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战后中港之间最大规模的跨境基建 ──── 东深供水工程完工，东江之水自此越山而来。因着“同饮一江水”的连系，“中港一家亲”、“饮水思源”等两地关系的理解也渐渐变得理所当然。这个年头，中港加速融合，同时中港矛盾却闹得沸沸扬扬。半百的跨境供水体系依然屹立不摇；水，每日如常地越山而来。然而，建基于此的中港关系想像却不再如以往般顺理成章。
近年，因融合概念而起的城市建设如雨后春笋：无限超支的大白象高铁、漂移的港珠澳大桥、不能正常升降的三跑、特区中之特区的新界东北发展，还有陆续上马的大屿山和洪水桥发展区。我们该如何在这“新常态”下理解香港、理解中港关系？
这次专访政治地理学专家李家翘博士，由他带我们去理解跨境基建与中港融合。跨境/城市基建既投射了政权的城市想像以及其力图形构的中港关系，却也滋长、发酵了城里人的城市想像，以及随之而来的身份政治问题。这个过程充满张力。
争夺领界：边界要开放，还是封闭？
在香港，领界的争夺仍非常激烈。大陆想摧毁两地的区隔，香港内部的一些人亦抱持同样想法。惟同时香港也有些人想固守『领界』，维持区隔。这些角力都体现在香港的城市规划、土地改造，以至香港人身分和香港核心价值的建立上。
在李家翘看来，要准确理解中港融合的问题，必须要了解领界政治（Border Politics）的内涵：中方不同势力、香港不同势力都在“抢夺领界”。互动过程当中，领界模糊与领界强化同时发生，掀起一场有关城市想像以至身份认同想像的角力赛。 李家翘认为，在领界政治的研究中，领界不单指实体上的边境线，其意义更在于“区分我与他的意识，是我们与他者之间那些界线”。因此，领界除了是实体上的区隔外，更是不同群体的社会生活的区隔。这牵涉到政治、经济、文化，也有身份政治一环。 “领界可以是论述的形构、身份认同的构成、使权力具体化的工具手段。说穿了，领界和身份政治密不可分。在香港，领界的争夺仍非常激烈。大陆想摧毁两地的区隔，香港内部的一些人亦抱持同样想法。惟同时香港也有些人想固守『领界』，维持区隔。这些角力都体现在香港的城市规划、土地改造，以至香港人身分和香港核心价值的建立上。这些角力引起的效应直接影响了区域的形成和想像。”李家翘说。
他进一步阐释，并非所有存在实体边界的地区都必然存在领界争夺。在融合过程中，领界的争夺本身就反映了一地的地缘政治处境。“若然香港不是处身如此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其边界就不成问题。根本没有太多人有兴趣去争夺香港，争夺其领界，也因此其领界效应也不那么强。”李家翘以从前同样是殖民地的澳门特别行政区作例：“澳门与大陆之间的确有条边界线，但实际上边界并不存在。两地融合非常紧密。” 李家翘直言，领界争夺的核心在于“边界要开放，还是封闭？而结果倾向任何一方，皆会直接影响跨境区域的形成。”当中，城市空间、制度、人的社会生活等与边界的强或弱有着互为影响的关系。而基建，亦只是跨境区域形构的其中一环因素。
他又举例：“1997年后罗湖的通关能力加强了很多。往后，福田口岸、西部通道等亦相继开放，配合西铁和落马洲支线等交通设施的强化，两地在经济和社会层面的融合的确因这些跨境基建的改善而带动起来。” 回归初期，领界争夺甚至在政府内部上演。
“当时政府内部亦存在好大角力。有说当时陈方安生与董建华其中一个矛盾在于，中港融合的步伐。当中包括争论是否应该24小时通关。据说，陈代表一方力量，认为不应该这么快进行经济、社会层面的全面融合。惟大势所趋，内部分歧的结局是走向更多基建、更多交流的方向。随后两地筹划愈来愈多跨境基建：高铁、港珠澳大桥等，甚至现在筹备中的洪水桥 ‘新中心商业区（CBD）’都在模糊边界，促进区域的形成。”李家翘回忆说。
东深供水工程：争夺战的示范
东深工程不是纯粹的供水工程，而是中国统一规划的部分：它让中国以供水香港为名，收回其供水权，成为中国政府掌握香港的有力手段。因此，中港一家亲、饮水要思源等的共同体想像和中港政治文化关系亦更易找到根基。
如文首所说，东深供水工程这个大型基建的落成改变了我们对香港地景的理解，亦成为了形构中港关系重要的一环：“同饮一江水”的共同体想像。惟，李家翘亦指出“跨境基建的建成可助形成跨境区域，但这些基建以至由基建而生的论述和城市想像，本身都是被高度争夺的。”
他研究指出，当年中英就香港供水体系的营建有过一番拉锯博奕。东深供水工程的营建，正正有助模糊中港之间的“边界”。水，跨越领界进入香港的同时，亦把当时的英殖民地香港纳入大陆政权的东江水体系之中。 他直言：“以此角度看，东深工程不是纯粹的供水工程，而是中国统一规划的部分：它让中国以供水香港为名，收回其供水权，成为中国政府掌握香港的有力手段。因此，中港一家亲、饮水要思源等的共同体想像和中港政治文化关系亦更易找到根基。”
惟同时，为了抗衡中共力量，港英政府在二战后，即使面对水荒问题，竟一方面以商业交易定性东江供水，以挡住大陆借题营建中港血浓于水的恩情关系；另一方面有意识地营建起城市独立供水的体系，也避免了中共对香港过多的政治影响。围绕城市基建的是区域想像的争夺：一方面有模糊两地边界、将香港纳入大陆“社会生态系统”（social ecology）的力量；另一方面有极力强化边界、将香港拉出他者系统的力量。
李家翘因而提出：“探讨区域融合时，不应只停留在多层级空间管理（multi-level, multi-scalar of institution）的理解上。”例如，欧盟作为超国家层次的跨境区域，当中就涉及了超国家的（supra-national）、国家（national）、次国家（sub-national）甚至地方（local）层级的城市管理问题。 “那种领界的争夺，甚至层域／尺度（Scale）然后区域的建构，其反映的意义远超于此。它进一步是赤裸裸的政治争夺：『我要食咗（吃了）你』，还是你能维护自己的scale和体系的问题。”
领界的政治：融合与反融合的角力
经济和政治因素有一定促进融合的作用；相反，在文化、身份认同的论述上，则极力把中港两地拉开。
过往传统的区域主义多着重经济、政治力量所导致的融合。李家翘指出：“经常有种决定论的观点：经济发展的必然；国家雄起，然后融合则势不可挡。”然而，从东江水的例子则可见，基建、领界以至其引申的效应和政治文化论述的建构，皆是被高度争夺的。 因此，他认为，融合并非必然的顺理成章：“跨境区域的形成不一定如过去的理解般如此必然。当中取决于相互角力、领界争夺的成败。更细致一点地看跨境区域融合，则要看其过程中不同参与者的角力，及他们在领界强化／模糊化过程中的参与。”
他续说：“不同参与者在改造空间以及再现城市／区域想像的过程中，会因不同时期（包括香港地缘政治处境的改变），有着不同的盘算。”东江水一例反映的是殖民地时期香港与中共的角力赛。但至1979年，香港地缘政治处境有变，中英即就香港前途开展谈判，香港回归中国成为既定前途，英国因而没有更大的动机维持香港供水的自主，也没有多大力度抵挡“同饮一江水”的中港恩情关系的建构。
李家翘认为进一步探讨领界效应时，更应细致地分层面去看：“经济和政治因素有一定促进融合的作用；相反，在文化、身份认同的论述上，则极力把中港两地拉开。” 在政经层面有种讲法：“不背靠祖国，你就完蛋。”尝试以此模糊两地的边界，推动融合。“在经济层面，中港边界似有还无，基本上不存在。当然，有人会认为经济层面也要区隔。但当下的现况是，经济层面无可避免会融合。而政治层面，若在一国两制被强调的情况下，仍有一定的区隔。” 然而大势是，大陆希望全方位促进“回归”。
惟与此同时，“在文化和身份认同的层面，中港矛盾更白热化，两地愈来愈区隔——这甚至导致政治层面的进一步区隔。上面有股力量想将你推进去，但香港本土亦有一股力量将香港拉出来。” 李家翘的观察是，战线目前落在了身份认同的话语建构上。“社会上愈来愈多人高举人心不回归，然后对香港的想像为一个独立的社群，继而尝试形成一种香港人身份认同──清楚区别于中国人的身份。”
由此看来，人心这条界线比实体以至社经层面的界线更难冲破。他指出：“关口的增加、交通网络的强化，促进了两地的交往。例如，往日只有东铁和文锦渡等通关设施。回归后多了关闸，也强化了交通连接，如西铁以至西部通道、落马洲等，的确促进了人流。但产生的作用有限：人流、交往多了，并不代表就能真正形成跨境区域。当中，尚有其他界线区隔两地。” 他续道：“身份认同的固守，令再多的跨境基建意义也不大。再者，跨境基建尚有好多复杂条件影响领界效应（模糊边界）。例如，关口和交通设施的流量、效率以至实际使用量。即使在经济层面，也难靠跨境基建打破两地『疆界』。”
城市想像：从本土到反融合再到本土
在复杂的角力之下，不能简单的说，多建些跨境基建、铁路，就可促进区域融合的形成。有时适得其反，区域融合反而无法形成。
身份政治、层域政治以及领界政治之间，环环相扣。 “回归的后期，香港不单只被动地抵挡内地加诸于她的一套中港关系和中港城市想像；近几年的观察是，香港社会亦很有意识主动建立这些论述。”李家翘说，这些论述从香港人身份认同，到城市的空间想像，再到中港关系。 天星皇后码头等一系列保育社会运动，是回归后本土意识萌芽的一些土壤。“但当时只算是隐隐然。当时所谓的『本土』身份认同，更多的是以‘集体回忆’来展现，亦更多的只限于批判发展主义。” 当时，对中港融合和中港关系的大力批判并不多见，直到2010年反高铁运动，出现转折点。“这次运动，在反跨境基建的同时，亦令香港人反思中港关系。当时整个高铁的想像是，透过铁路把香港拉回大陆，促进两地更紧密的扣连。反高铁运动就不只是反工程的问题（例如建造成本和走线的不同方案等），其中一条很重要的战线，是中港关系。当时明显出现一种香港人身份认同的声音，开始乃建基于‘我们对他们’的理解之上。” 在反高铁事件上，一个本来被用以促进中港社会、经济和政治融合的跨境基建，却导致了猛烈反弹──反融合。“这亦导致香港人身份认同的强化。『我们对他们』的分野显得更强烈，继而令到在身份政治层面的‘中港Border’变得更强。”
此后，基建的推出或建成不一定促进融合，反而轻易成为反融合和建构香港人身份认同的论述养份，亦刺激了社会对本土（城乡／经济）的新想像。“早前反新界东北发展规划一役，一切的土地规划以及相关的基建规划，已非常轻易地变成一个中港（融合）的问题，进而变成香港人身份认同的问题（我对他者），然后进一步促成身份政治、文化层面变成一个封闭的‘领界’。”
由此观之，跨境区域融合并非如决定论般必然。我们看到融合和反融合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力。李家翘称：“不同参与者（中港两地不同层级的政府、本地不同的公民组织、商家等）在不同层面（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互相争夺。在社经层面的领界开放效应（如建立X小时生活圈），却可成为了文化和身份政治层面反作用力的养分（破坏香港本土社会和市民生活）。因此，在复杂的角力之下，不能简单的说，多建些跨境基建、铁路，就可促进区域融合的形成。有时适得其反，区域融合反而无法形成。”
潘朵拉盒子打开以后
经济层面如何融合、相互依存，不会轻易导致新的跨境身份认同的形成；相反，一旦有身份政治上的醒觉，就会形成骨牌效应，在各层面都不再信任融合，甚至可推翻过往经济上的论述。
这种“中央愈要促进融合，却偏偏强化了地方身份建立”的情况，在国际上俯拾皆是。
李家翘分享了世界上一些政权如何透过“再造”水资源“生态”以钳制地方、促成一统：“你要用水来控制我，消弭边界。当人家懵懂的时候，尚可生效，但一旦‘神话’ 被戳破，本土身份却会变相强化起来。”
香港东江水是一例。“若不加思索，因东江水供港，那‘中港一家亲，同饮一江水’的理解是根深蒂固的。但一旦这种说法被刺破（例如，爬梳历史后，重现了当时供水基建的建立纯粹为中英的政治计算而来，而非单纯中港恩情、殖民善治，也非自然而然、‘自古以来’），潘朵拉盒子就被打开，大家对中港关系、对香港城市本身的想像空间就变成无限。经济还经济层面：水继续买、继续用；身份认同还身份认同：在这种情形下，反而强化了本土身份。”
一旦融合的论述被戳穿，以往言之成理的经济理由都不再成立，甚至促使建构新的经济论述：东江水成本不划算、水质差劣，继而应加强自我造水能力；高铁无限超支，倒不如‘烂尾’，改划成本地用途的空间；开发新界东北农地，经济受益人是大陆人，令社会反思是否需要发展本土经济和本土农业。
“经济层面如何融合、相互依存，不会轻易导致新的跨境身份认同的形成；相反，一旦有身份政治上的醒觉，就会形成骨牌效应，在各层面都不再信任融合，甚至可推翻过往经济上的论述。”李家翘说。
在一国加速融合的大趋势下，围绕着城市规划、跨境基建、文化身份等而来的领界争夺只会更白热化。中港愈推动融合，香港社会则愈反融合。这样的政治张力在往后日子也必然更多、更强。
后记
谁的城市想像？
基建折射着不同人对城市的想像。翻开港府有关港珠澳大桥的文件，当中经济效益是以人民币计算。我们不禁思索，这是谁的研究？而港府又有多少时候在以香港为本位想像和规划我城？然后，不少人批评政府严重高估基建的人流和车流量。但若那堆我们自以为高估了的数字都是纯真的表白，这呈现的又是谁的城市想像？
爬梳历史，为神话剥壳
“本土”是近年闹得热烘烘的话题。而在中港融合和中港关系的讨论中，我们无可避免要直面这一议题。尤其在后政改时代，人们都急着往前看，寻找新的前路。
我们该基于什么开展对我城以至身份认同的想像？笔者想，路径是多元自由的。有人固守旧有的一套理解，有人刺破神话，有人放大神话，也有人基于想像来开展想像。
作为学者的李家翘提出他自己的答案：“如我们在进行的研究工作，透过爬梳历史，重新认识、书写香港，为香港提供另外一种的理解，探求香港的主体性，这都跟身份的形构有关。”我们社会总需要有一类人，不以政治立场先行，反思我们的历史和既有的知识。
读者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