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怕读朱天心？话可能还是得从《击壤歌》开始说起。2010年，此书以「经典版」之姿重出，在新版的书序结尾里，作家写下了这段话：
「我从不敢问，那你们看吗？我毫无把握这些比我世故虚无、比我们资讯丰沛、比我们消费娱乐多样的下一代下下代，他们怎么看待《击壤歌》中那单纯坚定的心志和对世界纯真浪漫美好的想望？对此中漫溢的爱国主义一定好教人不安吧，但，有机会能面对聆听彼此真实的误解，才是和解的开始吧。」
这段文字饶富意义，或可作为切入《三十三年梦》或「朱天心」作为一名作家、一种文化象征的一个开始。「你们看吗？」是这几年朱天心对台湾读者提过最多次的问题，从所有可见的作家访谈和文字中，反覆申述的也就是上段那些对现世的批评。但这段文字有趣的是最后一句：一来，2015年的年轻世代并非没有「爱国主义」，只是爱的不与作家同一国，所以把两造认同立场的差异说成对爱国主义的拒斥，是偷梁换柱的修辞（事实上我还担心，部分同代人的「爱国主义」有点太高涨了）；二来，作家在此提出了「和解」的讯号。
这是真的吗？我不禁惊疑了起来。
我辈读者，多是读朱天心长大的。从《击壤歌》、《方舟上的日子》的烂漫时代，一路追到作家小说成就的高点《古都》、《想我眷村的兄弟们》等作，或悼父的《漫游者》。然而近年来，却是愈读愈怕，每有新作总忍不住想翻、但迎来的多半是伤心。作品成败先不论，文字中的「朱天心」似乎钻进了一个自我极化的死胡同，悲壮却又感觉良好地往一条令人不忍的路上钻去：拒斥台湾的一切变化，除了「我记得……」之事全不承认。在这样的作家意志之前，我们几乎不敢去想「和解」二字。所以与她预设答案的问题「你们看吗？」所暗示的相反，事实上正是因为我们继续看，所以作家与读者都逃不出这股无望的纠缠。
在文首那段文字的两年后开笔、四年后出版的《三十三年梦》，确实带来了一点点和解的契机，但只是一点点而已。我特别注意到的是其中一个章节，朱天心以留日学者黄英哲为话头，转接到长期推动台独运动的黄昭堂及其弟子们，各自去念了「独立建国后需要的OO」，表达了对他们的敬佩和同理：「我们也曾为了『反攻大陆』之后的建国做了诸多兴趣之外的努力。」更进一步提到，「尽管我们对过去的认知和解释未必相同，对当下的体会不同，对未来的判断和主张更可能南辕北辙，但是世上有英哲和连根藤这样对信念坚持信守的人在着，比一些曾经的友人思之要叫人温暖不寂寞些。」（p.302）这是我印象所及，朱天心最正式对独派阵营释出善意的文字。而在描述参加社民党、参加「族盟」的诸段落中，我们也时能看到一些党外的名字闪现，想来并非孤例。
于是我们可以想像，一向被误认为「老灵魂」、实则一直是寒脸好强的少女态的朱天心，应当觉得十分委屈吧：为什么你们独派还是对我一点好感都没有？我释出的善意难道还不够吗？我和这些独派人士互相体解的情谊，难道还不足以辨明什么吗？这些委屈一直没解开，终究凝结成一「怨毒著述」的情意结，与认同政治、身份政治缠绕不清：「一定是因为我的统派／外省身份，你们这些闽南沙文主义者／亲日者才这样对我吧？」于是遂有了大段篇章，写她参与选战和族盟的段落，那是抗议、反击，也是自我辩护。
这些细节说来琐碎，但建构起来的是一个离开地面，无论真假，总之是有些不知世事、不太社会化的作家形象，她仍活在大观园的前六十回里。
也许作家是释出善意，也许作家是心有不甘，然而吊诡的是，这些段落的书写策略与思路，正好再蹈了那个我辈读者怕读、她认为是「误解」然而我们心知毫无误会可言的路线。这样说或许有些残忍，但也许——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位被定位且又自我极化为「外省作家朱天心」，乃至难以与他人和解的小说家，真正的问题其实不是出在「外省作家」的族类标签上，而正是出在最后那个主体本身，在作家本人的思想和风格里？
从《三十三年梦》里，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第一个比较浮面的层次是，如果我们透过这本书（和其他的著作）去认识朱天心，我们会看到一位对社会生活的理解时而无知天真，时而又计较过头的，矛盾的作家形象。
比如她热爱逛游日本的寺庙，却又多次抱怨为何要收门票，不如拿同样的钱换咖啡喝；也至少完整写了两次天龙寺和尚持名牌行头追求同行女子，认为此非清修之人所应为。但既然来回日本这么多次，焉能不知日本僧侣作为一种「职业」，本来就与汉文化大为不同；而日本的佛寺之所以能养护得当，观光收入居功厥伟？其他如写谢海盟吃旅馆的樱花、沿路偷摘偷采人家花木；当医师因朱西甯罹病提及此病好发于印刷工人时，她的直觉是「每天剪报触摸的油墨之多，也大概等于印刷工人」（真正的印刷工人听来不知作何感想）……这些细节说来琐碎，但建构起来的是一个离开地面，无论真假，总之是有些不知世事、不太社会化的作家形象，她仍活在大观园的前六十回里。
但当提及她所不喜的人事时，这位梦幻少女又会立刻换上一张伧俗计较的面孔。比如前段戏份颇多的仙枝，三十多年来，这位已罕有人知的散文作家、胡兰成的学生，所有粗俗无礼、贪财任性的细节，在朱天心的笔下一分不少，通通挂在帐上。胡兰成在盛夏寄信去世，叙事的当下明知是为了寄信给萧丽红，也硬要透过文字剪接，先多一段文字参仙枝「写信最勤、需索最多」一本，让读者感受到「是她害的！」之暗示后，再若无其事地公布正解。而在这一阵子广为流传的，称吴念真为「矿子」的一段文字，也是类似的偏狭状态。
当然，我无意对这些道德判断进行道德判断，这不是读者能逾越的分际。但我想说的是，透过这些文本细节，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天真得不够天真、清灵得不够清灵、仙女得不够仙女的矛盾角色，而在美丑善恶并存于一人身上的时候，读者们觉得丑恶才是本体、美善仅是虚饰，也是理所当然的。而当这样的角色，总是站在一种审美的或道德的制高点上，对非他族类者指谪点划时，所引起的反感也就可以料想。
真正的「知人论世」，还是需要有相应的内力才能做到。
而第二个更深层、我想更难有其他评论者愿意当面指出的问题是：朱天心并不是一个思想训练扎实的作家，所以当她臧丕否世事、讲论政治的时候，知识水平远胜从前的当代读者，就愈来愈容易看出她的浅薄与局限。将《三十三年梦》与同样在意识形态上不与台湾主流合拍，并且批判人物更加锐利的黄锦树《焚烧》并读，就可以看出真正的「知人论世」还是需要有相应的内力才能做到。不知人、也无力论世没有关系，并非每个作家都要写这个路数，但偏偏朱天心不知藏拙，这是她的诚实与天真。
略举数例，比如大段抄引胡兰成《中国文学史话》的段落，胡写：「王猛教苻坚扫荡其他胡族，崔浩教拓跋魏只管出兵讨平塞外，皆是为将来隋唐的统一华夏清尘除道，如云为王前驱。」（p.59）这种前件必为后件之因的谬误，把王猛、崔浩写成能预知未来的人物，是标准的胡式胡说，贯穿其中的也正是神义论式的大汉沙文主义，但作家引得毫无疑虑。
或在论及自己的「边缘」位置时，引用了萨伊德的《知识分子论》自况，然而并未认清萨伊德的发言脉络，在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人的结构里，朱天心所持守的外省身份，在历史上其实更近于后者。而谈到1990年代日本金权政治结构后，又话锋一转，讥嘲她最讨厌的「台湾总督李登辉」，想必是非常惯熟这种政治，才会放任台湾的黑金横行；这说法也许结论是正确的（放任黑金政治），但推理过程匪夷所思，毕竟李登辉此前好端端的窝在国民党内，若真要探究黑金政治的「渊源」，恐怕还轮不到1945年就离开台湾的日本人。
因此，当她反击年轻时便跟随她到现在的两大标签：「资产阶级」与「（外省人中的）既得利益者」，所做的辩驳如此惨不忍睹，也就有了根本的原因。事实上，作家很可能并未狡辩，而是她真的不知道这几个概念是什么意思，有什么样的分析效力，那就更遑论反身思考自己的位置。她对「资产阶级」的反击不是论证自身的阶级属性（其实我觉得这算不上什么攻击，文学本就余暇产物，作家承认自己的资产阶级位置有什么大不了？），而是小学生式地反指批评者：「你们不也是？」而对于「既得利益者」的辩解，是说自己没有入过国民党、然后同样小学生式地指称陈水扁和刘克襄都入过国民党，最后才说自己已开始补修「台湾学分」。
（未完请参阅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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