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端传媒台湾运动伤害专题，访谈了318反服贸（太阳花）运动中，居于不同“战斗位置”的四位参与者。在艺术治疗师顾问的协助下，借助“艺术治疗”的途径，使用两副牌卡，与一张空白的面具。
请受访者挑选一张或多张牌卡，说明挑选的理由，借着图卡的提醒，回顾自己与一年前事件的广泛连结。再透过“画面具”这样简单却直接的方式，投射出内在较不容易被人见到的那一面。采访技巧的说明，详见“太阳花的伤口，愈合了没有？”。
“三、二、一！”她从山丘上一跃而下，站在正好挡住拖板车前进工地的位置。看着正面的来车，眼前突然一片黑。看清楚的时候，她已经被人摔倒在地，背后被补踹了一脚，然而疼痛却是从下方袭来，她右膝在石子道路上摩擦出血。
2013年5月，她在苑里“反疯车”，这是一场反对跨国集团风力发电设施侵扰民居的运动。在这场运动里，这样的场面天天上演。
同样的运动中另一次，在田埂间的产业道路上，她与伙伴为了阻拦车辆通行，脖子上以铁链将大伙锁在一起。前来的警方将铁链剪断，将他们一个个拖上警车。她的脖子被狠狠勒住，左手臂内侧也因为铁链缠绕，整片是血痕……
站在第一线，她才感觉自己活着。
从“反媒体垄断运动”开始投身从事社运，黄燕茹当时正在念辅仁大学社工所。因擅长画漫画，在组织里担任美宣的角色。2012年12月底，“全国关厂连线”在总统官邸前的行动，是她第一次“冲”的经验。
“工运里，警察每一场都跟行政院一样打，我亲眼看着一些老工人在我面前被绳子勒着喉，那是一个下雨的夜晚，配上记者的闪光灯，警察每一次打下去，都像是影格的连环动作。”
黄燕茹自称是那种总是想要保护别人的人。国小立志当名社工，但读了社工系后，又对社工“专业”产生了质疑，本着“基层”弱势的关怀，她走入社运的世界。走过华光社区反迫迁运动、反媒体垄断运动、苑里反疯车、太阳花运动，数不尽的第一线位置上 ，都看得到她娇小而坚定的身躯。
不过三年前，黄燕茹和其他爱漂亮的女学生一样，每天化妆出门、自在享受生活中的娱乐。还曾因在脸书放上社运前后的自拍对比被网友疯传。在《苹果日报》的专访文裏，她成了“冲组女神”。但现在，她在身上累积了大大小小的社运伤口。
“对于还在做社会运动的人来说，不能讲的伤害才是最可怕的。”
去年3月18号凌晨，“反服贸”的群众冲进立法院议场，立法院外围大批警力驻守，场内挤满了人群。领导运动的林飞帆站上主席台，对着各个入口叫到：“编号一号门的请举手！二号门！三号、四号……”寻找到自己的“战斗位置”，攀附着捆绑好的椅子与桌子，群众门内层层堆叠，与门外的警群推挤对峙，缝隙间狂乱挥舞着的手与棍。
议场内一楼四周环绕着八道门，警察往哪里攻坚，人群就会往那边防守。黄燕茹回忆，自己当时守在3号门旁，空挡时来回各门提醒第一线注意事项。议场内一共感受了4次警方的攻坚行动，瞬间力道冲击1、2号门，接着是3、8号门，一阵混乱当中，陈为廷高喊“5、6不能亡！”。
四、五千人在外场静坐支持，在确立长久占领的情势后，场内的社运伙伴开始分工，“我熟悉的是前线，八个门现在的状况怎么样。”黄燕茹说。
她来自“冲组”
“我是‘冲组’出生的，大家对我的认知是这样。”
“因为我没有论述能力啊，”谈到自己冲组的地位，她这样说。但一如他的硕士论文《拼凑家的图像》中所言，她在运动中仿佛是“依循自己过往的经验而长出自己的位置”。
前线的热血光芒，反射出他自小从家庭问题中，养成习惯与“混乱”为伍的性格。“到底是混乱生成了我们，还是我们生成了混乱，”她曾问自己。
燕茹身上充满绘画才华。过去是业余漫画家的她，曾在笔下划过每一场经历的运动事件，与运动中的人像，從没想过自己会站在第一线。
“有些人会认为我们是“脑残”冲组，”她说，大多的运动她是被“一通电话”call去“支援前线”，而非参与决策。有时甚至有人跟他约一个地点，下一秒就和他说“等下要准备冲了”。她知道运动中有些人会认为冲组的价值就只是执行冲撞，冲组成了运动里的最基层组织。
“我没有想转型，因为不是身为冲组的错。”
实战中累积来的经验，提炼出那些冲撞的细致艺术。大型陈情抗议现场，面对警队包围，如何摆出安全姿势，面临各种战况如单兵作战、团体战、突击战，相应什么样的法律刑责，决定了如何“临场反应”。而在冲撞策略与议题影响力的综合考量下，更需要第一线的“政治判断”。关于冲撞的“底线”，她说，近来出现有一种“伤口是冲组政治施压的累积”的论调，让肉体的伤口赋予议题能见度，她会告诉其他冲组，以“避免受到不可回复性的伤害”为原则。她也会提醒其他冲组，“小心，别被切割。”避免独自面对国家暴力与司法追诉。
318运动中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依据专长各司其职，有人做宣传、设计网宣，有的写论述。她想起也有很多懂论述的人，在真正的“战场”上反而不知所措，在危险的地方面容呆滞。她曾经大叫：“把他抓回来！”硬生生把那人塞进计程车。现场不是人人都知道如何应对进退。那些在大结构里负责冲撞的人，他们与运动中的其他角色同等重要。
当面临到一场运动扩大化，更多跨行业跨专才的成员加入了一场运动，运动各环节各司ㄅ其职，结构逐渐拉大，却面临到冲组因为产生不出论述专司行动而被说“脑冲”，但这背后的文化资本落差却不被重视，“冲组似乎就像是夜晚的尿壶”。冲组资源很少，较难自主发起行动，她说，“如果只是运动判断的不同，结构问题不去面对，就怪罪冲组皆无脑，这是一种偏见。”
各个组织内的“冲组”也在318的运动中找到彼此。像“台北冲组平台”、“台北冲组联盟”一类的网路群组，包含有不多运动的成员，自己生成一股互相支援的力量。
纠察守不住的那道门
虽然出身“冲组”，黄燕茹在318里担任的是“防守”的纠察。她的运动伤害首先来自这角色。
为了显影那些感受，她在端传媒访问时在象征着运动伤害的“艺游卡”中，随心选了两张牌，一张是在浪淘汹涌的大船，一张是暗色调的岩盘画像。
第一张牌“具象化”她的伤害，那艘大船是自己，下方每一个波浪有如别人的手，想要抓住船，让船沉下去。另一张，她选的是“色调”，阴冷的感觉又很生硬，伤害如“岩盘”一样层层堆叠。“这块是黑的，代表着里面有很多东西，不容易被讲出来，符合我对运动伤害的感觉。”
当时，议场内外有许多纠察系统，黄燕茹担任的是议场内一楼的纠察组长。负责警察协调和医疗团队量体温。但他们仍要执行“辨识身份”的环节才能放人入门，引发想要进入的人士不满。她说，大家认为进出的管制，例如打开背包检查等措施都是纠察决定，“但执行的当下我们其实很困惑。”当时她忍住了许多谩骂。
“但并不是我们说的算，纠察是议场结构最末线，”她说。有些纠察会从结构底层去“撑开”这个身份限制的空间。占领早期，进出看学生证，但有些纠察觉得不合理，还是会放行些社会人士进场。
“这很难和别人讲，因为会被解释成议场内的斗争。”
议场不能放行太多人，还有“容量”问题。白天站着可以多达两百多人，夜晚躺下来只能躺到一百五十人，为控管吸氧量的暴增，她认为必须控管。
同时，她也需要与警方沟通进出的规范，那时警方有许多方式，例如“一个人进换一个人出”、“（场内）只出不进”等等。警方的规定每天都在变，直到她与警方协调使用她亲自画的「数字证」，方便警察辨认才解决了问题。但“谁能领证”这个问题，也引发了新的争议。“确实给人有一种阶级的感觉。”她说。
“运动里面，背负骂名的人是我，承担门禁进出限制的的决策是我。”她说，纠察做很多事会被人骂，第一线总不风光，但这种工作总有人做。
“不管什么运动，我永远不是在指挥车上喊，我永远是在下面让这条游行队伍可以顺利前进的人。”
318运动期间，一天之内要开四个会议，除了议场内各组派代表出席每天工作例会，还有联席会议，将所有团体拉到立法院外的社运团体“劳工阵线”办公室开会。另外，还有九人决策小组被授权决策突发事件。 制度设计上看似民主，但她说，在实际层面上不可能完美运作。
“退场”是令她印象深刻的一次经验，她到开联席会议代表纠察组出席，发现竟然在讨论退场，她只被告知从两个退场时间选一个，而不是“要不要退场”。回到议场已经是晚上十点，“我下面有80个纠察，守了这么久，什么资料都没有，要我说服纠察根本不可能。”
隔天，她在联席会议上大骂：“你们把人当做什么？你们要去外场沟通，是要跟他们说我们不是来沟通，是来宣布的吗？”虽然她明白，联席会议并非民主设计的问题，而是实际在召集开会的操作是有困难的，当时仍有满腹不谅解。
“我只能说，没有人想故意放弃群众，但是那些秘密说出来，会有更多人受到伤害。”她表示许多真相细节就不便告了。
门里，照不到光的角落
黄燕茹说，自己承受的伤害更多“是人际关系上面的。” 黄燕茹曾经历伙伴突然的发出退出组织声明，虽然接受到对方的理由，在当时情绪上头还是不大能承受谅解。参与运动三年，她逐渐感受到，对人的信任在政治当前，是会一夕崩解的。
谈起那些人与人关系中的秘密时，她在桌上众多的“门卡”中，她选了张高耸且紧闭的红色古门。
“这个门很厚重，他等于是一道秘密，”她拿着牌说。大家总会认为，在政治目的还没有达到的时候，为什么要清算这些东西？为什么要挖这些东西？“在国民党还没倒之前，或在运动目标达成之前，为什么要去谈这些（秘密）。”对照先前抽到的“船”卡，卡片上厚重的门传达了给她他有一种卡在门口，进退不得的感觉。
“那门里面会有什么呢？”
“肮脏龌龊的东西。”
议场，318反服贸运动的核心战场，内部充斥着媒体、工作人员、政党人士，一举一动都被看在眼里，相对于第一晚的冲撞，两三天后，场内也因应长期备战需求而产生了“秩序”，空间里的权力架构肃然成型。每一个岗位上的人在现场尽力保守、服从的“默识”，维护着运动的形象。然而，权力内部摻杂的“公私不分”的成分，也透出私人滥权的缝隙。她所指的，就是许多为了运动而“不能说破”的事。
她不喜欢一种时刻。会议开到一半，男性成员起身去户外抽烟，或上厕所，回来后讨论事项竟就得出了结论。“我很愤怒，他们在会议桌上不谈，”她坚定的说，“回来我还是叫他们把所有内容报告一遍。”而男女权力不对等，同样反映在决策地位上。
“是很父权，“黄燕茹观察，女性必须具备柔软的性格，或是成为男性的辅佐，才可能晋升到某个能见位置。”但对社会运动的进步价值观来讲，不对啊，“她上扬了语气。这也正呼应太阳花当时台湾妇女新知基金会的对女性权益的呼吁，阻止运动中各种性别歧视与污名，以及决策与曝光的女性比例相对少。
而那些性别丛里，情欲也跟着流动。她说，”所谓私事就是公事，私事都会影响到公事“。情感上的盘根错节，对她来说是另一层”秘密“。情侣分手后难做朋友，”但是在同一个team里面互相不说话，会不会影响到运动？会啊！“她苦笑。至于自己私人感情她不愿多谈。
她眼中更在意的污点，是情感薄纱下潜伏的性暴力问题。朋友口中得知，有些男社运分子曾在亲密关系里殴打女社运分子，有时伤害严重到需要送医。为此，黄燕茹联合一些女性受暴者，在半封闭的社交网站上指名批判那些施暴人士，甚至也揭露了自己一年多前曾经在男女关系中的受暴经验。但那些丑闻得不到发声，就像被「搓掉」一样，同样成了不能说的秘密。
无论哪一个空间，性别的”秘密“仍挥之不去。现在，她与另一名台湾知名社运人士交往，出席台独运动人士的聚会场合。”有些人跟我讲，记我男朋友的名字就好，你的名字不要记，“她说，还有会议桌上也出现过性别不友善的惊人语汇。
”是不是很像爆料大会啊？“她笑着反问记者。
伤害，没有眼泪
燕茹依着提指示，彩绘代表着伤害的面具。面具上有绿色的藤蔓，代表了希望和生命，天空蓝底色，是她期许自己的内心能够逐渐趋往宁静，不被外在所影响；嘴巴的藤蔓，还有封闭的嘴，透露着，那些不许说出秘密，是为了他人着想。至于难过、痛苦的记忆是滚烫的鲜红色，从象征无情的黑色眼眶中不断满溢出来
今年七月，台湾反课纲学生林冠华自杀。同样帮忙反课纲运动的燕茹，他在得知消息的第一时间里，竟然丧失了感觉。”这也是我觉得不好的事，我发觉自己已经对死亡，逐渐的麻木。“
她说，过去台湾劳工运动中也死了很多人。经历过工会干部跳楼自杀，”可是那关注度，就是没有，社会不会在意啊。“她说，过去在运动中她有”愤怒“，例如大埔运动受灾户张森文先生自杀时；或者她率众冲击总统官邸时。但那种愤怒现在已经消失了，她部分的生命好似也一起跟着逝去了。
”感觉”曾经是她认为维系运动的最大动力。但现在，所有思考变成了“策略”优先，连人的逝去都无法再撼动她。一如她画的面具，双眼的部分很黑，眼神无情，完全丧失了生命感。
与运动伙伴关系的伤害也一样。今年六月，她到民进党青年部担任选举专员，一些社运伙伴，对她到别的阵营工作颇不谅解，“批评有如滚滚洪水而来”，包括亲密关系跟着撕裂、对人的信任度降到最低。
“当信任度被破坏时，没什么好保护的，我就没什么好care，”她语气表露失望。但她接着说：“很多朋友安慰我说，人心本来就是险恶的，不用太在意批评的声音，但是，我如果拖着这样对人的信念，要怎么相信社会能够更美好？ ”
( 本次采访由具有“艺术治疗师”资格的“阿凯”提供谘询及协助，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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