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记忆脆弱，如果不记录下来，容易丢失、错置甚或被策反。二十四年前此刻前后，我们在干什么？当香港八、九十后青年努力抵抗遗忘时，当年在电视机前首先受天安门现场转播冲击的香港文化界，在“前互联网”年代以怎样的方式和行动向暴力说不？于是我请来亦师亦友的前辈，以及几位当年跟广场学生差不多年纪的同辈，各自撰写短文，尝试将散落的记忆碎片，重新捡拾拼凑，让非主流论述的图像逐渐显现，互补验证。因时空所限，没能做一个整全的文化界“六四记忆档案”，但或可作为一次自省的开端。首先，不能让记忆沉睡。
搜索将近四分一世纪前的记忆蛛丝马迹，仿如掉进无底深潭，一个小涟漪牵连另一个。那年春夏，作为理工太古设计学院文凭一年级学生，我们基本上已经停课，离开课堂带我们讨论的老师韩伟康，比学生更沮丧。这位我最尊敬的老师，后来移民到加拿大一个叫Hope的地方当上救生员。当年同学都忙着一件事：到尖沙咀的商业大厦敲门，请大家帮忙“传真”，亦听说有师兄从北京偷运菲林回港。这两件事，对于 Facebook 一代来说，似乎难以想像。多年后遗留脑海的，还有一个不断重覆讲话的“李鹏”——“录影太奇”鲍蔼伦的一个录像。
呜谢进念、蔡仞姿及各位作者、被访者提供相片。
原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六四故事。二十四年后的今日，有大陆人不明白为什么香港死缠烂打，因为六四在香港人心底留下的烙印，跟当年北京老百姓同声同气，当他们只能沉默，我们必须拒绝遗忘。
影像的两种力量
此刻，在录影太奇（编注：Videotage，1986年成立，香港本土媒体艺术先锋）驻场艺术家林欣杰于 Facebook 发起“当代艺术及政治议题二：六四廿四周年——何时能突破困局？”时，鲍蔼伦说，大约在北京戒严时，她在进念湾仔旧址，找来冯美华、游静、郑志锐、潘宝如等，每人一张枱櫈围坐，面对电视中的李鹏，模仿其讲话动作，这个叫《估领袖》的录像，在1990年录影太奇年度节目“捌玖舍遗”（The Year Living Dangerously）中播放。
1989年5月14日，中环遮打道出现十六个蚊帐，进念（编注：进念‧二十面体，1982年成立的以香港为基、面向世界的实验艺术团体）以“现在进行式：运动（一）”回应天安门广场的帐幕。其中“四女组”的鲍蔼伦、冯美华、戴美玲、陈碧如，每人手执巨型白布一角，像今日八十后苦行般，以极缓慢步伐行至和平纪念碑前，将“白色国旗”一格格折成小块，如庄严祭祀仪式，肃立半小时，烈日当空下，鲍蔼伦不支晕倒。“那一刻，很自然地把自己代入了学生的位置”。
自此之后，每次拿起摄录机，她都很在意自己究竟是站在外边或里面？
6月23、24日，“现在进行式：运动（三）”在沙田大会堂上演，场外的录像装置，是鲍蔼伦拍摄红磡火车站北上的直通车，背景音乐是 Meredith Monk 的《Dying》，作品后来剪成《Blue》。她说，那两个月，思潮起伏，拍了很多东西，但在过百万人大游行时，她不想做一个只拿着摄录机、置身事外的旁观者，所以她只带录音机，边游行边把杂音纪录下来。自此之后，每次拿起摄录机，她都很在意自己究竟是站在外边或里面？不过二十四年后回想，最深刻的一个景像，倒是1989年5月6、7日在赤柱圣士提反书院举行“五四运动七十周年马拉松音乐会”时，一班年青人围着“录影力量”的蔡甘铨，讨论如何纪录这场名为“我要做个口口人”的音乐会。
今日，在大学教电影、纪录片和艺术行政课程的蔡甘铨说，那是他们第一个作品。1989年4月，蔡甘铨在《电影双周刊》刊登一则广告，集合有兴趣用摄录行动关注社会的朋友组成 Collective，当时参与其中的，有无线电视编导和香港电台摄影师。六四发生后，一班人很紧张的聚集在九龙塘某制作公司，剪辑各种新闻片段，准备带上大陆，其中包括录影力量的第二个作品《血路》。
蔡甘铨说，那一年，他们是被动地带着走。由1989至1992、1993年，他用V8摄制一个关于北京学生运动和香港民主运动的纪录片 《June-4th and Beyond》，并且以批判眼光检视社会运动纪录者的角色。纪录片一开始，他和一位志愿者边剪接边讨论录像拍摄的操纵与道德议题，同时亦向“民主台”致敬。“民主台”是一班草根志愿者在湾仔新华社对出长期摆设街站，他们大多来自劳动阶层如酒楼侍应，其中有人剃光头誓言直至民主植根中国土壤为止，而主角是放弃稳定工作去竞选区议员的阿牛（曾健成）。
蔡甘铨想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精神支撑他们全身投入民主运动？录影力量另一成员郑智雄的《小数人的民主》，拍摄梁国雄的四五行动。蔡甘铨说，“今日，有些人消失，像你和我，有些仍存在的组织却无所作为，此刻只有一个『影行者』。”数码网络年代属散点透视，大家以各自方式纪录自己关注的事情，有人退到幕后，但仍然做该做的事情，蔡甘铨去年亦到北京草场地，与吴文光合作交流工作坊，主讲社会行动纪录片。
望神州与阅读都市
1990年6月，《小数人的民主》在香港艺术中心电影节目“春风吹又生——六四周年祭”中放映，其他还有舒琪《没有太阳的日子》、黄奇智《八八-八九那些昏头昏脑的日子》，以及几部关于东欧解体的纪录片。1988年为艺术中心成立电影部的黄爱玲，两星期前从仓库中找回封尘的小册子。
六四发生后，无论是现实生活或艺术，都不再一样了。1989年7月的电影节目“望神州”，虽然早于六四前策划，但当观众看到唐书璇的《再见中国》、陈凯歌的《大阅兵》，或者西方以中国为题材的剧情片时，已经没法摆脱另一个神州的阴影。
“真不敢相信已过了差不多二十四年。你不问起来，这些细节都埋在记忆的底层里，沉睡了。”她说，1989年6月，艺术中心的主打节目是比利时电影节，重点介绍比利电影大师安狄科（André Delvaux），还邀得他来港参加一个论坛。“那一天，刚好是六四，来的人当然寥寥可数。他来了，杜可风也来了，可是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狄科很理解，他对观众说，他很明白当下中国人的哀痛，在这种时候，现实生活比电影重要。他回到比利时后，还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来，体现了一个艺术家的敏感与同理心。”六四发生后，无论是现实生活或艺术，都不再一样了。1989年7月的电影节目“望神州”，虽然早于六四前策划，但当观众看到唐书璇的《再见中国》、陈凯歌的《大阅兵》，或者西方以中国为题材的剧情片时，已经没法摆脱另一个神州的阴影。
那年十月，黄爱玲策划了“自由魂”，选映爱森斯坦的《罢工》和《波特金号战舰》、Andrzej Wajda《大理石人》和《铁人》、Rossellini《不设防的城市》、Tarkovsky《潜行者》、 Chris Menges《A World Apart》、Richard Attenborough《Cry Freedom》、关于曼德拉的纪录片，还有关于阿根庭独裁政治的《Las Madres – The Mothers of Plaza de Mayo》。十一月放映美国独立导演 Jon Jost、Jim Jarmusch、Gregg Araki 的低成本作品，节目名为“秋后算电影的账”。
当黄爱玲翻出沉睡记忆，我才突然发现，这个“秋后算账”是我给《电影双周刊》写的第一个影评，那年春夏，游静是《电影双周刊》“阅读都市”的编辑。此刻，游静正在美国做驻场艺术家，没法找到准确资料——“阅读都市”做过多少期关于学运和六四的专题，但她记得，潘德恕设计过黑底白字的版面请大家联署、黄启裕用散落各处的解放军帽作摄影拼贴、黄碧云写过关于共产党之死、叶辉以笔名叶彤发表过不少文章。“大约六四前后，『阅读都市』做了可能是全港最早之一的刘晓波专题。”那段日子，游静在《星岛日报》的专栏“裙拉裤甩”写刘晓波、写波兰和匈牙利两个共产国家的春天、写学运的启蒙、写中国的“异我”与“异己”、写严峻声明，还有《东西游戏》（Object-act-ivities）。
东西、革命、坚持
《东西游戏》原本是蔡仞姿、梁秉均、龚志成、郑志锐、梅卓燕、游静合作的多媒介演出，“探索概念、形式，与各种艺术表现媒介对话的可能性，并尝试从日常生活中对物件／东西的思考和想像，诱发出人对环境、生活的反省。从人观看事物的角度，整理出人与物、人与人各种参差不定的关系。
5、6月间的中国民运，自然成为创作环境中相当重要的一部份。”到7月演出时，有更多人加入：陈德昌、冯德君、关本良、陈也、郑绮钗、黄志辉、鲍蔼伦。第一晚，游静做木乃伊，被纱布包裹，难以呼吸。第二晚，她手执胶纸，即兴地将不同物件缠起来。其间，她用剪刀剪掉观众的头发，有人尖叫，然后梁文道突然脱掉衣服，躺在地上，游静在他身上洒爽身粉，最后地上留下人形白边。而梅卓燕和郑志锐，在地板贴着《静物》诗的位置上，跳起“一个人要抱着另一个人又滑走”的双人舞。那时，语言无力，吞吐散落满地，家具崩塌，人与人的信任被残酷瓦解，看与被看的关系得在混沌中重新审视整理。
郑志锐虽是进念创会时的成员，但1989年7月16日维多利亚公园的“民主艺墟”上，他没参与进念的《百年孤寂》动作预演，却选择拿扫帚扫地。当时有三十多个艺术家和团体参与，其中有杨曦的《炭墙与冰墙》和杨秀卓用四面黑色党旗盖着四个痰罐的《四个坚持》，其间，梁文道脱掉裤子，被警察问话，同样坐在《四个坚持》上的郑志锐，跟梁文道一起到警署。 郑志锐记得，他亦有份帮忙黄婉玲编导的《又试革命》，梁家辉饰演一个劳动工人。另外，因为他的办公室在兰桂坊，四五行动初期的成员经常到那里开会。后来，一位从大陆出来逃亡者，在办公室借宿一宵。
在中英谈判触发寻找香港人身份时，给本土文化带来各种开放多元实验的声音，直至一九八九，中国与香港血脉相连。之后，中国一代人的声音被消亡，再没什么愿望可言。
八九六四前后，香港每个角落，有太多事情在发生在蕴酿，没法一一算清：《大公报》“开天窗”不久，有学生报致电要求多印一千份让他们派发，没想到官方党报竟然答应；在黄大仙城市当代舞蹈团的城市剧场内，“沙砖上”在紥营，与天安门广场平行进退；学院老师带着学生作绘画行动《闭门打狗》；在日本富士山县利贺野外剧场滂沱大雨下，进念上演《百年之孤寂第五年——最后光景》；盒子乐队和友人在艺穗会演出“Gun Metal Penguin”；黑鸟乐队出版《民众拥有力量》，在摩士公园办国殇音乐会⋯⋯
1970年代末，大陆改革开放，香港第一批文化工作者如荣念曾、蔡仞姿、曹诚渊等从国外回来。1980年代，是大陆文化实验最“百花齐放”时期，而香港另一批文化工作者陆续回来：韩伟康、黄仁逵、何庆基、蔡甘铨、龚志成、黄爱玲⋯⋯在中英谈判触发寻找香港人身份时，给本土文化带来各种开放多元实验的声音，直至1989，中国与香港血脉相连。之后，中国一代人的声音被消亡，再没什么愿望可言。这边，有人因绝望出走香港，有人因此决心回来，有人因而背离艺术，有人亦自此介人社会。原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六四故事。二十四年后的今日，有大陆人不明白为什么香港死缠烂打，因为六四在香港人心底留下的烙印，跟当年北京老百姓同声同气，当他们只能沉默，我们必须拒绝遗忘。
（注：本文成文于2013年，经作者授权转载。标题为编辑所拟，原文标题为“不能让记忆沉睡──香港文化界八九六四记忆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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