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的独立调查团，在今年九月正式把加沙战争定性为种族灭绝。即使放回近几十年的历史脉络，即以色列对巴勒斯坦进行的长期殖民统治，以定居点、检查站、监控技术等打压宰制巴勒斯坦人的“日常”来说，这两年仍属巴勒斯坦人的人权新低点。十月初，哈马斯在埃及会见美国和以色列代表后，承诺会停火和释放所有人质，这两年的战事应该暂时告一段落。但不管局势如何发展，巴勒斯坦人距真正的自由平安还有很远很远的距离。
在以巴冲突缓和的时间，或者我们更应该问的是，为何以色列政府数十年来对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进行种族隔离和无差别攻击平民，除了基于抽象政治理想，追求在上帝应许地复国之外，会否有著其他更实际的政治经济盘算？
在其著作《巴勒斯坦实验场》(暂译，原标题为The Palestine Laboratory)，澳大利亚藉记者作家安东尼·洛文斯坦(Anthony Loewenstein) 认为殖民加沙是以色列有助贩卖其国家研发的反恐国安军用技术，如监控无人机、面部识别系统、种族隔离设施之类，且全国无数人都参与其中，这种全国军工化亦是近两年加沙人道灾难的远因之一。若不正视这重要的政治经济结构，则即便内塔尼亚胡将来下台，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监控管理手段亦未必放松，巴人自治也成了遥遥无期之梦。
南非人权议题上的异议
以色列是否自二战后，便视巴勒斯坦殖民作为军工业和国安反恐商机呢？观乎这数十年历史，在六十年代的以色列，实非全然不顾国际社会的顾虑，肆意跟专制政权合作做生意。相反，即便只是外交上的说辞，以色列也曾站在守护人权的一方。
最明显的例子之一便是南非。在五、六十年代，南非因为种族隔离政策而开始跟英、美等西方国家产生冲突时，以色列同样公开抗议南非的相关政策。例如在1963年，时任以色列外交部长戈尔达·梅厄（Golda Meir）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便表示以色列“天然地会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隔离、殖民主义，以及种族与宗教歧视政策，无论这些现象出现在何处，因为犹太人深知成为受害者意味著什么。”在洛文斯坦看来，当时的以色列仍然顾及自身的国际形象，仍然希望抢占道德高地来获取更多友邦的支持，因此还会小心经营外交网络。
但我们必须要区别开修辞论述和道德理由，洛文斯坦认为这些动听的说辞更多是出自政治计算，而不是政治道德，皆因从2021年公开的内部档案中可留意到，自四十年代伊始，以色列对如何处理巴勒斯坦人一直无太大的差别。对以色列的高层官员将领而言，国家意识形态一直相当稳定清楚－将所有生活在加沙地区的阿拉伯人驱赶去周围的地方，清空地方来使犹太人得以建国。最直白的一次出现是在1965年一次以色列高层会议上，以色列土地管理局副局长雷乌文·阿洛尼（Reuven Aloni） 提到，在最理想的世界将会实现人口的交换，“终有一天，不论是十年、十五还是二十年，可能会出现一场战争，或者以类似战争的方式，把所有阿拉伯人驱逐走。我认为应该视之为最终的目标。”
值得留意的是，洛文斯坦把以色列区分开1967年的前后期，作为以色列的国际外交的分水岭。按美藉记者萨沙·波拉科-苏兰斯基(Sasha Polakow-Suransky)在其著作《不言而喻的同盟：以色列、南非与核武器的秘密关系》(The Unspoken Alliance)的分析，当时以色列的二战受害者色彩日渐薄弱，反而俄罗斯和阿拉伯势力努力描绘其为新帝国扩张的一员，压逼著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以致爆发阿拉伯国家群起攻击。“此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转而疏远以色列，而以色列政府也放弃了其外交政策中最后一丝道德理想，转而采取冷峻而务实的现实政治取向。”根据洛文斯坦的分析，分水岭后的以色列的二战集中营受害形象崩坏，殖民主义逐渐变成其新的国际形象。
与此同时，以色列和美国在南美等地区的合作愈发紧密，这是因为“冷战及其不断变化的政治风向，促成了以色列以军事强国的角色崛起。1967年之后，这个犹太国家处于一个独特的地位——既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又开始占领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加沙及戈兰高地，控制著当地巴勒斯坦人。这一片作为武器、装备与支配意识形态的试验场，在对抗苏联所供应的武器与军队而言是极为宝贵，并逐渐将其成果与技术输出至全球的新盟友之中。”洛文斯坦在书中写道。由此出发，以色列在大力发展反恐国安和监控技术用于巴勒斯坦地区的同时，将之贩卖到众多新盟友之中，这些既有民主国家，也有不少极权国家来消费。而基于这些产品都曾实地在巴勒斯坦地区使用过，因此这些“珍贵的实战经验”，变成了以色列军工业外销的最佳广告。
例如型号为“苍鹭”（Heron）的无人机，是由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Israel Aerospace Industries, IAI）辖下，跟欧洲空中巴士公司合作的无人机部门 （Malat） 所研发的产品，属于中高空长航时的无人机，可连续飞行时间达四十多小时。这种无人机本身设计是为了在巴勒斯坦地区上空，长期监视巴勒斯坦人的行踪，确保以色列定居点和边境检查站的安全。而在2018年，“苍鹭”无人机先在地中海的克里特岛进行试验，然后正式在2021年被欧盟的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署(Frontex)采用，用作巡逻地中海一带，捉拿和遣返非法入境者。
洛文斯坦借用非政府组织Sea-Watch 的讲法，欧盟边防使用这些无人机，其用意并不在于拯救这些在海中心可能会遇险的人，反而是从军事角度，由无人机控制员发现和拍摄后决定是否营救，而实际身陷险境的难民，控制员一般都会延迟通报，让难民自生自灭，或者容让利比亚的边防人员捉走他们，并带到利比亚的收容中心。这些中心早已恶名昭彰，其中剥夺人权和非法折磨收容者的个案多不胜数，也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规定。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署除了使用苍鹭无人机外，也有更多和以色列合作的计划，包括在2020年和以色列公司Windward 合作，利用海事分析工具，即利用数据资料、海事监控系统和船只追踪技术等来分析可能在海上出现的潜在国安敌人，并提早通知边防单位来跟进。Windward公司跟CIA 前领导David Petraeus, 还有以色列的前任幕僚长Gabi Ashkenazi 都有关系，公司的技术发展，也是与以色列海军情报单位前官员合作的成果。
另一个例子是希腊政府－以色列的合作。在云云的欧洲国家中，希腊是其中一个与以色列有无比紧密合作关系的国家。在近十年，希腊政府不断从以色列购入各类型的无人机、直升机、火箭炮、炸弹之类，也不断向以色列招募军事顾问，培训当地军队去应对新时代的挑战，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难民涌入和海上边防安全，而数十年来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长期封锁监控，正好成为其最好的出口商机。洛文斯坦引述非政府组织“和平战士(Combatents of Peace)”的公开信，指责希腊、塞浦路斯等欧盟国家在以色列占领地区，包括约旦河西岸等地进行军事演练，既无视了巴勒斯坦居民的安危和权益，也无疑是为以色列军队对该地进行侵占的合法性背书。
“反犹”的盟友
这些新盟友之中，其中有许多都充满人权问题，甚至是由反犹统治者所领导的独裁国家。血腥的尼瓜拉瓜军事寡头独裁者索摩萨家族(Somoza family)，一家两代人都长期得到以色列供应武器和军事训练。除此之外，从洪都拉斯、萨尔瓦多、海地到巴拿马，都不乏见到以色列为各大独裁政权，提供弹药枪炮和各样军事顾问服务，换取诸如海地独裁者弗朗索瓦·杜瓦利埃（François Duvalier）等恶名昭著的独裁政权，在六日战争后对以色列的支持和信任。
其中在危地马拉，以色列更是担当著重要角色。当时美国中情局在1954年支援反对派推翻民选政府，扶植了军事独裁者卡洛斯·卡斯蒂略·阿玛斯（Carlos Alberto Castillo Armas）上台，令大量人口被逼迁离散，内战亦造成超过二十万人丧生。以色列参与的方式之一，便是由以色列塔迪兰电子工业公司提供监控情报网络，通过监视全危地马拉大约八成人的生活，以至细微到用电用水量的差异，都会加以严密审视，以便找到反对派游击势力的位置。而危地马拉在八十年代杀害大量马雅人的事件中，以色列军方顾问同样大派用场，以至连当时危地马拉时任总统埃弗拉因·里奥斯·蒙特(José Efraín Ríos Montt)都曾在记者会上表示，镇压行动的巨大成功，实有赖军队得以在以色列进行训练。后来联合国的调查报告亦指出，蒙特的部队攻击马雅部落时所使用的弹药，通通都是由以色列生产的。
另一边厢，曾任以色列国防部长的班尼·甘茨(Benjamin Gantz)，在2019年的演说中曾言，“以色列绝不会卖武器给推动种族灭绝的国家，以色列是个富道德的国家(moral country)，因此我们在国际社会中必须有著相应的行为。”
更甚的是，以色列政府为了换取国际社会，尤其是非西方阵营对其管治控制约旦河西岸和巴勒斯坦地区的支持，跟那些明显是反犹的国家或政治人物合作，同时又在其他将反犹罪名武器化，作为打压异见的方式。其中的著名例子之一是罗马尼亚独裁总统寿西斯古(Nicolae Ceaușescu)。统治罗马尼亚二十多年的他，从不避讳其反犹的立场，也为罗马尼亚的人民带来无尽苦难，以致最后被人民推翻和处死。然而，以色列长期和寿西斯古保持友好。即便早已知悉其反犹立场，以至阻止生活在罗马尼亚的二战屠杀幸存犹太人逃离国度，以色列也不公开谴责，以换取罗马尼亚在联合国上对以色列的信任一票。
另外两个更为明显的例子，便是阿根廷和巴拉圭。在1967年后，以色列跟巴拉圭秘密商议，由以色列政府出钱，试图安排将六万巴勒斯坦人送出去当巴拉圭公民。当时大家都知道，巴拉圭收留了大量的前纳粹官员或战争罪犯，包括有所谓“死亡天使”之称的纳粹前党卫军军医约瑟夫·门格勒医生(Dr. Josef Mengele)，当时也得到巴拉圭政府的收容而长居此地。同样地，阿根廷也收容了许多前纳粹官员，包括艾希曼(Adolf Eichmann)。当年鄂兰(Hannah Arendt)在名作《艾希曼大审判》(Eichmann in Jerusalem)中，被以色列特务捉拿运回以色列受审的便是他，亦是纳粹大屠杀最终方案(Final Solution)的制定人。当时艾希曼也是生活在阿根廷。然而，根据今天解封的文献显示，以色列政府即使早已知悉阿根廷军政府不仅收留纳粹官员，也主动逼害当地的犹太人，仍然丝毫不介意，与这些南美亲纳粹国家保持友好关系。
除了在南美和中东之外，其实洛文斯坦也在书中提及不少二十世纪的亚洲的相似例子。印尼在1965至66年，由政府和军方煽动下爆发国内大规模的反共屠杀，造成数十万人死亡。此后由独裁总统苏哈托上台，控制印尼政局三十多年。但洛文斯坦从解封档案中了解到，其实早在大屠杀发生前几个月，以色列情报单位摩萨德(Mossad)早已知情。虽然如此，摩萨德仍主导著以色列和苏哈托政权的紧密关系，促成诸多的商贸合作，包括牛肉、棉花、玉米等买卖。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缅甸，缅甸军长期压逼少数民族罗兴亚人，其中所使用的强奸、放火与谋杀等各种可怕手段来加以逼害罗兴亚人，不仅是对人权的侵害，联合国更在2018年将之定性为种族灭绝。2015年，以色列无视国际社会对缅甸的武器禁运，让缅甸代表秘密来到以色列的军工厂和海空军基地参观，又商议了诸多的军事合约，从无人机、手机监控系统、枪枝到军事训练服务等，而这些商品与服务之所以能吸引到缅甸政府，自然是因为以色列很成功地用在巴勒斯坦的镇压上，并以反恐和国安之名贩卖到全世界，以至从美国地方警察到缅甸军政府，都在使用由以色列出口的军事技术。
至于同样长期逼害国内少数民族的中国，自然也会跟以色列有著非比寻常的合作关系。尤其因为彼此都视国内的伊斯兰信徒群体是不够爱国的危险份子，也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代表，因此有著互信的基础。例如早在1989年，当中国发生六四事件而导致西方国家促成武器禁运时，以色列一间名为“马加尔安全系统公司”(Magal Security Systems)便协助中国政府在机场安装监控系列。这公司在以色列一向是专门兴建高科技围栏的围墙的。而在往后三十多年，中国愈来愈强调通过反恐和国家安全等论述来支持其打压周边地区少数部族的借口，也建设诸多的劳动营和监控系统之类，以色列都是其主要效法的对象之一。难怪洛文斯坦也概叹，以色列和中国“都以可鄙的方式对待其不喜欢的人口，然而只有其中一个受到国际社会的制裁与妖魔化。”
国安反恐浪潮下的得益者
以色列在加沙带来的人道灾难，其实并非单纯是内塔尼亚胡的好战与军国主义的结果，也是数十年发展出来的军工业与国家资本主义的可怕局面。一如美国把中美洲当成新殖民主义的实验场，以色列同样视巴勒斯坦为新军事监控技术能力的试验场，且能将之商品化并出口全世界。当如今反恐主义成为国家安全的同义词，正好是以色列推销自家反恐品牌的理想时刻，而巴勒斯坦和加沙的殖民统治，便是最好的军工广告。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写道，“若如奥吉耶所言，“金钱诞生于世时，脸颊上便带著与生俱来的血污”，那么资本则是从头到脚、从每一个毛孔都淌著血与污秽地出现。”很多人误判了加沙地区的种族隔离和屠杀，以为只是一时极右政党主导下的政策，忽视了近几十年以色列的各大军工公司如何通过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实战经验，和世界不同国家合作买卖，形成一个以国安和反恐之名的庞大经济利益网络，从英美到南美、从伊朗到中国，用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兑换成军工巨头的盈利，和以色列在国际政治上的外交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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