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網絡和社交媒體已成了世界各地群眾通訊聯繫、組織活動，以及動員的重要媒介。幾場大型的社會運動，包括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2011年的美國佔領華爾街，以及2014年的台灣太陽花學運，網絡均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社交媒體更成為候選人的重要戰場之一。
而在香港，網絡亦已深入港人生活。根據2015年出版的《香港統計月刊》顯示，全港使用互聯網的人數，由2000年的186萬人，上升至2014年的505萬人，增幅達172%，近八成10歲及以上的港人有使用互聯網服務。互聯網的普及，令愈來愈多港人喜歡通過不同網絡平台發表言論，話題涵蓋各種類型範疇。而當中網上論政更蔚然成風：有人發洩對政府不滿，有人支持政府施政；有人支持泛民，有人支持本土理念，各抒己見，甚至形成壁壘分明、派系林立的情況。
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副教授傅景華，近年專注研究中港兩地的社交網絡生態，研究項目包括將微博被刪帖子「起死回生」的weiboSCOPE項目。2016年6月28日，傅景華到訪端傳媒，跟編輯部和端傳媒讀者分享他的社交網絡研究項目，以及背後觀察到的現象。
政府：輿論研究靠肉眼觀察？這是大問題！
2011年，傅景華團隊受香港特區政府的「中央政策組」委託，研究香港網絡上的輿論，藉此了解和分析網絡民意。他表示，當年網絡上的分享平台仍是以博客（Blogger）、討論區為主，而當時政府觀察民意的方法是：派兩名同事在每天早上，花3至4個小時靠肉眼閱讀網上帖文，然後撰寫報告。
「這是一個大問題，因為晚上才是最好觀察網絡的時間。早上觀察不但可能遺漏昨晚的帖文，即時性也不夠，而且人眼的觀察還是會有選擇性的。」傅景華說。
為了能更有效率和較全面地呈現整個網絡民意，傅景華設計了一個全自動的電腦系統，負責收集帖文、關鍵字、熱門討論內容等，以及每天的更新資料，如轉發內容、新的活動和Facebook專頁的資料等。
這個電腦系統每天不間斷運作，將網民輿論統統收集在龐大的數據庫中，然後每天早上七點鐘，準時把過去24小時的數據傳給香港政府。
要充分和全面了解市民的聲音和訴求，傅景華認為政府再不能繼續「離地」，輕視網絡民意，應透過分析網絡大數據輔助政策制訂和討論，同時也需要擬定一個公眾參與政策（Public Engagement Policy），改善回覆公眾訴求的方法。
網絡數據彌補傳統民意調查不足
要掌握民意傾向，許多人首先想到的是電話調查、街頭問卷。但在傅景華看來，這些傳統的民意研究方法並不能全面掌握民意。
「你們平時有收到民調的電話嗎？你們接聽民調電話時，反應是怎樣呢？會立即掛線嗎？還是會先聽是什麼機構打來的呢？」傅景華指出，傳統電話民調如果需要收集500個有效的電話調查樣本，實際上需要撥出50000通電話，成功率只有1%；有些人聽到來自民意調查的電話便會直接掛線，有些人會在接電話的途中掛線。
傳統的民意調查能夠真正反應民意嗎？傅景華說，這愈發令人存疑。他引用了最近英國脫歐的例子，指出脫歐前的民意調查大多顯示英國人較傾向留歐，但結果卻意外地是脫歐勝出。傳統的民意調查，看來已不足以反映全面的民意。
「所以我在想，網上信息會否是反映民意的另一種方法呢？」傅景華認為，收集網絡數據的優點是能提供即時的民意走勢評估。現時由鍾庭耀帶領的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調查每月進行一次，較難把握月份之間的民意浮動。而且，由於網上數據相比電話調查有更多情感文字表達，有助於呈現市民意見和分析背後原因。他曾試過以網絡收集得來的數據，推測下一次港大民調的民情指數，發現在大多數時間，網絡民意都能成功「預測」民情指數的趨向。
不過，網絡民意也並非萬能。對於以網絡估算選舉結果，傅景華卻表示成功率只是「一半半」。「在香港的選民中，年長人士的比重是高的，但其實在人口上年輕人的比例是高的，所以很難估算。而且選舉行為和觀感態度是不同的，比如在一般民意調查上，老人家可能會因為看到政府的負面新聞，而影響了對政府的滿意度，但在投票上行為就很實際了，會考慮實際利益。這個情況不只限於香港，英國脫歐的民意反差也是一樣。」
從Facebook看社會撕裂
2013年，傅景華和團隊還開展另一項有趣的研究計劃。他預計2014年港人將會對香港政治制度改革（政改）有熾熱的討論，決定於2014年7月開始收集數據。他指出這次研究特別著眼於激烈的社會議題上，用以探討社會民意撕裂（cyberbalkanization）的情況。他選擇首先從Facebook入手收集資料，因為香港的Facebook用戶比率位處全球首位，加上沒有網絡審查，人們能在網絡上暢所欲言，很適合用來研究民意。
雖然傅景華仍有繼續分析討論區和網上新聞媒體，但重心開始轉移到分析1萬個活躍的Facebook專頁的數據。「這兩年討論區的形勢改變了很多，討論內容較多是娛樂、色情、遊戲等，就連高登討論區也只有少數是關於社會的討論。現在大部分公開社會討論都轉移至Facebook了。」
「透過Facebook的分享功能，我主要想看到人們對政府的態度，比如是負面與否。如果我們相信分享的內容能反映出人們自己認同的信息，那麼他們把信息分享出去，而他們的朋友又再分享出去，只要數據量夠大，我們就能從分享的行為上看到政改的意見分裂情況。」
他認為互相分享的頻密程度越高，關係就越密切，並根據這個原則發現了兩個最大群體：本土派和主流派。而在不同派別當中，各派會使用不同的語言表達方式，建立起自己的身份認同。美國學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指出語言是建構「想像共同體」的重要工具。
因此，傅景華透過從Facebook帖文「挖掘文字」（Textmining），以電腦運算原則提取最大社群的特徵關鍵字，比較本土派和主流派的言論用字分別：本土派使用較多的字詞包括「本土」、「熱血」，針對的對象則是「大陸」、「共產黨」、「中國」和「左膠」；而主流派的熱門用字包括「明報」、「政府」、「梁振英」等。「我們看到本土派言論較多針對『大陸』、『中國』，而主流派的對象則主要是『政府』、『梁振英』，沒有針對中央。這可能與主流派的社會訴求有關，他們認為政改該是特區內的討論，所以較少講及共產黨。」
網媒影響力關鍵，離不開「信任」
在人人都可以發言的網絡世界，到底誰的影響力更大？
傅景華說，在虛擬網絡上，表面上每個人都是一個媒體，每個人都能設立網站，但實際上「給人聽到的能力低，只有百分之幾的人有大的網絡影響力」。
傅景華曾在2014年7月至11月期間，以滾雪球方式收集885個與香港相關的Facebook專頁，並計算各專頁的網絡中介度（Betweenness，即左右網絡資料流向的能力），以此量化專頁的網絡影響力，並製作了一個中介度排名。由於當時正值佔領運動，中介度較高的專頁都與社運相關，如香港獨立媒體、學聯、評論人健吾和學民思潮。
而自2014年7月開始，他和團隊一直收集Facebook的數據，共收集了23個月，並比較兩次觀察的結果，發現Facebook專頁的影響力排名已有不少更替。不少佔領時的主導團體，例如學聯、香港獨立媒體，其影響力越來越低，取而代之的包括排名登頂的「100 毛」。「比如說100毛轉發端的文章的話，就會產生信息爆炸！這是因為它的粉絲多。」
不過，在網絡中，影響力變化很快。傅景華坦言，香港社交媒體話語權的轉變，能發生於一夜之間。「就像100毛能否長期保持地位呢？我不知道。因為對於一種表現模式，網民很容易感到厭倦，只要有更潮的新媒體出現，就能輕易被取替了。」
然而，話語權的轉變雖然很快，但他指出，「信任」則不容易被代替。若要提升網上新聞媒體的自身影響力，傅景華立即說：「建立trust（信任）吧！」「網絡上沒可能每個人都對你好，但若人們願意信任你，願意看你的報導，或者至少會看標題，那麼他們也會較願意在社交平台上分享。」
讀者評論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