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房慧真：曾經過社運跟文學，我不可能變成一頭猛獸

正當我胡思亂想之際，房慧真出現了。她說過，訪問人習慣先看別人的鞋子。果然，她第一眼看到我，目光便快速掃向我腳上的涼鞋。我也看到這天她踏着一雙白色的Birkenstock涼鞋，配以寬身帶洞牛仔褲，淡藍色條子恤衫下擺還有個細小的蝴蝶結，肩上掛着的是這陣子非常流行的北極狐牌瑞典學生書包，這包質料堅韌，適合放手提電腦和書。

要進入『壹週刊』，才能看到社會的光怪陸離，比如說狗仔隊也會聽說過，它如同一個禁忌，這些東西令我很着迷，有點像個深淵，很想知道它是怎麼的一回事，就像寫作人去做臥底。

這天她化了淡妝，已為人妻四十出頭，加上壹週刊渡過了四年「非人生活」，微胖的身型沒有疲態，反而有點「嬰兒肥」，或許常在晚間和室內行動（她最愛看書和看電影），她的皮膚出奇白晳。我忍不住留意她比一般人更高的額頭，和那把烏黑茂盛的長髮，我想起一個傳說，頭部大的人腦子會更活躍。她嗓音低沈厚實，話速不徐不疾，讓人感覺值得信賴。思考時，她會眉頭緊縐，用手指從頭頂拉出一條頭髮來把玩，讓人發現她潛藏的一點不安。

房慧真從小就從父親那裡體現到「懼恐」的滋味。她在散文中披露過，已過世的印尼華僑父親一直以傅柯式的暴力凝視着她，讓她長大後也出現社交困難，在群體裡就會不自在。於是她喜歡一個人讀書，獨自在街上閒盪，即使成績不錯，也因為性格隨心，在大學期間中途輟學，後來輾轉考上台大中文系博士班，但研究的題目也是偏鋒的「陰陽五行」。讀博士期間出於解悶，她在2005年開始以筆名「運詩人」撰寫「單向街」博客，一系列文章後來收錄在2007出版的《單向街》散文集。台灣文學界如駱以軍、傅月庵一致推崇這位新人。其後她出版了兩本文學作品，分別為《小塵埃》和《河流》。

跟房認識了十多年的香港作家陳寧形容，「阿運」（「運詩人」暱稱）的第一本著作《單向街》是朋友合力催逼才出版成功，可見她性格被動，也不太渴求成名，「阿運物慾很低，不太花錢，除了買書，就是買貓糧。」房慧真的家裡現藏近一萬本書，養了五隻貓。可是，她在博士學位讀了六年只差交論文一步，便於2011年夏天加入台灣壹週刊，其後因工作繁忙沒完成學位。阿運淡然說：「放棄了也不覺得什麼可惜，台灣很多『流浪博士』，拿了博士也是找不到工作，連兼職也找不到，即使是助理教授也是被壓榨。」

在台灣，助理教授職位的月薪也低得可憐，不到兩萬港元。而壹週刊人物組的薪酬要比這水平高，房慧真承認，這也是吸引她加盟的原因。壹週刊吸引她的另一個原因是，裡面有種神秘感：

「未加入之前我也讀壹週刊，因為我的朋友像駱以軍曾接受非常人語訪問，我會去讀，讀的感覺是，嘩，那麼厲害，一個八卦雜誌寫出比文學雜誌更好看的專訪，所以當他們找我，我是很直覺的想要去，沒有考慮，是有點冒險的決定。」「再加上要進入『壹週刊』，才能看到社會的光怪陸離，比如說狗仔隊也會聽說過，它如同一個禁忌，這些東西令我很着迷，有點像個深淵，很想知道它是怎麼的一回事，就像寫作人去做臥底，進去可以幫我寫作。」駱以軍說過，他們這一代「經驗匱乏」，沒經歷過戰亂，加上房慧真童年沒離開過台北，鄉土經驗欠奉，加入壹週刊或許可以帶來衝擊。不過，房慧真沒想過，過程會如此困難。

首先，由於她性格極怕生，在公開場合要遞上卡片也有障礙：「其他記者很強勢，去到現場跟陌生人說話，像穿衣服喝水那麼簡單，對我非常困難，剛開始要說『我是壹週刊記者房慧真』這句話都說得結結巴巴。」

拍照時，我見識了房慧真的內向。在攝影鏡頭下要擺姿勢，她顯得極不自然，身體僵硬，不懂得對空氣微笑，結果快門留下的她往往要比真人「兇」。後來攝影師消失了，只剩下我和她，房慧真才又慢慢打開。

我們談到「壹週刊」的原罪：「受訪者一聽到你是壹週刊就嗤之以鼻，如果我是去一些名門正派的媒體還好一點，但是我去壹週刊（自嘲地笑），文學界會覺得你好可怕，馬上把你設定在光譜最極端的一面，覺得你就是扒糞…..剛去壹週刊工作也不曉得怎麼跟文化界前輩交待，尤其是侯導（侯孝賢），不知道他會不會覺得我很墮落（苦笑）。」房慧真2008年透過文學圈認識侯孝賢，並獲邀參與電影《刺客聶隱娘》幕後工作。壹週刊在2005年曾以狗仔隊追拍侯孝賢緋聞。房說，幸好後來侯導知道她加入壹週刊也沒說什麼，甚至協助她聯絡一些受訪者，令她心存感激。

文學背景出身的房慧真，為何會出現在商業掛帥的壹集團？原來壹週刊於2001年在台灣開張時，剛好遇上詹宏志的網媒《明日報》結束，大批員工獲邀過檔。在《明日報》原負責閱讀版的董成瑜，在壹週刊成為了人物組負責人，聘請了一批文學背景的記者。房慧真說，要感謝董成瑜，讓她這個沒工作經驗的人在37歲「高齡」半途出家做記者。房解釋，也因為董成瑜熟悉文化界，對一些不大商業化、偏向文藝圈子的受訪者如香港作家西西、韓國導演李滄東等較為接納：「不過，董成瑜給我們寬的部份，也有緊的部份，她也面對公司裡一些批評意見，好像說『這個人沒有人認識的做他幹嗎？』……文學、藝術、社運人物，都被批評不要採訪太多。」

房的新書《像我這樣的一個記者》，裡面包含了30多篇人物專訪，大部份來自她於壹週刊四年間的「非常人語」欄目。書抱在手，珍珠白色封面設計簡約光亮。這書已賣了一萬本，是房慧真其他文學作品銷量的兩到三倍。但我知道，這些文章的生產過程，不像書的外衣一樣潔白亮麗，只要打開書後附送的私語小本，就會讀到一個勞動者的夢囈：有時為集團裡的不道德採訪手法而義憤；有時為寫作過程的無間痛楚而低鳴；有時為過勞而去世的報館前輩哀悼。雖然今日房慧真已離開壹週刊，轉職到這間陽光充沛的非營利網媒工作，但不代表她之前在內湖區壹集團大樓裡那段日夜顛倒肝腦塗地生產文章的黑暗歲月不存在。我認為，這本書之所以可貴，不只因為人物專訪好看，還因為它敢於把一個記者的脆弱和掙扎，血肉模糊地展現在陽光底下。

我要先在壹週刊生存下來，在滿足公司的要求跟維持新聞倫理之間，我去找空隙，去『偷渡』一些題材，比如社運。

壹週刊的人物專訪文章，常被批評有一種套路。房慧真承認，字數受限制，又需要放進受訪者一生，經常被改稿的壓力，令她幾近崩潰：「有時改到七到八次還要去重訪，改到後來，寫稿時要『做攻防』，我知道要怎樣寫才不會被退回來改，每一段每一句每一個字都知道，非常痛苦。」

至於怎樣做攻防？她說：「要令受訪者人生很具戲劇性，很大起伏，於是從寫稿、問問題、找採訪對像都要這樣的人，也是一種記者的自我審查跟制約…..」「後來要做即時新聞和動新聞，假日全部在寫稿，精神沒辦法休息，每次交稿之前像被剝一層皮。」她在書裡寫，三年看到三個同事患癌或心肌梗塞，其中一位前輩楊汝椿更病逝。她苦笑道，平日不讀「心靈雞湯」書籍，那陣子也找來一本自救。

房慧真在新書附錄中公開了一些「採訪心法」，例如多做側訪，多觀察，多資料搜集等，不少人讀後深感佩服，奉為採訪錦囊，怎知房慧真卻反高潮地說，這些心法是用來「應付主管」：「有採訪心法，這些寫作技巧，是讓我怎樣去『蒙騙』我的主管，讓對方覺得好像寫得不錯，有八十分…..我要先在壹週刊生存下來，在滿足公司的要求跟維持新聞倫理之間，我去找空隙，去『偷渡』一些題材，比如社運…..我可以說，沒有失去那顆心，去保護受訪者。我不要賣掉我的靈魂。」

我每次進到一個採訪去感受一個人，我是用非常動物性的直覺去感受，就好像看着我的獵物。我覺得自己是一頭豹，我看着我的獵物。

嗜血是商業媒體的同義詞。房慧真在新書透露，她訪問學運領袖陳為廷時，對方透露父親離世的原因，不是外界所知的車禍，而是被人刺死，當時陳提及「不要寫」，最終房沒有寫。不久另一位同事專訪陳為廷，房慧真卻在報道中看到這宗獨家消息。及至兩年後，陳為廷才在個人臉書上道出這件事始末。

房在新書中自嘲，當年自己「拒絕誘惑」，簡直是個「聽話又愚笨的記者」。房承認，在壹週刊裡她會逆風而行：「我會用我的方法閃躲，你今天要我採訪一個人，出發點是修理他我不能接受，監督有權有勢的人沒問題，但你純粹出於惡意我不接受……我常說，沒有一個受訪者他需要為了一個報道，去毁掉他的人生。」

沒有修讀過任何新聞科班的房慧真，內心有一把尺：「我不寫中立客觀、歌功頌德的人物報導，我只寫由我的眼睛看出去的世界。」房解釋，她所謂的不要中立客觀，是針對那種只報道不同人說不同話，丟給讀者自行理解的不負責任態度，她認為，記者要做的是更深入的研究。筆者認為，這就是香港人近年意識到「偽中立、假客觀」的問題：一些新聞人以「中立客觀」為借口，掩飾向權貴傾斜的報道。

沒有教科書可循，房慧真是如何進入一個採訪呢？她答得玄：「我每次進到一個採訪去感受一個人，我是用非常動物性的直覺去感受，就好像看着我的獵物。我覺得自己是一頭豹，我看着我的獵物，牠是我的兔子 。」有人說她太愛自己的受訪者，她哈哈一笑：「我太愛我的獵物。」

「我做記者之前參加過社運，也曾經在文學裡面。要是你曾經有過社運跟文學，就不可能完全變成一頭猛獸。你可能撲住牠，咬住牠，但會像母貓叼小貓，是含着牠的脖子把牠叼走，我不會把牠刺穿。」她這樣形容自己和受訪者的關係：「其實，我都不忍。有一些比較黑暗會影響受訪者的東西，我就不寫。」

未做記者前，房慧真參加過不少社會運動，2007年反對清拆樂生療養園運動中，她坐在人群裡通宵手拉着手等警察來抓。2008年反對清拆三鶯原住民部落抗爭，她和侯孝賢、陳雪等文藝界人士也在抗爭隊伍裡。同期的香港的皇后碼頭抗爭，三年前的雨傘運動，房慧真也到過現場。

同情社運支援弱勢，在香港當記者或會被視為「有損中立」，在台灣不是必然。報導者總編輯何榮幸解釋，台灣的民主化進程經歷過多場抗爭，加上記者的勞工意識強，會支持其他行業的工會行動。在百花齊放的價值觀之下，台灣社會不會讓「專業主義」一個價值獨大。

在何榮幸看來，房慧真進行的是「參與式報道」。兩年前把房慧真從壹週刊邀請到報導者，何榮幸說，正是被她這種魅力吸引：「她的文字有一種『入世』，她用一團火熱的心，無限制地把自己完全丟進受訪者的內心世界，願意以同理心去感受受訪者人生的高低起伏，不是帶着審判者，道德判斷者的角度。」

何指出，其他記者會強調一種專業的距離，房沒有，她只寫她認為重要的事。譬如去年初，台灣桃園保齡球館大火週年，房慧真因為在教書的時侯認識了後來成為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秘書長鄭雅菱，出於欣賞這位學生的工作，房完成了關於這宗造成6名消防員殉職的調查報道。何榮幸說：「當她提出要做這題目，我很驚訝，房慧真之前都是做人物專訪，結果她用無比熱情完成，還入圍了卓越新聞獎。但一開始，她的動機是出於很欣賞一個學生做的事很有意義，想替倖存的消防員抱打不平，所以說她有一種『俠氣』。」

房慧真文筆好，卻沒有持着自己的文學優勢，讓她在記者生捱上走一條容易的路，壹週刊的同事在臉書說，看到房慧真常於假日的深夜戴着耳筒（房習慣一邊聽歌一邊寫稿），在壹週刊辦公室徹夜寫稿，即使到了報導者，改稿壓力較少，她對自己仍有要求：「現在做的議題，有很苦的功夫，不是靠文字技巧可以蒙混過去的，到這邊（報導者）之後（身段）又可以蹲得更低，去學很基本的事情。」

新書銷量不錯，房慧真卻強調，由於她的性格害羞，能夠做上記者是「一場意外」，她視這為「借來的身份」，故沒有計劃更上一層樓：「世俗上覺得我出了書有名氣，覺得成功了，是不是要在記者位置上發揚光大，要去拿新聞獎，要不要將來當總編輯？這些我都不要。我只是要來走這一遭，希望為後面留下些東西，但不需要累積在我身上。」

訪問之後不久，房慧真馬不停蹄到台中宣傳新書．她解釋，很享受跟這本書的讀者見面，包括一些有志當記者的年輕人：「記者在台灣的身份地位很低，大家都罵記者，台灣流行一句話『小時不讀書長大當記者』……我出這本書，是希望年輕人覺得新聞這條路可以走下去。我覺得新聞界還是太重要了，不要讓它整個爛掉，不要讓它進入完全黑暗，因為沉默的受害者，弱勢越來越多，我不想新聞只是幫有錢人地產商化學工場排放廢氣，世界沒有公平正義可言。」

對於香港，房慧真有深厚的感情，雨傘運動期間，她在金鐘吃過催淚彈：「我知道香港的情況非常令人沮喪。有些人很羡慕台灣，但台灣不只有小清新和小確幸。台灣剛解嚴三十年，我去年採訪過一批三十年前的記者，他們有的為寫報道要坐牢，有家人受害的。今天我們不要只說，要吃飯要養家，就理所當然一起墮落，我們不要輕忽一個簡單的動作，即使一宗不實的即時新聞報導，也可能影響別人一生。我們每個人的小動作累積起來就是未來。歷史存在過更黑暗的時刻，他們也能衝破，我們更需要勇氣。」

對於香港後雨傘的低潮，房有一種觀察：「我發現，香港朋友來台灣參加過太陽花運動，都留下美好經驗，但在台灣，只要在太陽花裡面參加過，留下來的都是運動創傷；同理，雨傘運動也一樣，我的香港朋友看雨傘只看到壞，而我們總看到你們的好；其實我們需要一種交叉視覺，兩個綜合起來，反而比較完整。」

房慧真的廣闊世界，多半來源於她讀的海量的書，她說自己每星期必逛書店，每月買書三四十本，每月看完十本：「我讀書其實是一種『發洩』，別人壓力下會大吃大喝，買東西，我就是讀書，有時候像一個癮頭，有一種『讀癮』。」

作品永遠比作家聰明，作家永遠不知道自己會寫出什麼甚東西。我很相信直覺、靈感、甚至有點神秘主義的。

對於知識，她有一種開放性。她寫筆記時會交替使用簡體和繁體字，夾雜日本的「之」字和英文單字；書櫃上，新買的書有三分二是簡體字書，都是一些沒有繁體版，內地出版社有翻譯的海外著作，原著來自英美、土耳其、奧地利、法國、匈牙利、波蘭、哥倫比亞，多談國際形勢、民主發展、全球化危機。枱面現在放着的新書有：英國社會地理學家大衛哈維於2001年寫的《資本的空間》繁體本 ；美國歷史學家詹姆斯克里弗德2013年出版的《復返：21世紀成為原住民》簡體本。

我對房慧真說，香港年輕人近年對簡體字抗拒，連帶簡體書也排斥．房表示訝異：「我2000年就開始看簡體字書，因為我看英文不夠快，簡體字讓我看到外語作品。在台灣這邊目前還沒有人會批評說你看簡體字書，大家只會批評翻譯水平問題。我們台灣已經走過了偏激的做法，不會單純去檢查你，不是去拿標籤。」

她讀的書入了她的血，成為日常生活的養份。我們替她拍照，房為了鼓勵害羞的自己擺出姿勢，自言自語道：「沒辦法，（拍照）是『必要之惡』」，用這個哲學詞語來形容那一刻，貼切非常；攝影師請她擺出思考的樣子，房慧真忍不住反問：「像羅丹？」，說的是法國雕塑家名作「沉思者」托着下巴的姿勢，讓人忍唆不禁。不過，書痴也有少女一面，拍照時忍不住嘀咕：「別把臉拍得那麼大……」

訪問最後，房慧真整個人鬆弛下來。她透露，可能再做兩年記者，就會找個地方隱居，把家族故事寫成小說。我問她，你真是會忽然消失？「我是很懶，人生最大願望是找個地方讀書，只要用很少錢，我的創作慾也沒那麼強，寫小說是因為經歷了這麼多，讀了這麼多，總要用個容器把它裝起來。」筆者反問，不裝起來會怎樣？「這些東西進去了，還是想看看它會變成什麼，因為作品永遠比作家聰明，作家永遠不知道自己會寫出什麼東西。我很相信直覺、靈感、甚至有點神秘主義的。我的人生跟寫作，永遠不是計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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