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换届以来，引起国际舆论关注最多的是“打老虎”的反腐运动，少有人关注的，却是同样声势浩大的党建工程。三年来，从行为作风、到政治规矩、意识形态，共产党自上而下加强了管理，管理的对象从中共干部扩散到普通党员，甚至外溢到非党员。
无论是“八项规定”、“反四风”、“批评与自我批评”、“党的群众路线”还是今年新启动的“两学一做”──“学党章党规、学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做合格党员”……眼花缭乱的党建科目，令共产党员的日子，变得多年来难得的忙碌。
在中共建党95周年纪念日之际，最新出现的高频关键词是“初心”。 8800多万党员的初心是否纯洁、意识形态是否过硬，一直是这个“世界最大党”的最大焦虑。
“我为什么入党”新网红
继尴尬烂尾的“手抄党章一百天”之后，网上的热门党建新词是“我为什么入党”。
80后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能源与动力学院党委副书记徐川，常在微博上回答学生们从恋爱到做人的各种提问，有超过10万粉丝。在“手抄党章”被批评为“形式主义”而悻悻退场的同时，4月28日，这个“80后”党委副书记在微博上发了一篇《答学生问（二十）：我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引起了“组织”的高度关注。
一时之间，央视等官媒纷纷报道，徐川本人也被迅速树立为典型。 “深入学习徐川同志先进事迹座谈会”在内地院校铺展开来，还有门诊的党支部组织学习讨论徐川的文章。
徐川在文中写道，他之所以加入中国共产党，不是因为“根正苗红、出身贫农、全家基本都是党员”，而是因为本科就读的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毕可友，出乎意料地没有“关照”与他同班的亲侄女保研。徐川觉得，他愿意跟这样“有股正气、威风凛凛、百毒不侵”的人在一起，“这才是我们都需要的世界”，所以他决定入党。
徐川认为，“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而不是其他政党”的原因“只能是两个字：信仰”，他说这是他通过读党史、读党章找到的答案，否则“不能凭空建立起对党的感情”，而“只要真信、真爱，你就一定会找到好方法”，比如将大学的思想政治课搬到微博微信上，用超级玛丽等元素制作《一分钟‘两学一做’》等微视频。
在那篇表初心的微博下面，如今还能看到网友回复：“你讲完为什么入党，全国上下的党员都被布置了作业，写写自己当年为什么入党”，句末还加上两个大哭的表情符号。
学党章找信仰：“当年是不是真心也不好说”
经历了2007到2012年党员激增1097.4万人之后，中共在十八大后下意识地控制队伍扩张速度，追求“党员质量”。这三年，党员总数较上年净增的人数在持续下降，从2013年较2012年净增155.9万人，减少到2015年较2014年净增96.5万人；每年录得的入党积极分子和全年新发展党员的人数，也在连年减退。 1982年出生的徐川是2254万余35岁以下中共党员之一，2013年到2015年，这个年龄层的党员比例一直维持在25％左右。
究竟如何凝聚这数千万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不论个人利益分化多大，作为党员，入党最关键的就是你的信仰。”他认为，对源头信仰的强调，也是“党章”在这一轮党建工程中被如此凸显的原因：“党章意识，就是宗旨意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一些党员，宗旨意识不强，党风不正，作风不正，贪污腐败这些年比较严重，到了一个必须要向全体党员提出宗旨意识（的时候）。”
逐字逐句读这本17000字左右的小红书，如今成为“两学一做”的首要行动要求：“党章意识”成为党员“政治意识”的具体体现，尊崇党章、按时交足党费、佩戴党徽，成为当下考察党员对党忠诚度的实体指标。党庆前夕，6月28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提出要坚持进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党的建设基础工程”，基本要求就包括“以上率下模范遵守党章”。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鸣则坦言，“为什么学党章？我也不太明白”，至于重温入党誓词：“当年的事儿跟现在怎么说呢？当年是不是真心跟党走，也不好说的，重温那个时候，也不见得能唤醒对党的忠诚。”
对此，资深政情观察人士表示，党员们能不能继续被党吸引和凝聚，主要看两个维度，一个是党员自觉，一个是形成震慑。前者很难，“本身中共经过大幅度扩张，绝大多数党员入党时，也没有什么政治思想，大多数是出于功利加入，现在再怎么做也很难改变当初的动机”，即便控制入党人数，严格入党标准，“现在意识形态上会更可靠一些”，但要做到党员们主动归心，“基本上不看好”；而后者，却基本上达成了目标，“针对意识形态比较涣散的情况，主要通过禁止妄议，包括处理任志强，对党员形成震慑，‘不要有其他想法，有其他想法也不要说出来’，现在这些党员们都学乖了，目的基本上达到了。”
党建三年：学党章之前先学乖
这“大党瘦身、党员学乖”的三年多，也是中共连环推进党建运动的“塑形”三年，按目标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行为作风、政治规矩、意识形态，对象也从“老虎、苍蝇”，拓展向普通党员，甚至外溢到非党员。
中共十八大换届后，党建行动的第一阶段聚焦行为作风。以“八项规定”、“反四风”、“党的群众路线”为关键词，与反腐运动相辅相成，细致而明确地针对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开会、文件、出访、警卫、新闻报导、住房用车待遇等方面，要求尽可能去奢从简。一手是中纪委“老虎苍蝇一起打”，定期报告查处成果，一手是借着“群众路线”、七常委联系地方，掀起一轮要求干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民主生活会。
2014年，反腐运动在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等顶级高官的纷纷落马中达到高潮，党建工作的焦点，也渐渐从行为作风，转向明确权威、立定规矩。这一阶段，上至国家级，下至乡科级的大批干部如镰下茅草，警告震慑力大无疑，但同时也让官场弥漫起了“不做不错”怠惰闪避的氛围。
2015年初至2016年初的第二阶段党建，是三个阶段中“外溢”范围最广的，不仅针对8800万中共党员，还漫浸至公共舆论场，其中的左右之争在三个阶段中最为白热化。
为这一阶段定下基调的关键词是比第一阶段的“党纪”更宽、更难捉摸的“政治规矩”，比较明显的几条红线包括“妄议中央”、“团团伙伙‘党内有党’”、“不如实申报个人事项、对组织不老实”。
2015盛夏，中央党校调整校内装饰，突出“党校姓党”。 2016年第一场政治局常委会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批评春晚严重政治化的帖子一发即删，公开质疑习近平提出“党媒姓党”的党员大亨任志强被永久注销微博号，遭到长达十日的党媒笔伐，被罚留党察看。 《南方都市报》深圳版的编辑，因在头版排版中，出现了“媒体姓党 魂归大海”的视觉巧合“导向事故”而被开除。反对者批评党内民主、言论自由受遏，支持者则认为党管党员党媒，理直气壮。
2015年末，中央政治局要求成员必须“经常主动向党中央看齐”，当时至2016年初，“习核心”、“核心意识”登场，内地过半省份的一把手公开表示以习近平为“核心”，1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公开提出“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然而，在随之到来的“搞个人崇拜”的质疑和批评声中，“习核心”提法在官场上戛然而止，在网络上成为敏感词。
中纪委在2016年伊始强调“交党费”、中组部2016年“1号文”要求开展党员组织关系集中排查，拉开了党建第三阶段的帷幕──深入基层、个人的忠诚和意识形态建设。
官方将“交党费”与“对党忠诚”、“党章意识”、“组织观念”直接挂钩，要求从2008年起计补交差额，同时排查党员关系──对超过半年未与党组织联系的党员要多种方式查找。根据“两学一做”的要求，党内教育更要从“关键少数”向全体党员延伸，非公有制企业、离退休干部、乃至流动性强的党组织和流动党员，都要覆盖到。
如果说，第一阶段的党建要求是“手脚干净”，到了第三阶段，要求则是“头脑干净”。七一建党95周年前夕，代表“人民日报重要评论”的“任仲平”发表《以信仰之光照亮奋斗之路》《以真理之光引领复兴征程》的头版评论文章，重申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唯有对马克思主义真正做到‘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才能‘练就共产党人的钢筋铁骨，铸牢坚守信仰的铜墙铁壁’。”
没有信仰大一统 拿什么凝聚世界最大党？
然而要让8800万人都“走心”“保持先进性、纯洁性”，还要铸成“坚守信仰的铜墙铁壁”，在张鸣看来，这个目标本身“其实想得有点问题” 。
张鸣说：“只要是执政党，成天日久，难免（涣散）…就算我们说是集权主义的党，在搞现代化的过程中，也不可能成为有铁的纪律、铁的核心，信仰基本上已经破灭了…文革前已经有这种情况，不再是个造反的革命党了，另一个是搞市场经济了，要跟世界接轨了，要继续建立一种铁的纪律，忠贞不二的战斗团体，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没有这个，如果还这样设想，就是你的不对，不是别人的不对。”
竹立家教授也承认，党员“信仰不坚定，有复杂的经济社会发展原因，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人的思想观念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一些党员干部，没有按照党章要求来。”
在香港的资深中国政情观察者刘锐绍则认为，党建理想不成，主要在于中共本身不是一个健康的力量，“越来越多官的阶层，是以利益为目标而加入党政工作，以前是靠理念凝聚，现在整个国家方向都以利益为目标，让党的凝聚力没有了。第二是党的高层往往其身不正，下面的人怎会跟你讲理念？第三是没有制度上真正的政治改革，分权互相监督绝对没有，公开的党外监督也没有，如何再通过政治动员、政治教育来凝聚党心民心呢？”
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长期单一执政党，中共的要党建，要增强凝聚力，别无他法？
竹立家坚持，“号召力来源于党章所宣扬的价值和原则，社会变了，党的宗旨不能变了”，“现在最根本就是要把学党章和实际工作相结合，最终落在制度上、政策上…教育、看病、上学的问题解决了，老百姓就相信党了，党员也可以提升认识。”
竹立家认为，要转型的是“党的建设”，不是“党的宗旨”，张鸣则直指，“党要转型，不转要转，转也要转，只要不是倒退，就要转型”，“现代政党的前提就是党员不可能无限忠诚，现在这个党，是可进不可退的。”
张鸣还认为，要落实的并非竹立家所说的“党章的宗旨和原则”，而是“民主、自由、法治，要落实，转型也就实现”，但问题是，现在“基本上不太提党内民主，实际上（党员对党）能认可的程度就成问题，没有党内民主，党的凝聚就是假的”，“大家不说话了，但党内凝聚力会越来越弱” 。
刘锐绍提的办法更加具体，一是“敢不敢对过去的一些历史上犯了的错误作一些承认？比如文革，比如对过去和眼前经济造成的错误，敢不敢反省？其实这是最好凝聚人心的”，二是“有些公开的，谈了很久的制度，比如财产申报制度，敢不敢开始做？”
对于刘锐绍的“认错法”，张鸣并不认同，“承认错误估计一下子就崩了，得先干几个好事儿，让大家觉得你还行，才能承认错误，（不然）还没干事儿（认错）就趴下了。”
对自己提的方法获得实现，刘、张二人同样悲观。张鸣语带无奈地说：“它不想转，现在还没有外部条件迫使它走这条路，选择的道路选错了，想钓鱼，不能爬树啊。”刘锐绍听起来则有点不忿：“它绝对不会做，也做不到，我有很多操作性强的建议，写多一些会有人不高兴，那他们怎么改？”
党章与习讲话并列 党建建的是什么权威？
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前“学习‘三个代表’实践‘三个代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不同，“两学一做”将党章党规与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并列为全体党员成为“合格党员”的必学内容。党的“宪法”和党的最高领导人，在本轮党建中，各占什么位置？党章地位的凸显，是否又为2017年十九大修订党章，奏响前曲？
前述内地政情观察人士指，“两学一做”实际上凸显了习近平系列讲话的地位，一定程度上，将其列到了和党章一样的高度。
竹立家说，习近平的讲话和党章同样重要，有同样的重量，习近平的讲话体现了党章的宗旨和价值，“习总书记当然是领导者的角色了，过去三年多，四个全面发表以后，党的新时期的理论知道思想就比较明确了，包括全面从严治党。”
刘锐绍和张鸣均指，“两学一做”实际上是在加强习近平个人的权威。
刘锐绍称：“这个完全是个人崇拜。当年毛泽东甚至不强调党章，强调毛主席的教导，现在不可以用毛（时代）那一套，就用公开那一套，（对党就用）党章，国家系统就是宪法，与习近平个人主张连在一起，实际上就是要向他归心……不需要看成是真正的党心民心的凝聚，只不过是有利于高层斗争的手段或者筹码。”
张鸣也以毛时代作比：“很明显，他（习近平）的话就是党的话，领袖和党是可以互换的，毛主席时代就是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等于听毛主席的话。”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和行政学系副教授詹晶则认为，现在“距离毛的个人崇拜还差得太远。文革时期中国对毛的狂热，现在还没有”，而且“党太大了，利益很多，层级很分散，中央内部也有很多派系，最高层发出来的声音也不一样，习近平不可能一个人说了算，需要获得更多党内的支持。”
改革开放以来，还没有任何一位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的政治思想，在其在位时就被写入党章并成为“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在1997年的十五大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2002年的十六大被列入指导思想，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在2007年十七大被写入党章，但到2012年的十八大才正式被列为指导思想。
在“两学”中与党章党规比肩的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其理论精神是否会在明年的十九大上被写入党章？明年此时，可见端倪。
无论习近平的讲话精神是否写入党章，有一点对张鸣来说可能是一样的：“党章约束党员，不约束领袖，党员不能妄议，领袖没有不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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