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25日，中国帆船运动员郭川消失在夏威夷附近的茫茫大海，至今没有找到。当时，他正在美国加州三藩市至中国上海的航行途中，试图挑战单人不间断跨太平洋航行的世界纪录。
51岁的郭川被誉为“中国职业帆船第一人”和“民族英雄”。他曾经是中国航天部下属公司的一名公职人员，享受副局级待遇，后来他脱离体制，成为一名民间航海运动员。2013年，郭川完成了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138天的壮举，并开辟了世界上第一条从青岛出发、穿过赤道、经合恩角（Cape Horn，智利火地群岛南端）和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南非西南端）、最后穿过巽他海峡（Sunda Strait，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之间）返回青岛的环球航线；两年后，他带领国际团队驾驶无动力帆船，在不停歇、无补给的情况下突破北冰洋东北航线的世界航海纪录。
郭川失联之后，美国空军和海军很快展开搜救行动，郭川的妻子也在社交媒体上为救援筹款，号召社会公众祈福。但互联网上有另一种声音，许多中国网民表示强烈的不解：“有妻有子，捧着‘金饭碗’，为什么一定要去冒险？”“自己一意孤行、出风头，害得大家浪费人力物力来找他”……
自上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极限运动一直相当小众。部分原因是持传统观念的中国人认为极限运动“危险”、“容易出事”，加之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有“玩物丧志”之嫌。但最近几年，不断有中国的年轻人尝试通过越野、登山、潜水等方式向真实的世界发起挑战，实现突破自我的美好愿望。
就此，端传媒与两位从事极限运动的中国年轻人对话，试图以他们的经历，回答部分社会公众对郭川冒险之举的疑问。
人力环球旅行：人生目标不是越轻松越好
刚满30岁的徐江军正在为2017年3月穿越贝加尔湖（Lake Baikal）做准备。
他已经去过两次贝加尔湖考察。贝加尔湖如悬在东西伯利亚南缘的一弯新月，那里从10月就开始下雪，经过之后数月的风雪和冰冻，湖面结成冰层，到翌年3月，温度一直徘徊在-10℃到-40℃之间，徐江军计划在那时从南至北穿越约700公里长的湖面。
这是他“四万公里环球人力旅行”计划的一个部分。这个计划从2014年开始；四万公里是指赤道的周长；人力旅行是指不借助摩托、火车、飞机等机器动力型的交通工具，以仅依靠人力的方式，例如划船、骑车、徒步等，来完成旅行。
这种旅行方式的好处是“能够真正走进陆地上的每一个角落，那些没有路的地方，”徐江军对端传媒说，“通过自己的力量到达那些地方，完成挑战之后的喜悦是任何事无法比拟的。”
贝加尔湖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它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深的淡水湖，白雪皑皑的群山背后，是西伯利亚的狂风暴雪；晶莹剔透的蓝冰之下，是深不可测的冰冷严寒。贝加尔湖上，有被称为全世界最艰难的体育赛事之一的冰上马拉松，全长不过42公里，而徐江军要在湖上完成700公里的穿越，且中间没有任何休息站，所有的装备和食物都要放在雪橇里，由他自己拖着行进。
过去，世界上穿越贝加尔湖的勇士屈指可数，这些人全部有高海拔登山或者极地探险的经验。最大的危险来自湖上的冰缝，一旦坠落，下面是目前测得最深处为1637米的湖水。徐江军需要学习如何判断地形，识别“因湖底受力不均而随时移动的冰缝”，如何对抗掉进冰缝之后的严寒，保持体温，以及如何在最短时间内逃脱出来。
这让徐江军既恐惧又兴奋。他曾在冰屋里睡觉，那是白俄罗斯的明斯克海边，“晚上就像是一个战场，冰缝在耳边发出裂开的声音，就像是一场大地震”。
露营、做饭、通讯、摄影的装备，加上一个月的食物，徐江军至少要携带70公斤的行李。思量许久，他决定采用徒步和越野轮滑两种方式来进行穿越，行李就拴在雪橇上。他的预判是，如果天气适宜，他每日可以行进40至50公里；如果风雪太大，或者遭遇积雪和碎冰，那么每日完成10公里左右就好。
今年11月末，徐江军出发去韩国首尔进行越野轮滑训练，为贝加尔湖的穿越做准备。首尔的气温是-3℃到3℃，训练时会汗湿内衣，停下来休息时又觉得特别冷，他只得暂时站在轮滑鞋上“缓一下酸爽无比的脚踝”。这种又累又冷的训练体验让他非常无奈，但他的成绩，已经从1.5公里/小时，到12分钟内滑完两公里、零次摔跤（相当于10公里/小时）。
徐江军曾经和大多数中国“80后”一样，认为“考上好大学是我最的出路”，2009年大学毕业后，他找了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但始终无法适应。“每天上班的时候，晚上八九点就想要睡觉，”而在外面旅行的时候，“走在自然之中，脑海中的点子很多，舒服很多。”
“人生目标不是越轻松越好，我想在年轻的时候做一些特别困难的事情，”徐江军对端传媒记者说，“有时候我会把自己想像成某个伟大故事的主人公，去想像那个主人公怎么解决问题。这或许是一种英雄情结，但我想对得起自己的天赋和抱负。”
家人是在很久之后才理解并支持他对极限运动的爱好和践行。
徐江军从小就是个爱闯祸的孩子，最初父母也拿他没办法。大学时候，他迷上了极限飞盘运动（Ultimate），这种小型的户外团队运动，特别考验运动员跑跳和反应能力。他跟着学校里的外籍教师学习、打比赛，并在家乡湖北组建了本土的极限飞盘队伍。再后来，他想要到世界各地去打飞盘比赛，这也是他开始环球旅行最初的动力之一。而因为“怕给父母惹笑话”，每次回到湖北老家，徐江军都“特意等到晚上才进家门”，这样邻居们“就看不到自己因长期在户外运动被晒的黝黑的肤色”。不过现在，他出门的次数多了，每一次安然无恙地回来，父母“慢慢理解了”，“不再怎么过问”，只嘱咐他“把安全做好”。
目前徐江军已经完成了“四万公里人力环球旅行”的三分之一：2014年夏天骑行欧洲十四国，5000多公里；2015年夏末至2016年初，骑单车横跨美国大陆，6000多公里；2016年夏天在高加索徒步，1100多公里；还有先后在中国境内完成了2000多公里旅程。
在这些旅行中，他迷过路、坏过车、摔过跤、挨过冻、经历过沙漠的热浪、受过惊吓、被汽车司机骂过、被陌生人驱赶过……他记得骑车穿越美国大陆时，即便是美国官方推荐的Bike Route 1骑行路线，大部分道路也没有路肩，他只得与汽车并行。那些汽车以八九十公里的时速从身边经过，有时雨水和雾气让眼前的世界变得十分朦胧，“如果有那么一个司机，也许年纪太大，也许喝了酒、磕了药……要是被美国那种加重加大号皮卡撞到，非死也重伤了。”
在美国的旅行从2015年8月开始，一直到2016年1月结束，从西海岸的西雅图出发，到达东海岸的华盛顿特区，一共125天，只有他一个人和一辆单车。全程住宿没有花钱，他总是寻找路边的教堂、友善的美国人家后院、露天的郊野公园或者嬉皮士的房车之间。这有一点模仿英国的探险家Alastair Humphreys，划船穿越大西洋，走路穿越印度，靠拉小提琴为生穿越西班牙。在路上，有很多美国人问徐江军是干嘛的，他想出了一个很酷的答案——“我是一个旅行者，我的工资就是那些奇特的经历、美丽的日出日落和儿时的梦想得到满足。”
骑行到在弗吉尼亚州的城市亚历山大（Alexandria）时，不远处就是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乔治·华盛顿纪念碑高耸入云，十分显眼，那一刻，徐江军终于确信了一件事，“抵达这件事，不只是抵达了我心中一个美好的地方，而是我认识到相信自己的力量。”
高海拔登山：危险与孤独的旅程
27岁的高海拔登山运动员宋红每一次从山上回到人间，都感觉到自己“做事情比别人慢一些”。
“人好多啊……”习惯了杳无人迹的寂静空间和缺氧带来的动作迟缓，再回到平时居住的湖北武汉，宋红都要望着车流、人流呆住一会，让自己重新适应这座热热闹闹的江城。
在山上的日子，长则一百多天，短则半个月。孤独的时候，宋红就看星星，“星星就挂在头顶上，好像伸手可以摘到”。星空下，队友们一起打牌聊天，“谁家长、谁家短，彼此都知道”。直到看星星和聊天都腻了，他就拿着几页登山对讲机的说明书，在帐篷里打着手电反反复复地读，一晚上读十几遍。
高海拔登山是一项危险而孤独的运动。海拔几千米高山的暴风雪，会让宋红整个人被冰碴和雪片席卷，彻底迷失方向，只得趴在地上，用手套一点一点地扒开雪，大海捞针似的寻找冰爪留下的痕迹，再推敲出正确的线路。
未登峰——那些没人登顶过的山峰，则是更加严峻的考验，因为没有人能告诉他经验和线路。例如西藏东部岗日嘎布山的最高峰若尼峰，从海拔5000米开始就会遇到冰川，以及随之而来的裂缝，直到山顶。宋红曾失足掉进裂缝，半个人往下陷落，他下意识地脚往后蹬、手往前扒，努力保持着一种奇怪的身体平衡，大脑一片空白。直到队友合力用绳索将他拽出冰缝，再回头看，那条裂缝是一个“反漏斗形状”，上窄下宽，冰缝下还有暗河，真的陷进去便会丧命。
危险告诉宋红，登山需要自律和谨慎，而那种劫后余生的体验逼迫他更加用心对待这项运动。“刚开始登山是对身体的挑战，后面登的就是一个人的心态，练的是心，”宋红对端传媒记者说，“登山不适合急性子的人，因为必须一步步地走；遇到坏天气和困难，该等的时候一定要等。”
下山往往比上山更加辛苦。上山的途中，“全身心在关注顶峰”，“登顶之后，发现自己还要走下去，心理上会有懈怠”。很多事故发生在下山的过程当中，有的是因为体力不支，“上山时摔跤，是坐在原地；下山时摔一跤就是往下滚”，还有的是因为心态，毕竟“想到之前走过的险路会害怕”，“不想再走一遍”。
原先是一名长跑能手的宋红，2008年开始登山。那年5月，北京奥运火炬登上珠穆朗玛峰，宋红在读的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区）组建了登山队，宋红报名加入，先后在云南香格里拉和西藏拉萨接受训练，然后出发攀登世界第六高峰、海拔8021米的卓奥友峰（珠穆朗玛峰西北29公里处，中国与尼泊尔的界山）。
那是他第一次真正攀登高海拔山峰。发源于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卓奥友峰，有长达20多公里的冰川，蜿蜿蜒蜒，冰川因为季节性的消融而凝结成一个个冰湖，仿若点缀在山峦之间的湛蓝色宝石，精美绝伦。在5700米的卓奥友峰营地，宋红和他的队友居住和修整了二十多天，贪婪地享受夜晚降临的流星雨和远离人世间的静谧。
但那也让他感受到高海拔的寒冷，在风打过来的时候感觉吃不消，带着双层手套仍感觉到骨头生生地疼，两只手不由自主地敲打，疼到无法忍受时，他就摘掉手套把指头放在嘴里，试图让口腔的温度去温暖手指。这次登山给宋红留下了别样的身体印记，下山后半个月，他的十根手指依然发麻。而数十天在山上靠速食面、方便米饭、饼干为食，则让原本70公斤的他在下山时只剩下50多公斤。
后来宋红陆续攀登了珠穆朗玛峰、麦金利山（Mount McKinley，北美洲最高峰，位于美国阿拉斯加）、阿空加瓜山（Aconcagua，南美最高峰，位于阿根廷）、乞力马扎罗山（Kilimanjaro，非洲最高峰，位於坦桑尼亚）、厄尔布鲁士峰（Elbrus，欧洲最高峰，位于俄罗斯）和中国境内的雀儿山、玉珠峰、哈巴雪山等，他一次次面对寒冷、高原反应、冰川裂缝、暴风雪、雪崩，乐此不疲。
一位名叫陈业伟的民间登山家曾在《因为山在那里》书中写道，在经历了喜马拉雅山脉的狰狞野性和高原天气的喜怒无常之后，“满脑子都是自问为什么要放弃舒适的城市生活来这里受罪，终日与艰苦及危险作伴？……然而人真是奇怪的动物……我知道这必定是一次巨大的考验，但是我坚信自己一定会在经历无数磨难后，站在这些雪山前，与它们欣然相对。”
对于这个问题，宋红没有给出端传媒记者任何诗意的解答，他只是简单地说，“登山能磨炼人的性格、意志和品质”，同时让人类去认识真实的自然、真实的世界——即便是人类有能力在高海拔地区行走、开辟道路、甚至登顶，大自然却依然我行我素地发挥它的神力，时而带来狂风暴雪，时而呈现澄净的天空，时而以霞光抚慰前行者的心灵。
后记
无论是人力环球旅行者徐江军，还是高海拔登山运动员宋红，都决心将他们的爱好变成真正的事业。
徐江军刚刚结束在韩国首尔的训练，正在学习地理和气象知识，全力准备明年的贝加尔湖穿越之旅。宋红加入了中国国家登山队，每年至少攀登两次高海拔山峰，他同时经营了一间登山俱乐部，为登山爱好者提供绳索技能、地理、医学等专业技术支持，他近期目标是再一次攀登珠穆朗玛峰。
失踪的中国航海者郭川在他40岁的时候决定航海，在海上遭遇过无数危险，例如海盗、鲨鱼、暴风雨，也曾独自面对漫长、无聊的旅程。这不仅是个人的冒险之举，更蕴含着他和团队对于物理、天文气象、海洋、航海等领域的技术钻研，以及对个人潜力的极大挖掘。在过去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曾表示“只是希望把爱好变成一个真正让别人信服的东西……要达到一种专业高度，对得起别人对你的尊重。”
公众不解他为何要选择这条另类的极限人生之路，郭川曾坦率地回答：“简单来说，你见过世面了，这些东西，你不亲身经历，永远得不到。”
（实习生张楠茜对本文亦有贡献）
Because it is the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