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罗冠聪：从雨伞走出的最年轻立法会议员

罗冠聪赢了。五万张选票，把这个23岁的岭南大学在读学生送入议会，令他成为本届选战中最大黑马之一，也成了香港立法会历史上最年轻的议员。

选前一周，在深夜的湾仔街头，他的伙伴黄之锋一边哑着嗓子派单张，一边满面倦容地对记者说：民调数字不乐观，“只期望努力坚持到最后一刻，像『反国教』一样打一场『逆转胜』”。

谁也没料到，这两个年轻人和他们带领的新政党“香港众志”，在经历了半年来诸多非议和质疑之后，在最后一周赢来从入局艰难到最后港岛区第二高票的“逆转胜”。伴随这场胜利，“雨伞运动”、“反国教”，这些并不久远，却在急切变幻的政治话语中仿佛已被刻意抛弃或回避的词，连带着它们所召唤起的共同记忆，又重新浮现了，并在新的时空，用选票重新确认了它们沉默却坚固的存在。

罗冠聪，雨伞运动时与政府谈判的五名学联代表之一，前学联秘书长。黄之锋，前学民思潮召集人。在两年前那场持续79天、席卷了近百万人的占领运动中，他们与他们的伙伴被合称为“双学”。

2015年初，在运动“失败”的追责阴影中，先后四所大学学生会退出学联，成立半世纪、反共30年的香港学联形同解体；2016年3月，因成员身分和政治气候变化，成立近五年的香港第一个中学生政治团体“学民思潮”宣布解散。此后，分别从两个学运组织走出的罗冠聪和黄之锋，合作成立新政党“香港众志”，由年龄达标的罗冠聪，正式参选2016年9月的香港立法会选举。

也是因为这场选举，罗冠聪从失意的街头，走到政治的一线舞台。

运动“散场”的阴影

说街头失意，是因为尽管出身学运，罗冠聪却几乎没有在运动中“享受”过什么光环。在雨伞运动应者云集的时刻，他站在三个学生领袖身边，并非人们关注的焦点。而待他走到一线，接下学联秘书长的棒，却正值运动清场，社会陷入巨大挫败感的时刻。“学联”的金字招牌从道德高地跌落，在四所大学纷纷退联后，也从实际上的运动核心被迅速边缘化。

这时他面前，是一个四分五裂的“散场”局面。在这样的局面中，抗争不仅要面对来自权力的压制，更要面对身后的冷嘲热讽。

2016年5月，人大委员长张德江访港，他与“香港众志”的伙伴试图闯入保安区，拦截张德江车队以表示威，起跑不到10秒，就被警察扑倒在地。人们后来在媒体视频中看见的罗冠聪，被几个警察按倒，脸贴在水泥地上，眼镜歪了。

应者寥寥。他的对立阵营继续称他们为“搞事分子”，同为抗争阵营的其他人，则许多人说他们做秀，还有人嘲讽他们明明要“前途自决”却又诉诸中国领导人解决问题。

搞抗命和抗争，最重要的是确保自己不要被世界改变。一旦你的那股气可以出来，你的定力、坚持可以出来，身边的人是会因为你的坚持而受感染。

罗冠聪对此坦承，在当下，抗争的意义主要不是以“作用”来衡量，而是“保持一股气”。

“搞抗命和抗争，最重要的是确保自己不要被世界改变。一旦你的那股气可以出来，你的定力、坚持可以出来，身边的人是会因为你的坚持而受感染。张德江的事情困难重重，我们计划很久，还要躲上山，最后实质没有人知道有用还是没用。但最主要的就是show给全香港人看，有一群人还是跟着信念而行。”他语气平缓而坚定：“香港人就是很现实，不认为你可以在不可能当中创造可能，但社会运动就是要突破这个，展现这件事情可能有转变的，你需要默默去做，透过实践去换取希望。”

过往四年多，罗冠聪一次又一次投身不知道是否“有用”的实践中。回头看，他自认与其说是投身，不如说是被卷入时代的浪潮；而比起成功，失败更是一种常态。

在2014年夏秋之间，挫败的场景屡屡出现：他参与了7月2日深夜的占中预演，以及后来触发雨伞运动的重夺公民广场行动，两次都被制服逮捕。

2016年7月，立法会选举简介会，他跳上台指责选举主任政治筛查候选人，被现场保安拦截，整个人跌倒台下。

……

有人支持，有人打压，也有人嘲笑。在士气低落的时刻，罗冠聪反覆问自己——

“学联还需要我的存在吗？运动还需要我吗？我的价值在哪里？”

“当时我们都没有做好准备。但我们仍然是有责任的。”

为什么坚持留在一线，没有离开，或者暂时离开？

回答这问题时，罗冠聪沉默了很长时间。他不是一个如黄之锋一般言辞锋利的对谈者。很长一段时间，他无法令公众留下足够清晰的印象。

“可能是因为愧疚。”

几十秒钟过去，他这样说，仍然是温和的神色，只是语速更慢了。

“雨伞曾经给香港公民社会带来一个很大的期望，最后却这样结束。”罗冠聪坦承，自己作为学联成员，实际上在引导运动进程的学生领袖之一，他和同伴们一样，在这场运动里留下非常多的遗憾和懊恼。而雨伞之后，香港承受的政治压力倍增，抗争阵营却不断分裂、彼此攻击，主流社会则陷入疲倦，这令人窒息的局面常常把他带回雨伞现场，令他自我怀疑：我们是不是在运动中做错了什么？是不是错过了什么机会？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令运动有更好的结果，而不必这样创伤？

雨伞运动过后，他和当时的学联核心组织者，共十几人，曾坚持定期聚会，一点一点讨论反思，试图复盘整个运动，并整理记录。但在汹涌的时代浪潮里，年轻人们停不下脚步，有人忙于筹备政党，有人忙于支援抗争，有人忙于进修学业，这个“反思营”越来越松散，罗冠聪形容，进入了“progress forever（永远进行中）”的状态，进展困难。

在维持了一年多的讨论中，罗冠聪说自己和同伴反思最多的，是不该把运动拖到神形具散，消耗掉参与者的能量和希望，而是应该在能量最高的时候就将运动升级，“如果11月30日的升级行动，是发生在10月2日，会怎么样呢？”

“如果我们想运动真的为政制带来改变，那就要逼它进入crisis level（危机状态），而不是一直在对方可以控制的范围，让对方消耗、损耗你。”罗冠聪说。

好像是一种愧疚，又好像是，必须做一点什么来偿还，必须做一点什么，来延续。

但他承认，回到现场，这又几乎是必然的：“回到当时，其实大家还没准备好迎接这个运动。一开始我们只是搞学生罢课，一两万人的规模，和平静坐，但后来整个社会都起来，而学联、公民社会的准备，都不足以去应付这么大型的运动。大家一开始，也都没有想清楚这个运动该怎么走，尝试过很多方法：对话、谈判、去冲……”“升级没有早一点做，一来是当时弥漫着六四阴霾，大家都担心，如果更加激进，就会镇压和屠城，当时很多达官贵人都充当中间人，一直传话说要镇压。我们没有心理准备，我们号召大家，会不会因此而死呢？”

“当时我们都没有做好准备。但我们仍然是有责任的。”罗冠聪说，雨伞之后压抑的社会氛围，仇恨与愤怒的蔓延，令他觉得曾经深深参与、并站在关键地位的自己，没有离开的权利，“好像是一种愧疚，又好像是，必须做一点什么来偿还，必须做一点什么，来延续。”

由此，这场运动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我的生活和政治彻底融为一体，包括雨伞结束后继续做学联秘书长，然后搞众志，然后和这个圈子的人很close（紧密），以往维系的关系，包括踢球、剑击、中学同学等等，都断了，朋友完全换了一圈。”

他说，雨伞不能就这样结束，他希望雨伞中的精神，可以在政治场域中延续，而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正是这样一个机会。当时“双学”的伙伴， 有人学业未完成，有人志不在政治，有人年龄不够，有人未做好准备，“不同的人都明白，要从雨伞运动中拿点东西，去在不同领域改变社会。而在政治场域，这届立法会这么重要，而我可能是一个比较适合去选的人，所以我出来了。”

他喜欢罢课时人们常说的，“择善固执”这个词。“我不怕冲突，不怕付出，肉体上心灵上都不担心，我从一开始参与学运，就是为了改变一些东西。政治对我来说是志业，希望能带来改变。想做的事情，就算磨烂席都要做好。”

“如果你意识到要带来真正转变，要有殊死一搏的决心，你的心理障碍就不会太大”

少年时期，罗冠聪几乎是和政治绝缘的。

他生于典型的香港基层家庭，深圳出生，六岁时和母亲移民香港，父母都是“手停口停”的打工者，住公屋，对政治沉默应对。与许多90后男孩一样，他爱踢球，打网游，看漫画，不时参加香港政府资助的价格低廉的内地旅游团。

直到中五，加入学校辩论队，为了打辩论而多看新闻，突然打开全新的世界。印象最深的新闻是关于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的。当时罗冠聪17岁，从新闻中第一次知道刘晓波所写的零八宪章和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心生佩服，但第二天，中学校长就在全校早会中公开谴责说，“刘晓波是外国势力，在中国搞破坏。”

“想法上的落差是很大的。”罗冠聪还记得那天早上自己被刺激了。后来，他才知道自己的中学是“红底学校”。到了现在，他对这些政见分野更为习惯，早前竞选期间“洗酒楼”，亲建制的“蓝丝”就用相似的话大骂他，他已经学会平静面对。

不过当时，震惊之余，罗冠聪只能和辩论中认识的朋友交流，有朋友建议他读读中国学者刘瑜所写的《民主的细节》，他一下子被吸引了，震撼于“民主的力量”。

会考成绩平平，他先进入岭南大学社区学院读副学士，一年后再考入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很快加入学生会，参与反新界东北发展计划等运动。其后学生会主席一位空缺，2014年年初，他成为署理会长，自动当选学联常委。

“这是一种很单纯的冲动。当你在中学的时候，知道社会有点问题，大学的时候就很想做点事。”罗冠聪回忆说。当时，在学业和学运之外，他还特别喜欢电子竞技，最爱打网络游戏《英雄联盟》，曾担任电子竞技比赛的现场评述员，像“讲波佬”一样评述网游的比赛局势，被朋友们戏称为“电竞聪”。

他没有料到，自己会迅速成为社会运动的组织者。2014年7月2月，“双学”号召市民在七一游行后留守遮打道，预演占中。罗冠聪当时21岁，第一次以组织者身分参与公民抗命。“当时我都很惊，是初哥，很焦虑，不知道有没有人来参加，也没有人可以请教，也担心对社会的影响。”他还记得，前一晚，有泛民政党叫了“双学”组织者去谈，劝他们中止行动，等待占中，但“双学”坚持要先把“公民抗命”这抽象理念实践出来，以后才有更多市民投身参与。

这场运动的影响力出人意料。7月2日凌晨12点多，数百市民坐满遮打道，最终警方清场时，511名示威者被逮捕。这胜利一役给了罗冠聪莫大的鼓舞：“这给我很大的印证，原来你的想法是可以实践的，可以让更多人加入你的行列。”

但对于家人，罗冠聪一开始不敢告诉他们自己的选择。当时父母已离婚，他跟母亲生活，他还有个两个哥哥，一个做消防员，一个在民阵工作。他形容家里关系平淡，家人很少密切交流，但对于社运或参政，出身内地的母亲决然反对。

“你不知道共产党有多么恐怖，你不要搞了。”母亲总是这么说。不过一步步目睹儿子投身雨伞运动，母亲也有点动摇了。学联五子会谈香港政府的前一晚，罗冠聪回家吃饭，饭桌上母亲突然主动说：“你不要害怕，我很支持你，就算被人拉都无所谓了。”

罗冠聪很动容：“我透过我的实践告诉她，也不是这么可怕的，人应该为了更高的理想去付出。慢慢的，她围着禁区的带就会拆下来。”

不过，雨伞过后，罗冠聪的信念一度受到动摇。我们还能否动员如此多的人加入我们的行列？动员之后，我们是否可以承担一切责任和后果？罗冠聪反覆问自己。

“这至少是一种心理上的准备，需要时间酝酿。如果你意识到要带来真正转变，要有殊死一搏的决心，你的心理障碍就不会太大，”两年之后，2016年8月14日的夜晚，他坐在自己的竞选车中，缓缓说道：“现在，我更加准备好了。”

当时，他正处于立法会竞选拉票最忙碌的日子，疲倦又亢奋。22天之后，这个只有23岁的年轻人带着五万张选票的支持，宣布当选香港新一届立法会议员，准备正式开始，实践他“将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