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建宇，现任教于香港珠海学院新闻系。
2015年11月，巴黎恐袭一周后，我前往巴黎参加国际会议。当时整个市区气氛肃杀，街头总有警察巡逻车鸣笛呼啸而过，随时也见得到手持冲锋枪的军人巡逻。
恐袭发生几天后，法国军警在市郊北部的圣丹尼镇，对恐袭疑犯以强大火力突袭攻坚，我就在那天中午抵达巴黎，接机司机是斯里兰卡新移民，聊到恐袭，他有不少话说：
“法国有700万穆斯林。⋯⋯这些混蛋，吃法国、穿法国、睡法国女人，现在还炸烂法国”。
“我们斯里兰卡人是佛教徒，我们吃苦当吃补，我们几个兄弟开了间租车公司，专门接机场的客人，就不像穆斯林这么多毛病，一天到晚埋怨”。
“法国什么人都有，所以需要政治强人，以前萨科奇不错，现在这个奧兰德是娘娘腔”。
把恐袭问题归咎于伊斯兰教或穆斯林，似乎已经成为某种社会共识。穆斯林社群自身，也还在进一步切割，将伊斯兰信仰分成是否“政治化”、是否“极端化”，藉以分辨出是否“支持IS”的信众。然后以国家政府机器进行不同程度地监控看管，与国际反IS宣传话语连结，进行“妖魔化”。像是将伊斯兰国称为“达伊沙”。达伊沙（Daesh）是阿拉伯语对IS的拼音缩写，发音与阿拉伯文语“踩踏”相似，表示对IS的愤怒和蔑视。
但是，这样有助于“消灭”IS吗?
借力打力，IS的“反”反恐话语
相对于西方宣称的普世价值，IS也模拟发展出自己的“普世价值”。它链结基地组织的伊斯兰主义动员思想与实践，同时汇入对付全球反恐战经验，发展出一套“反”反恐战策略。
吸取前几代“圣战”的失败经验，IS不仅进行游击战、宗教治国、同时也结合伊拉克旧有的军事情治系统，建立自己的国家机器，并完备财政税收。同时面对“犹太基本教义与西方十字军”的威胁，再提出全球穆斯林动员令，那就是新版的“迁徙圣战”。
“圣战”（Jihad），简单来讲，就是“以安拉之名”进行武装战斗。但是谁才是圣战的首要对象，这个争论在全球反恐战时达到最高峰。穆斯林的圣战应该先针对“近邻敌人”，抑或是应该先锁定攻击“远方敌人”（指以色列、美国，以及广义的西方世界）。
Jihad
至于“迁徙”，是说如果穆斯林无法实践伊斯兰生活，就必须迁徙到能够实践信仰的地方。这个典故可以往前推到1400多年前，先知穆罕默德历时13年，从麦加迁徙到453公里以外的麦迪那。这个行动不只为了逃避异教徒政权对他的残害，最终目标是提振精神层次、改变世界，最后回到麦加，重建伊斯兰。因此，“迁徙”在伊斯兰宗教生活实践中，有着极大的象征意义。
基地组织领袖宾拉登十多年前就曾暗示全世界穆斯林，阿富汗就是“现代”麦迪那。今日IS的巴格达迪则自封哈里发，请求外国战士进行“迁徙圣战”，离开异教徒的国度，迁徙加入伊斯兰国的穆斯林共同体，完全奉献。等到完全解放西方世界，重塑伊斯兰价值的试炼完成，哈里发总有一天会带领他们亲手重建自己伊斯兰家园，将伊斯兰国版图扩张到自己的家乡。
IS宣传的全球迁徙圣战，最终目标是要去除西方基督教文明与文化的精神“污染”。这个过程首先要震动现在已经腐败的中东伊斯兰政权，然后逐渐向外扩张，收复被异教徒统治的穆斯林故乡。
这种动员方式并不罕见。只是过去用作“区域动员”，攻击周边邻近敌人。只要把敌手定义成“异教徒”，或者不是“真正的穆斯林”，就可以开战。历史上，穆斯林会用这种方法攻击入侵的异教政权，也会让穆斯林攻击另一方穆斯林。
如今，“区域动员”成为“全球动员”。IS以“迁徙圣战”来号召全球穆斯林，这样的宣传动能是一种借力使力的策略。成功与否，很大程度视乎“被圣战对象”是否被激怒及其反弹规模，也就是被攻击对象的反制与抵抗的程度。
换句话说，西方势力越敌视、歧视穆斯林，发动反恐战争的规模越大，就越能累积迁徙圣战的潜在能量。而自全球反恐战争爆发以来，西方媒体有意或无意妖魔化穆斯林的程度，造成社会对伊斯兰教的敌意，绝不可小视。
美国心理学家Clark McCauley就指明，不当的“去极端化”策略只会带来“更极端化”的效应，就是所谓的“柔道政治”（jujitsu politics）。在地社群抵抗政府政策、发动骚动，引来政府的强力镇压，就很可能借力使力，招募到更多反政府支持者站出来。世俗政权管控得越多越紧，IS这样的势力就能以“迁徙圣战”的宣传，招募更多穆斯林战士。
空袭打击效果有限，地缘政治错综复杂
法国总统奥兰德派出航母“戴高乐号”出战，空袭IS阵地，目的主要是安抚法国人的社会心理需要，至于派出地面部队的机率，微乎其微。
俄国总统普金虽然表示会派出地面部队到叙利亚作地面战，但实际成本太高，不符俄国利益。如果俄国只是要保住叙利亚巴沙尔政府，确保叙利亚政府保有某些重要的军事据点，补给线不受影响，适当地空袭已经足够。过度介入很可能引起中东地缘政治失衡，而且也让俄国自己曝露于恐袭威胁之下。事实上，俄国战斗机被土耳其击落，俄国民航机被IS放置炸弹，就已显露出这样的发展端倪。
美国正在进行总统大选，欧巴马政府不太可能有军事大动作，遑论这可能会危及美国正在复苏的经济。总统欧巴马在伊斯兰国问题上表现得很克制。美国学者杜磊（Dru Gladney）认为，这个作法是理智的，因为9·11以来，美国因为恐袭丧生的人数没有超过50，但因枪枝泛滥丧生的人数，仅仅过去一年，就超过1000人。恐袭对美国没有短期急迫的威胁，也没有造成重大的实质损失。故而，现任总统应该不会对伊斯兰国发动实质全面的攻击。
杜磊认为，在下届总统候选人中，如果民主党希拉莉当选，对待IS的立场可能被迫偏右。共和党初选策略本身就往右靠拢，尤其是候选人特朗普的表态。在即将到来的正式选战期间，民主党候选人的IS对策也很可能被迫往右拉，甚至提出对IS作战的细部计画蓝图。
一旦展开地面程度的军事介入，战后很可能造成极有争议的后果：
- 瓜分叙利亚，成为巴沙尔控制的南叙利亚VS反政府军结合控制的北叙利亚。
- 瓜分伊拉克，成为什叶派控制区VS逊尼派控制区。
- 库尔德族独立建国。
以上区域都会有强权国家在背后操弄控制，导致中东国际政治局势重组，治丝益棼。另外，很可能在不久后，新一波的极端伊斯兰势力再度兴起，而且更难对付。
应对IS，应对“反”反恐
我在巴黎学术会议结束那天，与任教于波尔多第三大学的法国政治学家Rémi Castets谈及此事，他补充了法国的具体实例。他解释法国没有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外国移民来到法国，总是“被希望”整合融入主流社会文化。移民找不到中产阶级工作，只能领取社会福利救济，故而无法负担巴黎的消费与品味，终会产生社会疏离感。
几代人下来，居住在贫穷市郊的移民几乎与世隔绝，根本无法融入法国社会，也对社会与政府感到不满意，巴黎圣丹尼镇的穆斯林社群就是一个例子。法国穆斯林移民，尤其是年轻一代，不仅无法实现对职场就业的期待，无法享受与当地人一样的生活水准，在文化上也必须踩低原有的穆斯林意识，无法安身立命。一旦某种“激进伊斯兰”呼声开始召唤，就会转身拥抱加入。
同时，枪枝在法国虽然受到管制，可是欧洲国界管制松散，从他国取得枪枝并不困难。一枝AK47的黑市售价据传只要大约2000欧元。国安单位虽知道黑社会人士持有枪枝，但相信不致滥用，引发社会不安。然而，这次巴黎恐袭，犯案人士直接持枪射杀市民，出乎政府意料，猛然拉紧法国社会的神经，
应对IS的“反”反恐战策略，短时间各国似乎没有解药。然而，面对新一波透过社交网络发动的迁徙圣战如果一昧进行强制暴力地“去极端化”，反效果很有可能加剧。全球各国也应重新思考如何适当安顿国内的穆斯林社群，避免使其成为“尖牙利爪”，才有可能解决这一波极端伊斯兰主义的问题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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