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心中都有一间杂货店:听老板讲一段,糖与咸菜的杂货史

消费习惯随时代改变,他虽感叹不知店还能开多久,但小本生意老实做,还照着爸爸时的“卖一打赚两罐”的原则赚钱。
风物

【作者前言】人人心中都有一间杂货店,也许是帮妈妈买酱油找零换到的金柑糖、也许是抽抽乐抽到的那尊布袋戏偶、又或者是台风夜里买到的那盒火柴,即使我们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但当记忆浮现,总是轻轻牵动起嘴角。这些老杂货店正一间间消逝中。于是,我们展开全台杂货店寻旅,走进乡镇和小村、山丘部落与平原,进行消失的杂货考,在店主的百样人生中,重现一幅关于旧时代、人情物产与风土的地图。

台中大里老街上的杨胜昌商店。
台中大里老街上的杨胜昌商店。

清末“一府二鹿三艋岬”名声响亮,其实后头还接着“四竹堑、五诸罗、六大里杙”,旧名“大里杙”的大里是当年台中最富庶地区,“杙”指绑船的木桩,每天竹筏满载货物从鹿港入乌溪(俗称大肚溪),再沿着宽1公里的大里溪驶进大里。

大里因水运而发展起来,在码头和福兴宫之间形成一条商家云集的街市,还有诗句“庆源堂内繁华日/大里杙头不见天/天地会中豪杰聚/福兴庙庆庆丰年”形容当年盛况。

后来陆路发达,大里地位逐渐没落,不过创立于1880年代、座落大里老街上的杨胜昌商店,至今客人依然络绎不绝。大家用闽南语叫“杨仔”的杨老板,虽然67岁了,体魄仍旧很好,一袋30多公斤的米甩上肩,三岁小孙子蹬上摩托车,祖孙俩像郊游一样出发了。

大家用闽南语叫“杨仔”的杨老板。
大家用闽南语叫“杨仔”的杨老板。

杨老板不仅能扛米,讲起古来更滔滔不绝,他细数家族自清末时落脚大里,阿祖在这条商街租下店面,接着市场的人潮做生意。直到今天,庙前的早市依然热闹滚滚,街坊阿伯阿婶一路从菜市场逛到店里,买蛋买盐或提一罐米酒,流连亭仔脚跟杨太太话个家常,才喊声“好啊来走”离去。

日本时代阿公接手后,用自己名字取作“杨长发商店”,附近五个庄内仅他们一家店,生意兴隆,请的伙计多达十几人,店里还进口昂贵的日本龟甲万酱油、森永牛奶糖,与日本清酒、红酒等。战末实施粮食配给,那时糖珍贵如黄金,有人要用一甲地跟阿公换一包糖,杨仔笑叹:“若是换了,这嘛就发财啊。”阿公在地方上有名望,加入商会,修庙丶捐钱都很踊跃,却因忙得没日没夜,39岁就胃出血过世。

爸爸当家时,则经历了1950、60年代大里的咸菜鼎盛期;腌渍的粗盐用量大,当时盐和烟酒一样由政府专卖,像他家一样有“食盐”牌的店家生意大好。来自台南盐场的粗盐,一卡车一卡车用麻布袋装运进台中的专卖总经销处,店家去领盐得开盐单,他记得家里租的仓库光是盐便可存放3000公斤,可见销量惊人。

他生动描绘少年时见过家家户户做咸菜的盛况,农家在年尾稻子收割完后种芥菜,过年前收成,晒个一天后放进巨大的杉木桶里腌渍,一层菜一层盐,整个人进去用脚踩,再用大石头压盖,三个月后开封。后来农村工业化,这景象只留在隔壁“咸菜巷”的彩绘里,台湾也不再产盐,现在他店里卖的都是澳洲进口粗盐了。

杨老板还说,以前收成的季节,农家一天要煮五顿饭,再用竹篮挑到田里,叫做“割稻仔饭”,一层饭一层菜一层汤,点心是面或米苔目,晚餐一定有鱼有肉。那时杂货店生意好,不像后来机械化,“买一罐饮料、两包烟就去田里了。”

店内掌柜塞大钞的洞。
店内掌柜塞大钞的洞。

在这栋百年老屋出生的杨仔,不论从哪个话头起,都能说出一段关于杂货典故、历史与当地风土的故事,俨然活百科,而翻开属于他自己的记忆,最难忘的莫过于早年常跟着爸爸到台中第一市场补货,父子各骑一台“双管脚踏车”(因车体有两根横杆而得名)出发,办好货,有时自己载、有时请人用俗称“犁仔卡”的三轮拖车载回来。

每次黄昏出门,回到家已近午夜,他笑说有次他居然骑到睡着,眼睛眯起来了脚还继续踩……狼狈的还有用箱子套上布袋载回来的鸡蛋,常在石头路上震破一堆,真非今日批发商卡车直送店门口可以比拟。

但爸爸晚年时,因为大批欠款没收回来,加上身体不好,钱都进了医院,同时新式超商兴起,生意大受冲击。在低潮时,家里算命把店名改为“杨胜昌”,有“日日见财”之意,这块招牌的红漆现已微微褪色,但当年真替家里转了运──在爸爸过世前后的1980年代,大里附近农地盖起一间间制鞋、五金零件等小工厂,女工们下班后来店里采买日用杂货,又带起一波生意的高峰。

那时他一边在药厂上班,每早赶9点上班打卡前得先送几趟货,“我进公司以前,店里差不多就赚一千啊!”

店里旧桧木柜上,还挂着昭和年间颁发的“酒类卖上增进”褒状。
农业时代杂货店买东西都用记帐,店里曾经大笔欠款没收回,后来便挂牌子推广「现金主义」。

杨仔退伍后出外闯天下,在彰化、大甲、嘉义、和美各地药厂跟着老药师当学徒,出师后以独门配方调出几支畅销的药酒。那段期间,杂货店全靠太太撑持,街坊邻居最认得的,也是杨太太那眼尾弯弯的笑容,但回首往事,杨太太停下手中正在喂孙的汤匙,轻轻皱眉说一个人顾店又带6个孩子,“实在顾不来。”

杨仔把话接下去说,那时大女儿青春期管不动,有天半夜太太急电他,说再不回来孩子就变坏了,他赶紧包袱款款连夜坐野鸡车回家,隔天才跟老板道歉。他回台中进了另一间药厂,薪水砍半,但如今他脸上堆满慈祥的皱纹:“钱赚卡少无要紧,家庭爱顾啊。”(编按:意指钱赚少一点没关系,照顾家庭更要紧。)

两年前退休后,他和老伴专心顾店、顾孙。坐在门口藤椅上,吹着老街穿过亭仔脚的风,他像是一员大将告老还乡,从商场回到最熟悉的邻里小买卖。他小女儿也在店里帮忙,埋首桌前为成叠信件盖上邮戳。杨仔说这是“多角经营”,店里从父亲的年代就兼邮政代办,那时他太太每天都得捧着信走到最近的站等邮车来收,只为方便附近工厂的会计和工人,能安心在下班后到杂货店寄包现金或信件。

坐在门口藤椅上,吹着老街穿过亭仔脚的风,杨仔从商场回到最熟悉的邻里小买卖。
坐在门口藤椅上,吹着老街穿过亭仔脚的风,杨仔从商场回到最熟悉的邻里小买卖。

杨胜昌商店曾经发达富贵,却始终有着与邻里相依、亲切的日常气味,老店的外墙仍砌着古早红砖,二楼保留木格子窗;店面到底一扇门推进去,是堆满了孙儿玩具的客厅、房间和厨房;店里旧桧木柜上,还挂着昭和年间颁发的“酒类卖上增进”褒状,几代人的生活都能在里面找到痕迹。

杨仔指着左邻右舍说,如果不是九二一震倒不少药房、米店等老厝,老街的样子会更完整,从清代的福州砖、日本时代的木材榫接,战后到现代的水泥楼房,百年的建筑风貌都在其中。

消费随时代改变了,但他们小本生意老实做,还照着爸爸时的“一打赚两罐”,例如一箱罐头进货价500元,店内便一罐卖50元,卖完一箱12罐赚2罐的钱。他虽感叹不知店还能开多久,但每逢过年,他和太太还是不眠不休地做发粿来卖,儿女们看他们这么累,“惊到毋敢接”。(编按:意指吓到不敢接手经营)

然而,仿佛是天性一样,不用双手做些东西,没吃老店做的粿过年,心里就是有些不对劲,杨仔没想改变的,或许就是如古早割稻饭般的丰满与充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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