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似乎要等到1月31日黎明时分才肯悄然离去。37年前就是这一天，1979年1月31日早上，袁庚在中南海向国家副总理李先念陈述2个月前提交的报告——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香港资金、技术的有利条件设立蛇口工业区的建议。他急切地论证着：“非改革不能图生存，不开放中国就可能被开除球籍。”“我们不能再鄙视市场经济，我们没有时间再浪费。百年老店招商局到我接手时（1978年10月）一条船都没有，而1950年招商局起义时还留给我们13条船。当时被称为船王的包玉刚才有2条船，28年后他已拥有2000万吨的船队。”
那时候袁庚62岁。
李先念批示“拟同意”在广东省宝安县蛇口渔村划地建设招商局工业区的请求。招商局蛇口工业区于是将这一天作为诞生纪念日。
袁庚当时还没有被平反，就被任命为蛇口工业区建设指挥部总指挥，闯入计划经济垄断的禁区，在蛇口划出两平方公里多的一方土地，开始了全面的改革探索。兼有政府职能的蛇口工业区在整整十年的激情创业中，建设了一个自主的“独立王国”。
1988年，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青年教师，应蛇口工业区邀请，我首次来到蛇口进行蛇口十年发展的社会学研究，有幸近距离地注目和体味这位“闯王”大刀阔斧的魄力和人生激情。
时值“蛇口风波”，听袁庚重复最多的是“言论自由是一项神圣的权利，蛇口应该创建使人免于恐惧的小环境”。我当时很感动，只是后来读了哈维尔的《无权力者的权力》（1985），才感慨老人当时的民主政治思考是多么深厚全面。
1993年，我邀请他来巴黎参加第一届协力尽责多元世界联盟筹备会，那时他已经无官一身轻，在远离中国各种复杂结构关系的欧亚大陆另一极，与我这个忘年之交的局外人倾心交谈，充满大智大悲。
袁庚一生出入生死，遭遇磨难。他的一生几乎没离开过家乡东江流域，生于斯，征战于斯，创造于斯，仅有的在北京的十余年中，还有5年被以“特务和汉奸”的污名陷害，关在秦城监狱。他赢得了很多赞誉：“中国改革开放探索者”、“改革开放的马前卒”、“中国改革的启蒙大师”、“中国改革开放实际运作的第一人”、“近代招商之遗脉，当代深商之肇始”、“百年招商局二次辉煌的缔造者”、“蛇口基因的核心”、“‘前海蛇口’再出发的精神指引者”……不过在众多的悼念文章中，人们心照不宣的崇敬还有许多，缺少的一个荣誉是“民主政治改革的探险者”。
袁庚平生重要座标
1917年4月23日出生于宝安县大鹏区王母圩村中和里（现深圳市水坝村）。
1938年参加大鹏抗日自卫大队，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从沦陷日本的香港营救800多爱国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1944年任东江纵队联络处处长，负责岭南珠江三角敌占区情报工作，为美军太平洋舰队提供大量精确情报，为抗日战争最后的胜利做出重要贡献。
1945年日军投降后与港英政府谈判港九游击队撤离九龙半岛及战后抚恤善后事宜，于香港弥敦道设立东纵驻港办事处并担任主任。是为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前身，长达30年，中国仅有的观看世界的窗口。
1945至1949年期间，历任三野二纵队四师参谋处副处长，两广纵队侦查科长、作战科长、炮兵团团长，参加南麻临朐战役、昌潍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率炮兵团解放三门岛、大铲岛、蛇口及珠江口沿海岛屿。
1950年任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军事顾问。1953年任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1961年调任中央调查部一局任副局长。
1968年被囚禁于秦城监狱，1973年9月被释放。1975年恢复工作，任交通部外事局负责人。
1978年6月派赴香港调查，10月提交《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同月被任命为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向中央建议利用毗邻香港优势设立蛇口工业区。1979年1月31日李先念批示同意。招商局蛇口工业区从此创立，是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特区的雏形，第一个打开国门，对外开放，它的问世预示了中国改革开放春天的来临。”（招商局袁庚逝世讣告）。
1979年7月20日蛇口工业区正式启动，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的治理原则。
1988年1月13日“蛇口风波”，8月，袁庚在《人民日报》上公开表态：“在蛇口不许以言治罪”。
1993年3月离休，副部级待遇，晚年居蛇口。
英雄与时势相濡以沫，生成蛇口“试管婴儿”
怎么想要创办蛇口工业特区？那时的中国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和社会价值体系高度一致，政治斗争波橘云诡，恐惧禁锢中的官员都在观望，牢狱之灾不是想象，是亲身经历的严酷现实。袁庚吃了豹子胆。
也许1945年他父亲妻儿全家蒙难已经使他痛定思痛，透彻人生；也许他与香港的不解之缘使他敏锐广远。70年代末，毛泽东逝世不久，成为中国人反思30年新中国历史的一个契机。30年，中国发生了什么？中国人做了什么？“每三、五年就来一次”的政治动荡为了什么？大跃进、反右、文革，不断强化着的难道不是封建法西斯式的专制？愚昧的集体疯狂竟人为导致数千万死亡和对文化及人性的摧残！文革后“解冻”，出现了80年代初期“自由化”的思想解放运动和中期的“文化热”。记得当时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是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是对文革思想专制的批判。大量译著出版，港台歌曲流行，使人们开始摆脱意识形态的控制，用理性的眼光看待世界，呼唤人的亲情和个人创造力。被冷冻的中国地火奔突，被压抑的中国人跃跃欲试。这一独特的历史性可以说是蛇口特区产生的“天时”“人和”，蛇口毗邻香港是它的“地利”，而孤胆少校袁庚是蛇口的催化剂。
“在中国没有纯粹的经济问题，所有经济问题的背后，必然都是政治问题。要使市场经济成熟、规范，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第一次见到袁庚就听他风趣地谈大政治：“宁肯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个口号有多荒唐！那些口号“革命的螺丝钉，党往哪拧往哪拧”，“革命的一块砖，天南海北任党搬”，压制欲望，泯灭个性，不能服人。“可我还是得到了它的好处，我这个傻老头，让天下英雄尽入我吾彀中！”。他很看重东欧国家摆脱“斯大林模式”的尝试，向我推荐《新南斯拉夫的道路》、《第三条道路》等东欧改革的译著，还向我提到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与儒家伦理，这个“中学毕业生”的博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东欧共产国家走上市场经济改革之路，可以成为中国改革的榜样。而中西合璧的香港从1967年开始转型，进行社会建设，20年成就非凡，显而易见是他的参照系：“香港的经济结构是法治下的工商业资本自由竞争，社会价值正在福利化，政治结构是议会民主。而大陆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有优越性，但完全被体制的落后东西抵消了，全部抵消了！落后的半封建的价值观和官僚主义仍然很顽固。”
支撑他叱咤风云的，是他深沉的思考和不断的反思，“中国要走向世界，首先要做到的是以广阔的胸怀去接纳讯息，善于接受一切有用的外来事物，不以片面意识自我束缚。”他的蛇口设计，无论是作为“企业”还是事实上的政府，都不是单纯的经济运作。他总是试图让身边的人明白，“在中国没有纯粹的经济问题，所有经济问题的背后，必然都是政治问题。要使市场经济成熟、规范，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蛇口是一项社会建设事业。他拒绝盖高楼，要让“蛇口像欧美那些平面的城镇一样，成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他说喜欢邓丽君的《小城故事》，希望蛇口小城成为人们愿意居住、愿意来听她的故事的地方。
有人说袁庚“用晚年政治生命”换来“蛇口试管婴儿”。他说我只是到了“从心所欲”的年龄，生生死死，一切都经历过了。我觉得他艺高胆大。他在万马齐喑的时候鼓动起一阵“思想解放，开拓创新”的劲风，汇聚海内外八方精锐，用勇气和道义 “敢为天下先”，也用智慧去对抗“变天论”的指责，打破禁锢，杀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血路。
蛇口有一个辉煌的80年代，创立了“24个中国第一”，在非议与责难中进取、徘徊、困惑、重振。在特区成立28年、改革开放30年纪念时，人们显得忧心忡忡，因为蛇口这个试管婴儿越长越单薄。早年那种“宁可掉帽子”也不丢改革的先锋勇气已然沉寂，财富的积累让人们变得谨慎稳重。有人呼吁“重祭改革大旗”。
袁庚代表的是一个时代，一群血气方刚的创业者。他们关心中国往哪儿走，胸怀崇高理想，在现实中踏实担当。网络作者灿烂小妞说得好：“人们怀念袁庚，其实是在怀念那个以天下为己任的时代 ”。
阈限地带的自由——蛇口工业区辉煌的80年代
袁庚走了，蛇口招商局讣告中的官方结论具有权威性：“袁庚同志主导的改革，形成了新的时间观念、竞争观念、市场观念、契约观念、绩效观念和职业道德观念等，成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精神力量。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最先开放、最先改革、最先崛起，其创造的经济奇迹和民主、宽松的发展环境，被称为“蛇口模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对我国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下面是讣告中列举的蛇口创造性的许多第一：
- 率先打破平均主义奖励办法，开启分配制度改革
- 最早实行工程招标的自由竞争、公平评标和参加竞标
- 率先在全国实行住房商品化改革，“住者有其屋”，摆脱对企业的人身依附
- 向全国公开招聘人才，实现了消除户籍限制的人才自由流动
- 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实行聘用制，能官能民
- 受聘用干部受群众监督，每年一次信任投票，是为新中国人事制度民主改革的尝试
- 组建中外企业合资的中国南山开发公司，新中国第一家真正的股份有限公司
- 实行基本工资加岗位职务工资加浮动工资的工资改革方案，奠定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分配制度，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职工与企业从隶属的行政关系变成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契约关系
- 率先推行劳动合同制，成为中国用工制度方面的重大改革
- 树立“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标语牌，袁庚指出：“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要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民主，实现民主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职工用一系列的新观念代替封建落后的旧观念”
- 试行无记名民主选举最高管理机构——蛇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这是新中国第一个由直接选举产生的领导机构，是中国管理体制的重大变革
- 引入竞争机制，由蛇口工业区负责，不要国家投资，创立招商银行，这是新中国第一家企业股份制的商业银行
- 创办的商业保险机构——平安保险，使其为蛇口工业区发展提供金融保障，并突破中国金融体制的计划经济限制，探索股份制保险公司的道路
- 倡导职工以各种形式参政议政，监督管理层工作，鼓励支持蛇口工业区群众自发组织多个协会与学会。协会作为“压力集团”，有权利把“民意”公开出来，对领导形成舆论监督
- 鼓励新闻监督，在蛇口办报，“凡批评工业区领导人的文章，都可以不要审稿”，《蛇口通讯》是党报批评同级党委的先河
注目这辉煌的纪念碑，人们会思考袁庚留下的精神遗产和“社会资本”，有哪些退到暗影之中。当然还有那些曾经轰动全国的精彩事件没有出现在这个丰碑上。比如抵制因言治罪，捍卫言论自由的“蛇口风波”，避免“以脚投票”，保障投资环境法制化和安全感而将“党的生活”转入地下，支持工人罢工，保护工人权益，让工会在蛇口成为“无权者的权力”，还有蛇口人民对天安门学生运动的赞助支持……
蛇口的市政权力后来被深圳市收回，变成纯粹的企业。其实在这之前，1989年以后，蛇口遭遇重击，一切都陷入沉寂。
“希望就在于，在光明中能够揭露黑暗，在前进中能够看到落后。我们还是要用《盛世危言》警惕自己，如果在座诸位能够不客气地为我们指出缺点和不足，指出今天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的阴暗面，那才够得上真正的朋友！”
袁庚说过：“我们评价历史，历史也会评价我们的。我们要敢于承担自己的责任，暴露自己的弱点，因为如果不改善，就没有前途、没有希望。”2009年蛇口提出了“再造新蛇口”的口号， 其含义是“产业升级，重新定义，改变形象，升级为一个全新的商业区。”蛇口于是确定了三个未来发展的产业——网络信息、科技服务和文化创意产业。现在已经建成“蛇口网谷”、太子湾文化创意片区，还有国际化居住区，据说深圳三分之一的外国人居住蛇口，而那里的房价可与香港媲美。2014年底，蛇口入选广东自贸区，有人说袁庚2年前对“蛇口起飞”的寄语“变为现实”。还有人说在“一路一带”的国家战略中，招商局集团将“发挥蛇口外向型、国际化的优势，争取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节点”。更有人把2015年底招商局蛇口控股在深圳证交所上市交易视为“有纪念意义的一天”，证券代码为“001979”，为的是纪念1979蛇口诞生的年份。蛇口工业区现任领导在谈起蛇口发展目标时，说：“袁庚老先生的想法就是蛇口人的梦想，在再造新蛇口的背景下，沿着袁庚先生的这条路，未来的蛇口将是宜居、宜业、低碳、国际化的典范社区。”
袁庚的理想和在蛇口进行的全面改革当然不只是GDP的增长、高科技的发展或基础设施的完善。我们不难发现，在人们的叙述中，他的精神遗产中最重要的民主选举、信任投票、言论自由、民意监督持续十余年，终究弦断声息，不见踪迹。政治改革的试管婴儿夭折了。我们当然懂得，蛇口的成功得益于时间上、空间上和制度上的阈限自由，必须有全国性的政治改革做保障。今天面临政治改革压力的中国，真需要重新审视这个试管的成功之处。如袁庚告诫我们的，“希望就在于，在光明中能够揭露黑暗，在前进中能够看到落后。我们还是要用《盛世危言》警惕自己，如果在座诸位能够不客气地为我们指出缺点和不足，指出今天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的阴暗面，那才够得上真正的朋友！”
坚守美好社会理想的“老摔哥”
再次见到袁庚，是1993年，他来巴黎参加我们协力尽责多元世界联盟的筹备会。他女儿袁小夏和当年蛇口研究中心主任余昌民陪同，直接把他送到巴黎西面的维拉索城堡。那是他离职后的第一次远行，我欣慰于他能被放行来欧洲。老人依然健硕爽朗，大声豪气。看见车外广告牌上的电话号码47424444，他大叫“这个数字太不吉利，死妻死儿死死死死”。我说他岭南文化根深蒂固，“共产党员还这么迷信！”。
我感谢他在1992年与北京学人团体燕京小组合作，一起在蛇口组织了地球家园生态伦理亚洲大陆会议。他说自己年轻时一次吃三公斤荔枝，连出汗都是甜的，浑身的劲儿闲着，不妨做点有意义的事儿。会议之后，我特意将他安排在巴黎六区的卢泰西亚（Lutetia）宾馆，告诉他凯撒在《高卢战记》中将巴黎称为卢泰西亚，北洋大臣、招商局第一任老板李鸿章1872年四国访问时曾在这里下榻，而且李鸿章是在访问欧洲之后向清廷奏呈《试办招商轮船折》，三天之后招商局正式创立，是为中国近代第一家民族工商企业。袁庚说自己提议建蛇口工业区的请求也是三天就得到批准。不过，“所有的改革家都没有好下场，李鸿章被骂了100年，我接替他继续被骂。”我问他是后悔还是悲伤，蛇口的政治改革轰轰烈烈十几年，一夜之间沉寂无声了，这十几年的“实验”不是前功尽弃了吗？他不同意这么说，“爱迪生实验的白炽灯第一次只亮了8分钟，但却宣告了人造光是可能的，电灯的发明改变了人类的时间节奏，黑夜从此有了光明。最初那个灯泡的钨丝烧断了，留给人们的却是对缺欠的必要思索和对光明更强烈的期待。”
我带他们去布鲁塞尔与欧盟领导人及欧洲议员法国前总理罗卡尔会面，罗卡尔赞赏他在中国转型中立下的历史功绩，并将他与捷克改革家哈维尔相比。他说他们俩是很相像，因为都坐过监狱。不过哈维尔比他幸运，因为他受到中国学生的启示，在捷克成功领导了“天鹅绒革命”，并当上了总统，而他自己则赋闲在家。为了赶回巴黎的火车，我们一起跑起来，老人上车前摔了一跤，让我们很是后怕，他却安慰地说“我是老摔哥（帅哥）呀！”
在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老人孤自上路远行。他以老兵致敬的荣誉姿势举起右臂，边走边笑：“我一个傻傻的老头子让你们上当受骗啦。对不起，向你们敬个礼哈，敬个礼。”
老人一生不屈势利，刚正磊落，睿智无畏，光彩照人。因八九支持学运而受限不可作为，去不了北京，去不了香港，只能谪居身口。说的时候多少流露出心中委屈，他告诉我89年夏天为什么他不在蛇口，因为他在替中国银行解围。当时香港民众出于愤怒和惊恐，纷纷到中国银行取款，袁庚从世界各地调动资金，以免银行瘫痪。“没有功劳有苦劳嘛，人一退，就什么都没了。”他说原国务院副总理、中国改革开放的功臣谷牧离休后，他去拜访，竟然老泪横流。“改革者没有好下场”，那一刻，这位阳光灿烂的老人，黯然神伤，不过那只持续了瞬间。
2005年我们在番禺南沙召开第一届中欧社会论坛，我再次登门拜访老人，他依然刚健敏锐，谈笑风生。中印推着他，与袁母一起到南海酒店用餐，他说那是第一次请我这位“学者”吃饭的地方。他忽然感慨地说，自己“一辈子都在抢救，救人、救国家，老是在生死边缘上打擦边球”。他提到1942年抢救文化精英，数着一些名字：何香凝、柳亚子、蝴蝶、邹韬奋，还有盟军被俘人员，还有国际友人，那是抗战中最伟大的救援行动。老人记得久远的事情，目光中依然谦逊而充满自信，言谈锐利参杂幽默。潇洒的老帅哥，激情的先行者，桀骜不驯、神奇独特。
我以为还有时间再见他，我怎么会以为他长生不老！他走了，也许是不忍看着亲手开拓的花园被砌满水泥丛林，遗憾自己那么平实的理想付诸东流。老人该走！
在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老人孤自上路远行。他以老兵致敬的荣誉姿势举起右臂，边走边笑：“我一个傻傻的老头子让你们上当受骗啦。对不起，向你们敬个礼哈，敬个礼。”
2月4号将是为老人送行的日子，欧洲同仁让我代表他们敬送挽联：
叱咤九州睿智无畏划时代擎自由大旗含笑挑战禁锢
潇洒南北天真率性惊天地树民主风范唏嘘未酬壮怀
——千古人杰
（2016年2月3日，于硕 超文化人类学教授，香港理工大学双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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