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哪种类型的港漂?一场聚会,看到港漂的几种可能

一场港漂5年的聚会,集合不同光谱的内地生。他们在香港生活得如何?是否深爱或痛恨香港?在他们身上,你看到自己吗?
8个内地生从香港浸会大学毕业后,「港漂」5年的同学聚会。
大陆

近20年来,无论是到香港留学的内地生,还是选择香港作为事业发展基地的海归华人精英,或者持单程证等其他方式来到此城的新移民,数量难以计算。你是他们中的一员吗?

在这座城市里,你的生活是什么样?本地朋友多吗?粤语无障碍吗?爱吃叉烧肠吗?周末会去西贡行山吗?那些让这座城市欢欣或者哭泣的重大事件,你听说过、谈论过、围观过、参与过吗?

一班从香港浸会大学毕业的内地生,最近开启了一场久违的同学聚会。毕业五年,饭局上大家脸孔都没怎么变,却活出了漂在香港的几种可能。想知道在众多港漂中,你属于哪个类型吗?端传媒推出港漂测试,如果你来自中国大陆,漂在香港,不妨来简单测试一下,看看你和这座城市的缘分,几深?几浅?

8个内地生从香港浸会大学毕业后,“港漂”5年的同学聚会。
2011年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班的内地生,在留港5年之后举行同学聚会。

星期天,香港九龙湾翠园餐厅,李大成姗姗来迟,八人台边已坐了七人。

这是一场“港漂”5年的同学聚会,他们都是2011年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的硕士毕业生。这一天也是李大成28岁的生日。尽管已经在香港生活五年之久,但要在这城市光怪陆离的巨大商场里寻找一间餐厅,他还是会迷路。

“就等你了,寿星!”

说话的是坐在对面的老同学,花名“胡老板”,高挑帅气的他被视为这一届传理学院内地生中间的“颜值担当”。胡老板毕业后就在一家亲中媒体做财经新闻,一做就是4年。坐在他身旁的,是在香港一个普通话电台做财经新闻的石天,1988年出生,在英国读了四年大学后不想回大陆,就来了香港。负责点菜的则是坐在最靠外位置的上海人小北,她毕业后在多家香港自由派媒体做过记者,也曾因此,常常被国安招呼。

接到聚会邀请的,还有在一间官方背景的香港媒体工作了4年的黑龙江人张建民,他的工作不允许他错过任何一件2012年以后的香港大事,包括占中/雨伞运动、七一大游行、回归庆典等等。不过聚会这天他回了深圳,那是他同为浸会内地生的妻子常回去探望的娘家。

陆地面积不到七分之一个上海、十六分之一个北京的香港,从一河之隔的中国大陆吸引了数量庞大的年轻人。

他们这一届传理学院读硕士的,有数百名内地生。五年下来,留下来的人是很少数,而至今还在港的,能聚起来也就不外乎这一桌了。

根据统计,2008到2014年间,香港入境处批出的非本地毕业生留港工作签证超过了4万份,其中不少给了内地生。陆地面积不到七分之一个上海、十六分之一个北京的香港,从一河之隔的中国大陆吸引了数量庞大的年轻人,许多调查数据显示,吸引他们到来的包括高性价比的硕士学位、薪金诱人的金融地产行业、相对宽松的留港工作签证、以及言论自由和法治的环境。

但他们之中有多少人最终呆满七年,成为香港永久居民?不论是政府统计处还是民间组织,目前都还没有完整统计过这数据。不过近年来,参加内地生同学、老乡聚会的人越来越少,“散伙饭”越来越多,确是许多港漂的切身体会。

李大成的这班同学也将近一年没聚了,在等上菜的功夫,大家先挨个确认了彼此有没有换工作。“你还在RTHK呢?是公务员合同吗?”“你新公司怎么样?听说薪水很高啊!”“呀,大成你怎么不在前线跑新闻了?可惜!”……没到场的几位老同学也成为八卦对象,“听说龙哥在菲律宾混得可好了”,“那个谁跟老婆搬到纽约去住了你们知道吗?”

说着说着又聊到房租,胡老板在沙田捱贵租,实在住得不开心。同台的旅游编辑郭亮给他出主意,说红磡的海滨南岸今年在减价,“你就搬过来跟我混呗!”同样住在九龙的石天接腔:“来九龙,我们大九龙人民欢迎你!”说话间,八菜一汤上齐,普洱喝完,小北张罗着加水加茶。

近年来,参加内地生同学、老乡聚会的人越来越少,“散伙饭”越来越多,确是许多港漂的切身体会。

翠园的电视机播着TVB新闻节目,坐在小北身边的我忍不住问这群新闻毕业生,平时看不看香港电视台?胡老板抢答,“看啊,周嘉仪BB啊。”“还有蓝可盈!”石天赶紧补充。“不过香港没什么好看的综艺节目”,石天说。在座的大家纷纷赞同,一致推举还是大陆的网络辩论节目《奇葩说》最好看,其次则是真人秀《奔跑吧,兄弟!》,石天还追看浙江卫视的《24小时》,女生小北的最爱则是江苏卫视的《我们相爱吧》。

菜吃得差不多,给李大成买的生日蛋糕登场了。一桌老同学围着寿星李大成,用英文唱了生日歌。李大成吹完生日蜡烛,把蓝莓味的蛋糕切成8份,热热闹闹、和和气气地分给了在座的老同学们。

不过,除了切分蛋糕,这一天的寿星李大成,在聚会上发言却不多。

在聚餐结束后的地铁上,他告诉我,他已经错过好几次这样的同学聚会了,倒不是单纯因为忙,也因为“大家走的路毕竟不太相同”,无法真正交谈。

“港漂”5年的同学聚会。
李大成说,这班同学中,“大家走的路毕竟不太相同”。

从大学本科算起,李大成读了5年的新闻,又在香港做了4年的新闻,一从浸会硕士毕业就进了一家自由派媒体,后来转战新媒体,也是亲民主派的光谱。他来香港前,赶上了大陆社交媒体“人人网”最为宽松自由,也是自由主义的声音比国家主义更流行的时期。当时,天天和强调人文思辨的大学生公益团体“北斗”网友热烈论政,让他开始意识到从前的自己好像有哪里“错了”。

2008年5月四川地震,8月北京奥运,香港人在这年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达到了97年主权移交以来的最高峰。此时还远在重庆读大学的李大成,对中国认同的高涨也和港人如出一辙,就连QQ头像都换成了火红的中国心。但也是在那一年,地震后被曝光的学校豆腐渣工程、毒奶粉事件接踵而至,再后来,艾未未在网络上发起的公民行动还原了被四川政府拒绝公布的5196名汶川地震遇难学生名单。盛世的假象一经打破,李大成的爱国心跌到了谷底。“很多细微的改变,让我在思想上很自然地、逐渐成了一个自由派。”他说。

这样的一个他,来港之后也很自然地参加了维园六四晚会、七一大游行,还在2014年占领运动期间,留宿过金钟。“我不反对香港本土,不反对香港前途自决,我的底线只是种族主义和无差别的辱骂。”他对本土派有保留,但也保有宽容。

在这一桌同学当中,去过六四晚会的还有石天。他还记得来港第一年时听到的,那句让他感动到差点哭出来的歌词:“无论雨怎么打,自由仍是会开花。”但到了2014年,也就是来港3年后,他对同样是社会运动的占中/雨伞运动就坚决反对了。他觉得占领运动被政党骑劫,破坏法治,还霸占道路,“侵犯了他人的人权”。对后来本土派政治团体发起的反水货客行动和旺角骚乱,他更是愤怒:“追求民主应该用很高贵的方式,不是扔砖头这种暴力、不可思议的手段。这部分人的民主素养是非常低的。”说到这一句,他的声音抬高,语速也变快。

与李大成相比,石天在英国读大学,更早接触到中国以外的世界。最初看到YouTube、美国之音、BBC对大量中国“禁闻”的报导,他说自己一度变得很“愤世嫉俗”。但经过多年以后,他说自己已经能理性看待,不会“人云亦云”,“跟风社会运动”。不过他也坦承,在大陆的制度下生活不能给他足够的权利和自由,“我想获得的更多,香港可以给我,这就是拿香港永居的好处。”

但在他所认同的香港价值中,“守规矩”是第一位的。“香港人按规矩办事,在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守规矩,上地铁不会拥挤,不会大声喧哗。要是回到合肥,在医院缴费排队、去买火车票,你不插队,那一个小时都排不到你。”他很坦白地说,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已经背负了太多负面的东西,比如他极度不认同的自由行游客在港随地撒尿。“但这些事情时常发生,很容易就被冠以负面的标签,让人觉得这个国籍的人往往具备这样的生活习惯和作风。”

怀着这样的愤懑,他不想让这个能给他更文明、舒适、自由生活的香港,因为某些人“对法治的破坏”而发生改变。当问到他怎么看香港政治环境实际上正在发生的变化,他脱口而出:“所以香港人就会移民去加拿大和美国。”

当问到他怎么看香港政治环境实际上正在发生的变化,他脱口而出:『所以香港人就会移民去加拿大和美国。』

不过这些话,李大成和石天都没有在饭局上说。

这群新闻系毕业生,在饭局上唯一提到的公共话题,是今年立法会的新界东补选。石天是唯一一个在席间愿意表明投票取向的人:他说如果自己有投票权,为了打击本土派,他会投给民建联的周浩鼎。两天后,我问错过聚会的张建民怎么看待香港本土政治,出乎意料的是,他最看好的反倒不是传统的建制或泛民政客,他说:“香港需要汤家骅这样角色的人做沟通的桥梁,否则中间就是一堵墙,两边没完没了地骂”。他又进一步解释了自己对汤家骅的肯定:“他是唯一一个去现场看阅兵的立法会议员,这代表了中央对他的认同,这种人的存在是有必要的。”

张建民是共产党员,他也并不在香港掩饰这身份。从浸会大学毕业找工作时,他就只投了一家中国官方背景的媒体,“我只是做了一个党员应该做的事”,他说。他对某些香港立法会议员宣誓时不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讲清楚感到愤怒,对毛孟静在浸会大学的课堂上自称英国人感到不屑。谈到六四,他也不回避,直指事件被过多渲染,“当年的学生在戈尔巴乔夫访华之际,把中国最糟糕的一面展示给西方媒体,这样做难道就是对的吗?”他也强调自己是香港社会的一分子,但对于未来,他说自己“99.9999%是要回去的”。他总结在港这四年的工作,是“为国家新闻事业做出贡献”,他希望让中国变好,“老了以后可以对儿女说,是我们这一代人努力把中国建设好的。”

他也强调自己是香港社会的一分子,但对于未来,他说自己『99.9999%是要回去的』。

聚会上的其他同学则没有听到他这番话,他们对未来的打算也不如他清晰。

对这群年轻人来说,未来还有很多可能性,眼前确定的只是第一个七年:在许多“港漂”和香港这座城市之间,七年是一道坎,过了“七年之痒”,作为中国公民的他们就可以拿到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七年之后,则是犹疑不定的:“我只能说完全不排斥回去”、“拿了永居再说吧”、“七年之后再看”、“回去也可能会不习惯吧”……不过关于养老,除了早在中学就和父母一起移民来港的港台主播嘉珮之外,这班港漂同学中,没有人想过在香港终老。

下午三点,聚会散场,这班港漂同学互道再见,很快就消失在通往港九新界的地铁和巴士中。两日后,缺席的张建民听我转述当日场景,笑笑说:“我们这班毕业留港的同学,自由派也有,亲中的也有,抱着不同的政见去了不同媒体工作。没有谁就可恶、可憎,该下地狱、进监狱,香港容许各种人发声。大家都走不同的路,有不同的人生,自己走得开心就好了。”

两个小时以前,他刚刚从深圳回到香港。“家人不在身边,前途未定,这就是港漂。”他说。

(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李大成、小北、石天、张建民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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