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房慧真：曾经过社运跟文学，我不可能变成一头猛兽

正当我胡思乱想之际，房慧真出现了。她说过，访问人习惯先看别人的鞋子。果然，她第一眼看到我，目光便快速扫向我脚上的凉鞋。我也看到这天她踏着一双白色的Birkenstock凉鞋，配以宽身带洞牛仔裤，淡蓝色条子恤衫下摆还有个细小的蝴蝶结，肩上挂着的是这阵子非常流行的北极狐牌瑞典学生书包，这包质料坚韧，适合放手提电脑和书。

要进入‘壹周刊’，才能看到社会的光怪陆离，比如说狗仔队也会听说过，它如同一个禁忌，这些东西令我很着迷，有点像个深渊，很想知道它是怎么的一回事，就像写作人去做卧底。

这天她化了淡妆，已为人妻四十出头，加上壹周刊渡过了四年“非人生活”，微胖的身型没有疲态，反而有点“婴儿肥”，或许常在晚间和室内行动（她最爱看书和看电影），她的皮肤出奇白晳。我忍不住留意她比一般人更高的额头，和那把乌黑茂盛的长发，我想起一个传说，头部大的人脑子会更活跃。她嗓音低沈厚实，话速不徐不疾，让人感觉值得信赖。思考时，她会眉头紧绉，用手指从头顶拉出一条头发来把玩，让人发现她潜藏的一点不安。

房慧真从小就从父亲那里体现到“惧恐”的滋味。她在散文中披露过，已过世的印尼华侨父亲一直以傅柯式的暴力凝视着她，让她长大后也出现社交困难，在群体里就会不自在。于是她喜欢一个人读书，独自在街上闲荡，即使成绩不错，也因为性格随心，在大学期间中途辍学，后来辗转考上台大中文系博士班，但研究的题目也是偏锋的“阴阳五行”。读博士期间出于解闷，她在2005年开始以笔名“运诗人”撰写“单向街”博客，一系列文章后来收录在2007出版的《单向街》散文集。台湾文学界如骆以军、傅月庵一致推崇这位新人。其后她出版了两本文学作品，分别为《小尘埃》和《河流》。

跟房认识了十多年的香港作家陈宁形容，“阿运”（“运诗人”暱称）的第一本著作《单向街》是朋友合力催逼才出版成功，可见她性格被动，也不太渴求成名，“阿运物欲很低，不太花钱，除了买书，就是买猫粮。”房慧真的家里现藏近一万本书，养了五只猫。可是，她在博士学位读了六年只差交论文一步，便于2011年夏天加入台湾壹周刊，其后因工作繁忙没完成学位。阿运淡然说：“放弃了也不觉得什么可惜，台湾很多‘流浪博士’，拿了博士也是找不到工作，连兼职也找不到，即使是助理教授也是被压榨。”

在台湾，助理教授职位的月薪也低得可怜，不到两万港元。而壹周刊人物组的薪酬要比这水平高，房慧真承认，这也是吸引她加盟的原因。壹周刊吸引她的另一个原因是，里面有种神秘感：

“未加入之前我也读壹周刊，因为我的朋友像骆以军曾接受非常人语访问，我会去读，读的感觉是，哗，那么厉害，一个八卦杂志写出比文学杂志更好看的专访，所以当他们找我，我是很直觉的想要去，没有考虑，是有点冒险的决定。”“再加上要进入‘壹周刊’，才能看到社会的光怪陆离，比如说狗仔队也会听说过，它如同一个禁忌，这些东西令我很着迷，有点像个深渊，很想知道它是怎么的一回事，就像写作人去做卧底，进去可以帮我写作。”骆以军说过，他们这一代“经验匮乏”，没经历过战乱，加上房慧真童年没离开过台北，乡土经验欠奉，加入壹周刊或许可以带来冲击。不过，房慧真没想过，过程会如此困难。

首先，由于她性格极怕生，在公开场合要递上卡片也有障碍：“其他记者很强势，去到现场跟陌生人说话，像穿衣服喝水那么简单，对我非常困难，刚开始要说‘我是壹周刊记者房慧真’这句话都说得结结巴巴。”

拍照时，我见识了房慧真的内向。在摄影镜头下要摆姿势，她显得极不自然，身体僵硬，不懂得对空气微笑，结果快门留下的她往往要比真人“凶”。后来摄影师消失了，只剩下我和她，房慧真才又慢慢打开。

我们谈到“壹周刊”的原罪：“受访者一听到你是壹周刊就嗤之以鼻，如果我是去一些名门正派的媒体还好一点，但是我去壹周刊（自嘲地笑），文学界会觉得你好可怕，马上把你设定在光谱最极端的一面，觉得你就是扒粪…..刚去壹周刊工作也不晓得怎么跟文化界前辈交待，尤其是侯导（侯孝贤），不知道他会不会觉得我很堕落（苦笑）。”房慧真2008年透过文学圈认识侯孝贤，并获邀参与电影《刺客聂隐娘》幕后工作。壹周刊在2005年曾以狗仔队追拍侯孝贤绯闻。房说，幸好后来侯导知道她加入壹周刊也没说什么，甚至协助她联络一些受访者，令她心存感激。

文学背景出身的房慧真，为何会出现在商业挂帅的壹集团？原来壹周刊于2001年在台湾开张时，刚好遇上詹宏志的网媒《明日报》结束，大批员工获邀过档。在《明日报》原负责阅读版的董成瑜，在壹周刊成为了人物组负责人，聘请了一批文学背景的记者。房慧真说，要感谢董成瑜，让她这个没工作经验的人在37岁“高龄”半途出家做记者。房解释，也因为董成瑜熟悉文化界，对一些不大商业化、偏向文艺圈子的受访者如香港作家西西、韩国导演李沧东等较为接纳：“不过，董成瑜给我们宽的部份，也有紧的部份，她也面对公司里一些批评意见，好像说‘这个人没有人认识的做他干吗？’……文学、艺术、社运人物，都被批评不要采访太多。”

房的新书《像我这样的一个记者》，里面包含了30多篇人物专访，大部份来自她于壹周刊四年间的“非常人语”栏目。书抱在手，珍珠白色封面设计简约光亮。这书已卖了一万本，是房慧真其他文学作品销量的两到三倍。但我知道，这些文章的生产过程，不像书的外衣一样洁白亮丽，只要打开书后附送的私语小本，就会读到一个劳动者的梦呓：有时为集团里的不道德采访手法而义愤；有时为写作过程的无间痛楚而低鸣；有时为过劳而去世的报馆前辈哀悼。虽然今日房慧真已离开壹周刊，转职到这间阳光充沛的非营利网媒工作，但不代表她之前在内湖区壹集团大楼里那段日夜颠倒肝脑涂地生产文章的黑暗岁月不存在。我认为，这本书之所以可贵，不只因为人物专访好看，还因为它敢于把一个记者的脆弱和挣扎，血肉模糊地展现在阳光底下。

我要先在壹周刊生存下来，在满足公司的要求跟维持新闻伦理之间，我去找空隙，去‘偷渡’一些题材，比如社运。

壹周刊的人物专访文章，常被批评有一种套路。房慧真承认，字数受限制，又需要放进受访者一生，经常被改稿的压力，令她几近崩溃：“有时改到七到八次还要去重访，改到后来，写稿时要‘做攻防’，我知道要怎样写才不会被退回来改，每一段每一句每一个字都知道，非常痛苦。”

至于怎样做攻防？她说：“要令受访者人生很具戏剧性，很大起伏，于是从写稿、问问题、找采访对像都要这样的人，也是一种记者的自我审查跟制约…..”“后来要做即时新闻和动新闻，假日全部在写稿，精神没办法休息，每次交稿之前像被剥一层皮。”她在书里写，三年看到三个同事患癌或心肌梗塞，其中一位前辈杨汝椿更病逝。她苦笑道，平日不读“心灵鸡汤”书籍，那阵子也找来一本自救。

房慧真在新书附录中公开了一些“采访心法”，例如多做侧访，多观察，多资料搜集等，不少人读后深感佩服，奉为采访锦囊，怎知房慧真却反高潮地说，这些心法是用来“应付主管”：“有采访心法，这些写作技巧，是让我怎样去‘蒙骗’我的主管，让对方觉得好像写得不错，有八十分…..我要先在壹周刊生存下来，在满足公司的要求跟维持新闻伦理之间，我去找空隙，去‘偷渡’一些题材，比如社运…..我可以说，没有失去那颗心，去保护受访者。我不要卖掉我的灵魂。”

我每次进到一个采访去感受一个人，我是用非常动物性的直觉去感受，就好像看着我的猎物。我觉得自己是一头豹，我看着我的猎物。

嗜血是商业媒体的同义词。房慧真在新书透露，她访问学运领袖陈为廷时，对方透露父亲离世的原因，不是外界所知的车祸，而是被人刺死，当时陈提及“不要写”，最终房没有写。不久另一位同事专访陈为廷，房慧真却在报道中看到这宗独家消息。及至两年后，陈为廷才在个人脸书上道出这件事始末。

房在新书中自嘲，当年自己“拒绝诱惑”，简直是个“听话又愚笨的记者”。房承认，在壹周刊里她会逆风而行：“我会用我的方法闪躲，你今天要我采访一个人，出发点是修理他我不能接受，监督有权有势的人没问题，但你纯粹出于恶意我不接受……我常说，没有一个受访者他需要为了一个报道，去毁掉他的人生。”

没有修读过任何新闻科班的房慧真，内心有一把尺：“我不写中立客观、歌功颂德的人物报导，我只写由我的眼睛看出去的世界。”房解释，她所谓的不要中立客观，是针对那种只报道不同人说不同话，丢给读者自行理解的不负责任态度，她认为，记者要做的是更深入的研究。笔者认为，这就是香港人近年意识到“伪中立、假客观”的问题：一些新闻人以“中立客观”为借口，掩饰向权贵倾斜的报道。

没有教科书可循，房慧真是如何进入一个采访呢？她答得玄：“我每次进到一个采访去感受一个人，我是用非常动物性的直觉去感受，就好像看着我的猎物。我觉得自己是一头豹，我看着我的猎物，牠是我的兔子 。”有人说她太爱自己的受访者，她哈哈一笑：“我太爱我的猎物。”

“我做记者之前参加过社运，也曾经在文学里面。要是你曾经有过社运跟文学，就不可能完全变成一头猛兽。你可能扑住牠，咬住牠，但会像母猫叼小猫，是含着牠的脖子把牠叼走，我不会把牠刺穿。”她这样形容自己和受访者的关系：“其实，我都不忍。有一些比较黑暗会影响受访者的东西，我就不写。”

未做记者前，房慧真参加过不少社会运动，2007年反对清拆乐生疗养园运动中，她坐在人群里通宵手拉着手等警察来抓。2008年反对清拆三莺原住民部落抗争，她和侯孝贤、陈雪等文艺界人士也在抗争队伍里。同期的香港的皇后码头抗争，三年前的雨伞运动，房慧真也到过现场。

同情社运支援弱势，在香港当记者或会被视为“有损中立”，在台湾不是必然。报导者总编辑何荣幸解释，台湾的民主化进程经历过多场抗争，加上记者的劳工意识强，会支持其他行业的工会行动。在百花齐放的价值观之下，台湾社会不会让“专业主义”一个价值独大。

在何荣幸看来，房慧真进行的是“参与式报道”。两年前把房慧真从壹周刊邀请到报导者，何荣幸说，正是被她这种魅力吸引：“她的文字有一种‘入世’，她用一团火热的心，无限制地把自己完全丢进受访者的内心世界，愿意以同理心去感受受访者人生的高低起伏，不是带着审判者，道德判断者的角度。”

何指出，其他记者会强调一种专业的距离，房没有，她只写她认为重要的事。譬如去年初，台湾桃园保龄球馆大火周年，房慧真因为在教书的时侯认识了后来成为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秘书长郑雅菱，出于欣赏这位学生的工作，房完成了关于这宗造成6名消防员殉职的调查报道。何荣幸说：“当她提出要做这题目，我很惊讶，房慧真之前都是做人物专访，结果她用无比热情完成，还入围了卓越新闻奖。但一开始，她的动机是出于很欣赏一个学生做的事很有意义，想替幸存的消防员抱打不平，所以说她有一种‘侠气’。”

房慧真文笔好，却没有持着自己的文学优势，让她在记者生挨上走一条容易的路，壹周刊的同事在脸书说，看到房慧真常于假日的深夜戴着耳筒（房习惯一边听歌一边写稿），在壹周刊办公室彻夜写稿，即使到了报导者，改稿压力较少，她对自己仍有要求：“现在做的议题，有很苦的功夫，不是靠文字技巧可以蒙混过去的，到这边（报导者）之后（身段）又可以蹲得更低，去学很基本的事情。”

新书销量不错，房慧真却强调，由于她的性格害羞，能够做上记者是“一场意外”，她视这为“借来的身份”，故没有计划更上一层楼：“世俗上觉得我出了书有名气，觉得成功了，是不是要在记者位置上发扬光大，要去拿新闻奖，要不要将来当总编辑？这些我都不要。我只是要来走这一遭，希望为后面留下些东西，但不需要累积在我身上。”

访问之后不久，房慧真马不停蹄到台中宣传新书．她解释，很享受跟这本书的读者见面，包括一些有志当记者的年轻人：“记者在台湾的身份地位很低，大家都骂记者，台湾流行一句话‘小时不读书长大当记者’……我出这本书，是希望年轻人觉得新闻这条路可以走下去。我觉得新闻界还是太重要了，不要让它整个烂掉，不要让它进入完全黑暗，因为沉默的受害者，弱势越来越多，我不想新闻只是帮有钱人地产商化学工场排放废气，世界没有公平正义可言。”

对于香港，房慧真有深厚的感情，雨伞运动期间，她在金钟吃过催泪弹：“我知道香港的情况非常令人沮丧。有些人很羡慕台湾，但台湾不只有小清新和小确幸。台湾刚解严三十年，我去年采访过一批三十年前的记者，他们有的为写报道要坐牢，有家人受害的。今天我们不要只说，要吃饭要养家，就理所当然一起堕落，我们不要轻忽一个简单的动作，即使一宗不实的即时新闻报导，也可能影响别人一生。我们每个人的小动作累积起来就是未来。历史存在过更黑暗的时刻，他们也能冲破，我们更需要勇气。”

对于香港后雨伞的低潮，房有一种观察：“我发现，香港朋友来台湾参加过太阳花运动，都留下美好经验，但在台湾，只要在太阳花里面参加过，留下来的都是运动创伤；同理，雨伞运动也一样，我的香港朋友看雨伞只看到坏，而我们总看到你们的好；其实我们需要一种交叉视觉，两个综合起来，反而比较完整。”

房慧真的广阔世界，多半来源于她读的海量的书，她说自己每星期必逛书店，每月买书三四十本，每月看完十本：“我读书其实是一种‘发泄’，别人压力下会大吃大喝，买东西，我就是读书，有时候像一个瘾头，有一种‘读瘾’。”

作品永远比作家聪明，作家永远不知道自己会写出什么甚东西。我很相信直觉、灵感、甚至有点神秘主义的。

对于知识，她有一种开放性。她写笔记时会交替使用简体和繁体字，夹杂日本的“之”字和英文单字；书柜上，新买的书有三分二是简体字书，都是一些没有繁体版，内地出版社有翻译的海外著作，原著来自英美、土耳其、奥地利、法国、匈牙利、波兰、哥伦比亚，多谈国际形势、民主发展、全球化危机。枱面现在放着的新书有：英国社会地理学家大卫哈维于2001年写的《资本的空间》繁体本 ；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克里弗德2013年出版的《复返：21世纪成为原住民》简体本。

我对房慧真说，香港年轻人近年对简体字抗拒，连带简体书也排斥．房表示讶异：“我2000年就开始看简体字书，因为我看英文不够快，简体字让我看到外语作品。在台湾这边目前还没有人会批评说你看简体字书，大家只会批评翻译水平问题。我们台湾已经走过了偏激的做法，不会单纯去检查你，不是去拿标签。”

她读的书入了她的血，成为日常生活的养份。我们替她拍照，房为了鼓励害羞的自己摆出姿势，自言自语道：“没办法，（拍照）是‘必要之恶’”，用这个哲学词语来形容那一刻，贴切非常；摄影师请她摆出思考的样子，房慧真忍不住反问：“像罗丹？”，说的是法国雕塑家名作“沉思者”托着下巴的姿势，让人忍唆不禁。不过，书痴也有少女一面，拍照时忍不住嘀咕：“别把脸拍得那么大……”

访问最后，房慧真整个人松弛下来。她透露，可能再做两年记者，就会找个地方隐居，把家族故事写成小说。我问她，你真是会忽然消失？“我是很懒，人生最大愿望是找个地方读书，只要用很少钱，我的创作欲也没那么强，写小说是因为经历了这么多，读了这么多，总要用个容器把它装起来。”笔者反问，不装起来会怎样？“这些东西进去了，还是想看看它会变成什么，因为作品永远比作家聪明，作家永远不知道自己会写出什么东西。我很相信直觉、灵感、甚至有点神秘主义的。我的人生跟写作，永远不是计划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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