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网络和社交媒体已成了世界各地群众通讯联系、组织活动，以及动员的重要媒介。几场大型的社会运动，包括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2011年的美国占领华尔街，以及2014年的台湾太阳花学运，网络均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社交媒体更成为候选人的重要战场之一。
而在香港，网络亦已深入港人生活。根据2015年出版的《香港统计月刊》显示，全港使用互联网的人数，由2000年的186万人，上升至2014年的505万人，增幅达172%，近八成10岁及以上的港人有使用互联网服务。互联网的普及，令愈来愈多港人喜欢通过不同网络平台发表言论，话题涵盖各种类型范畴。而当中网上论政更蔚然成风：有人发泄对政府不满，有人支持政府施政；有人支持泛民，有人支持本土理念，各抒己见，甚至形成壁垒分明、派系林立的情况。
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副教授傅景华，近年专注研究中港两地的社交网络生态，研究项目包括将微博被删帖子“起死回生”的weiboSCOPE项目。2016年6月28日，傅景华到访端传媒，跟编辑部和端传媒读者分享他的社交网络研究项目，以及背后观察到的现象。
政府：舆论研究靠肉眼观察？这是大问题！
2011年，傅景华团队受香港特区政府的“中央政策组”委托，研究香港网络上的舆论，借此了解和分析网络民意。他表示，当年网络上的分享平台仍是以博客（Blogger）、讨论区为主，而当时政府观察民意的方法是：派两名同事在每天早上，花3至4个小时靠肉眼阅读网上帖文，然后撰写报告。
“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晚上才是最好观察网络的时间。早上观察不但可能遗漏昨晚的帖文，即时性也不够，而且人眼的观察还是会有选择性的。”傅景华说。
为了能更有效率和较全面地呈现整个网络民意，傅景华设计了一个全自动的电脑系统，负责收集帖文、关键字、热门讨论内容等，以及每天的更新资料，如转发内容、新的活动和Facebook专页的资料等。
这个电脑系统每天不间断运作，将网民舆论统统收集在庞大的数据库中，然后每天早上七点钟，准时把过去24小时的数据传给香港政府。
要充分和全面了解市民的声音和诉求，傅景华认为政府再不能继续“离地”，轻视网络民意，应透过分析网络大数据辅助政策制订和讨论，同时也需要拟定一个公众参与政策（Public Engagement Policy），改善回复公众诉求的方法。
网络数据弥补传统民意调查不足
要掌握民意倾向，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电话调查、街头问卷。但在傅景华看来，这些传统的民意研究方法并不能全面掌握民意。
“你们平时有收到民调的电话吗？你们接听民调电话时，反应是怎样呢？会立即挂线吗？还是会先听是什么机构打来的呢？”傅景华指出，传统电话民调如果需要收集500个有效的电话调查样本，实际上需要拨出50000通电话，成功率只有1%；有些人听到来自民意调查的电话便会直接挂线，有些人会在接电话的途中挂线。
传统的民意调查能够真正反应民意吗？傅景华说，这愈发令人存疑。他引用了最近英国脱欧的例子，指出脱欧前的民意调查大多显示英国人较倾向留欧，但结果却意外地是脱欧胜出。传统的民意调查，看来已不足以反映全面的民意。
“所以我在想，网上信息会否是反映民意的另一种方法呢？”傅景华认为，收集网络数据的优点是能提供即时的民意走势评估。现时由钟庭耀带领的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调查每月进行一次，较难把握月份之间的民意浮动。而且，由于网上数据相比电话调查有更多情感文字表达，有助于呈现市民意见和分析背后原因。他曾试过以网络收集得来的数据，推测下一次港大民调的民情指数，发现在大多数时间，网络民意都能成功“预测”民情指数的趋向。
不过，网络民意也并非万能。对于以网络估算选举结果，傅景华却表示成功率只是“一半半”。“在香港的选民中，年长人士的比重是高的，但其实在人口上年轻人的比例是高的，所以很难估算。而且选举行为和观感态度是不同的，比如在一般民意调查上，老人家可能会因为看到政府的负面新闻，而影响了对政府的满意度，但在投票上行为就很实际了，会考虑实际利益。这个情况不只限于香港，英国脱欧的民意反差也是一样。”
从Facebook看社会撕裂
2013年，傅景华和团队还开展另一项有趣的研究计划。他预计2014年港人将会对香港政治制度改革（政改）有炽热的讨论，决定于2014年7月开始收集数据。他指出这次研究特别著眼于激烈的社会议题上，用以探讨社会民意撕裂（cyberbalkanization）的情况。他选择首先从Facebook入手收集资料，因为香港的Facebook用户比率位处全球首位，加上没有网络审查，人们能在网络上畅所欲言，很适合用来研究民意。
虽然傅景华仍有继续分析讨论区和网上新闻媒体，但重心开始转移到分析1万个活跃的Facebook专页的数据。“这两年讨论区的形势改变了很多，讨论内容较多是娱乐、色情、游戏等，就连高登讨论区也只有少数是关于社会的讨论。现在大部分公开社会讨论都转移至Facebook了。”
“透过Facebook的分享功能，我主要想看到人们对政府的态度，比如是负面与否。如果我们相信分享的内容能反映出人们自己认同的信息，那么他们把信息分享出去，而他们的朋友又再分享出去，只要数据量够大，我们就能从分享的行为上看到政改的意见分裂情况。”
他认为互相分享的频密程度越高，关系就越密切，并根据这个原则发现了两个最大群体：本土派和主流派。而在不同派别当中，各派会使用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建立起自己的身份认同。美国学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指出语言是建构“想像共同体”的重要工具。
因此，傅景华透过从Facebook帖文“挖掘文字”（Textmining），以电脑运算原则提取最大社群的特征关键字，比较本土派和主流派的言论用字分别：本土派使用较多的字词包括“本土”、“热血”，针对的对象则是“大陆”、“共产党”、“中国”和“左胶”；而主流派的热门用字包括“明报”、“政府”、“梁振英”等。“我们看到本土派言论较多针对‘大陆’、‘中国’，而主流派的对象则主要是‘政府’、‘梁振英’，没有针对中央。这可能与主流派的社会诉求有关，他们认为政改该是特区内的讨论，所以较少讲及共产党。”
网媒影响力关键，离不开“信任”
在人人都可以发言的网络世界，到底谁的影响力更大？
傅景华说，在虚拟网络上，表面上每个人都是一个媒体，每个人都能设立网站，但实际上“给人听到的能力低，只有百分之几的人有大的网络影响力”。
傅景华曾在2014年7月至11月期间，以滚雪球方式收集885个与香港相关的Facebook专页，并计算各专页的网络中介度（Betweenness，即左右网络资料流向的能力），以此量化专页的网络影响力，并制作了一个中介度排名。由于当时正值占领运动，中介度较高的专页都与社运相关，如香港独立媒体、学联、评论人健吾和学民思潮。
而自2014年7月开始，他和团队一直收集Facebook的数据，共收集了23个月，并比较两次观察的结果，发现Facebook专页的影响力排名已有不少更替。不少占领时的主导团体，例如学联、香港独立媒体，其影响力越来越低，取而代之的包括排名登顶的“100 毛”。“比如说100毛转发端的文章的话，就会产生信息爆炸！这是因为它的粉丝多。”
不过，在网络中，影响力变化很快。傅景华坦言，香港社交媒体话语权的转变，能发生于一夜之间。“就像100毛能否长期保持地位呢？我不知道。因为对于一种表现模式，网民很容易感到厌倦，只要有更潮的新媒体出现，就能轻易被取替了。”
然而，话语权的转变虽然很快，但他指出，“信任”则不容易被代替。若要提升网上新闻媒体的自身影响力，傅景华立即说：“建立trust（信任）吧！”“网络上没可能每个人都对你好，但若人们愿意信任你，愿意看你的报导，或者至少会看标题，那么他们也会较愿意在社交平台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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