30岁的张文瀚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摄影师，甚至是在医疗体系工作的摄影师。

担任台北荣民总医院的摄影师之前，摄影只是他的兴趣。大学与研究所念的是物理，他做过研发工程师，2008年被科技公司裁员后，也做过大学约聘人员。业余时间，他从学生时代拍到出社会，凭著一股热情精进拍照技术。他曾整日在街道边捕捉人群，利用上班闲暇，一天来回台北与阿里山，就为了练习摄影日出。这样的努力，让他在2008年拿到了日本EPSON百万影像大赏台湾尊荣赏金奖。直到他看见台北荣民总医院摄影师的职缺，开启了新的人生道路。

医疗摄影师的临床摄影之路

张文瀚一直是医院里特殊的存在。与他并肩走在医院长廊上，每走两步，就有迎面而来的人向他热情问候，短短几公尺的路，走了10多分钟。

起初，医院交办给他的工作是为院内活动摄影，举凡学术演讲，国际会议，两岸交流，或联谊活动他都要负责。但古道热肠的个性使然，只要院内有人需要任何公事或私人的摄影，他也会帮忙。

“我喜欢做可以帮助到人的工作，”张文瀚说，他从帮忙神经内科加护病房开始，拍摄临床的照片，到外科开刀房、门诊病房、儿童病房、急诊等地方，都有了他的身影。

刚开始工作时，他担心自己对人体构造不熟悉会导致拍摄不到位，便去阳明大学医学院，让荣总医师介绍的助教，替他上了认识大体的解剖课，熟记人体器官的位置。医院充斥著专业术语，平时他会从医师的谈话中了解许多名词，听不懂的词汇，便记在脑中，回家上网查。他很快融入医师及护理师和圈子，感觉到自己好像和他们是“同一国的”。

“外科医生讲究一句话：To see is to believe，”台北荣民总医院心脏血管外科主治医师陈沂名说，因合作与张文瀚成为好友，他形容张文瀚的照片“一图入魂”，是国际学术发表时重要的媒介，“好的手术，不用说太多，一张图片就能使在座嘴巴就闭起来了”，陈沂名说。

内科临床的拍摄，使他接触到各种患者，脑中累积了各种各样的病征图像。

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名免疫风湿科患者肚子上，大片的黑色纹路，像极了一只张牙舞爪的大蜘蛛。他不禁想起《病玫瑰》一书中，那些18到20世纪的医疗疾病绘画中，面疱、肿瘤、疮疣虽然令人惊骇，但他们都是“人类处境的艺术品”。

心脏血管外科的手术，则开启了他与外科医师的合作。第一次的合作，是在2010年一场更换心脏瓣膜的微创手术，张文瀚建立起了口碑。2011年以后，台北荣总心脏外科主治医师陈沂名经常找他合作。2014年，由陈沂名主刀的一场国际连线的手术发表会，张文瀚在手术中快速抓到拍摄重点，医师迅速地缝合阶段，他的光圈快门也跟上了节奏，他的照片让医师们都很满意。

“外科医生讲究一句话：To see is to believe，”陈沂名说，因合作与张文瀚成为好友，他形容张文瀚的照片“一图入魂”，是国际学术发表时重要的媒介，“好的手术，不用说太多，一张图片就能使在座嘴巴就闭起来了”，陈沂名说。

镜头下，医疗是如何崩坏的？

“很多人问我说拍临床你会不会怕，我说还好，因为这些东西再怎么可怕，都不比不上人心可怕。”张文瀚说。

穿梭在白色巨塔里，让他熟悉整个医院的体制，甚至是医院部门之间的内部政治。而他最关心的，是年轻医师的处境。

他记得两岸交流的座谈会上，中国大陆的医师分享他们对“医闹”问题很头痛。医闹指的是病患家属以各种方式冲击医疗来控诉医疗疏失的情况，而台湾也有这个问题。张文瀚会参加院内定期的专题研讲，当中许多主题，就是告诉医师如何防范“被告”，他慢慢发现，许多身边的医师都受到医疗纠纷的官司困扰。

“救人没救成功会很惨，”张文瀚也说，医生每次救人必须是“完美救援”，不然就是死路一条，医界常讲“四大皆空”，指的是，诉讼风险使医生们都不敢进入病患人数最多的“内、外、妇、儿科”四大科。

听了许多医生的处境，他想把那些故事都说出来。正巧，由荣总出版的学术月刊《临床医学》委托他帮忙拍摄封面，便有了机会。但若要拍出医疗纠纷的故事，因为事件的发生总无法预期，无法以“纪实摄影”表现，因此，他开始尝试“编导摄影”。

他说这个概念是来自法国摄影家希伯莱特·巴亚德（Hippolyte Bayard），将自己半裸体的形象拍成了作品《淹死的男人》，抒发自己的摄影术未获重视，抑郁不得志的心情。而张文瀚也找来医师与护理人员作为他摄影的主角，因为他认为，以医生本人来呈现他们遇过的事情，更具说服力。

拍摄总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进行，黑暗中，只有快门的声音。纸片漫天飞落，冥纸散落在被暴力威胁的白袍医生身上。相机后，张文瀚严格的要求，使现场气氛紧绷而肃穆。他将拍摄地点选在关了灯的室内，或是晚间空旷的场地，使每一张照片的背景都是黑色的。“我希望大家知道，在一个黑暗的地方，有这样的事情在发生，”张文瀚说，他将这一系列的作品，命名为《医疗崩坏》。

这是他们在医院体制内的小革命。

其中一张照片中，医生一手拿著插管的喉头镜，一手却戴著手铐，救人的医生好似一名杀人犯。“救人没救成功会很惨，”张文瀚也说，医生每次救人必须是“完美救援”，不然就是死路一条，医界常讲“四大皆空”，指的是，诉讼风险使医生们都不敢进入病患人数最多的“内、外、妇、儿科”四大科。

“医疗‘去刑化’是大家比较在意的，”陈志仰说。他是经常出现在《医疗崩坏》系列的主角之一，曾是荣总医师、现在是坜新医院医师。 他说医疗人员经常必须担心面对刑事罚责，然而，90％的医疗疏失，其实是与医疗作业流程有关，而非单一医师的问题。例如，荣总在1995年爆发的疟疾感染事件，就是因为医疗给付不足，单位为节省成本，让每位病人用同一套的放射科显影剂耗材，使6名病患因此感染疟疾，4名致死，事件中的一名住院医师也因承受不住诉讼压力而选择自杀。

医疗暴力的故事也经常出现在这系列作品中。画面中，医生眼睛被绷带蒙起，被一位凶神恶煞的男子抓著衣领。张文瀚说“蒙眼”象征暴力都是突如其来的。发表后他听闻一名开设妇产科诊所的医师，因医疗纠纷被人抓至山里枪杀。

这些照片讨论的，不仅是单一医院的议题，而是台湾社会共同成就的“医疗的文化”。

“我们当然很同情，也希望有心力照顾最多病人，”陈志仰说，一般情况，病患家属会要求医生将住院时间拉长，但是健保给付不足、医护过劳比例又很高，牵涉许多结构性的问题，第一线的医生只能拒绝家属，但医疗纠纷的各种暴力形式，就从而产生。

“这是唯有他能做的题目，”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影像媒介评论家郭力昕说。2014年张文瀚在荣总组织了摄影社，邀请郭力昕授课，两人成为良师益友。郭力昕认为，张文瀚有院内独特的位置，更因他“素朴的理想性格”，取得许多医师的认同与信赖，才能拍出这一系列的照片。而这些照片讨论的，不仅是单一医院的议题，而是台湾社会共同成就的“医疗的文化”。

“这些照片确实很有争议啊，医院里年轻人太有想法会很惨，”张文瀚说。

然而，医院高层不希望这些负面议题被暴露出来。“院内评价两极，”陈志仰说，很多中青代医师对《医疗崩坏》封面故事感到很有共鸣，期待著每一期的出刊封面。但是他也说，因为荣总归中华民国军方系统退辅会主管，管理文化较为保守，对院内信息尽量隐恶扬善，张文瀚的照片在网上传播，院方也会因为无法控管而感到困扰。

《医疗崩坏》刊登在月刊封面上只持续了一年，因议题敏感，就被停止了。但张文瀚在之后仍持续为这个主题创作。“这些照片确实很有争议啊，医院里年轻人太有想法会很惨，”张文瀚说。

生死的距离，如何拿捏？

“我的一直在跟全世界fighting，”张文瀚说，做人做事他有自己的坚持。有次，医院举办全院登山活动，主办单位跟张文瀚说，这是院长、副院长都会出席的大活动，请他一定要来摄影，张文瀚却没有答应，直到人事室打来说要上签请他的主管惩处，他回：“好啊，你就惩处我好了。”

因为那天，他先答应了儿童癌症病房的活动摄影。长久以来，他都在帮忙儿童病房拍照，第一次的缘分，是病房督导请他替一位癌症末期的小朋友与家人留下生活画面，此后他每个月都来病房帮小朋友拍照，一拍就是七年。那些照片成为在世的家人们珍贵的回忆，走在路上，许多家长会主动认出他，热情的跟他道谢，也有家长在孩子过世后，将那些照片做成的精致的相片书送给他。

尽管如此，张文瀚却并不是一个会和病患交朋友的摄影师。他往往刻意与拍摄对象拉开距离，在每天面对生死考验的病患面前，这距离甚至显得冷酷。

大多数时候，他镜头下的病人多半因昏迷，或无法动弹，躺在病床上，拍摄时不用互动，这反而让他感到轻松。然而，要拍摄儿童病房的孩子，最让他焦虑。

“我其实不喜欢拍人，我也不喜欢小孩，”他说，拍摄前，一定是护理人员先“搞定”那些孩子，他只负责调整光线与角度，不需要跟孩子们说话或任何互动。他喜欢用长镜头，跟那些孩子们保持适当的距离，“我希望从旁观者角度去看，冷眼一点，理性一点，来看这一切，”他说。

他在拍摄过程中，曾被一名孩子问道：“叔叔，你为什么不说话？”他最终也只摇了摇头，不说半句。

但保持距离并不是件简单的事。病房里的孩子们，平时喜欢做手工艺，其中有一位小女生特别喜欢用橡皮筋和塑胶零件作成小手环，送给其他病友。有天，张文瀚来拍照时，小女生也帮他做了一条，“叔叔，这个是送你的，”小女生对他说。

“我不要。”他回。

张文瀚说自己就是这么直白。收了不必要的东西会感到麻烦，当他跟女友提起这件事，却被骂了一顿，“真是没良心，伤了人家的心”。隔天，他硬著头皮回去问那位小女生，可不可以再将那条手链给他。巧的是，前一晚，小女生将那条原本要送他的手环，转送给了当晚突然病危的好朋友。“知道她拿去送给别人，当下我真的松了一口气，”张文瀚说。后来，女生还是重新作了一条新的给他。

隔了一阵子，很久没帮那位小女生拍照，张文瀚才从护理人员口中得知，那位喜欢作手环的小女生已经去世了。在上班的空挡，他打了通电话给女友：“那个，女生的手环还在吗？”……“在呀？好。那要收好。”

（编按：张文瀚已于今年6月离职。他申请上美国纽约视觉艺术学院，踏上下一阶段人生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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