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跨文化联结及气候问题的印度作家阿米塔夫·高什，在2017年出版的著作《大错乱》（The Great Derangement）中写道：“人类世的进程颠倒了现代性的时间秩序：那些身处边缘的人，如今最先经历着、等待着我们所有人的未来。”
人类世（Anthropocene） 是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J. Crutzen）和尤金·斯托默（Eugene Stoermer）在2000年提出的概念，用以描述一个由人类主导的全新地质时代。在人类世中，温室气体排放增多，全球不可逆得变暖，大量动物灭绝，城市化和工业化农业扩张，土地中永久沉淀下塑料、核废料等人造材料。
25年后的今天，“人类世”还没有被国际地层委员会（ICS）正式列为地质年代单位。“气候危机”（climate crisis）在大多数报道中还是会被中立地写成“气候变化” (climate change)，甚至“变化”一词，在保守人士看来也仍然是一种阴谋论。 任何懂得使用“人类世”一词的人，都已经站在批判和悲悯的起点了。 洛杉矶大火来了，现代性进程中受益最多的全球北方精英，刚好可以坐飞机去巴黎。
正在切身感受人类世的，是那些在现代化中不被当作是“人”的边缘群体，包括因为气候危机而无家可归的气候难民和原住民。就像在生态运动中，我们经常看到“瘦弱的北极熊”或“消融的冰块”这样的指代，高什没有指出的是，随同“边缘的人”一起失去家园的，还有在现代性中同处边缘的动物们。
冰的悲剧
北极圈和亚马逊是气候危机的前线。
北极圈的原住民们本有一套跟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法则——寒冷孕育北极圈的生命，原住民驯服猎犬、狩猎麋鹿。
早在1977年， 格陵兰、加拿大、阿拉斯加及俄罗斯楚科奇的因纽特人（ᐃᓄᐃᑦ Inuit）、尤皮克人（Yup'ik）和楚科奇人（Ԓыгъоравэтԓьэт Chukchi），就共同发起因纽特人北极理事会（Inuit Circumpolar Council, ICC），因为北极圈里居住著的40多万不同族群的原住民，相对于丹麦（格陵兰有相对广泛的自治权，但仍然是丹麦王国的一部分）、加拿大、美国（阿拉斯加州属于美国）、俄罗斯以及挪威、瑞典等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划分的人群来说，其实有着更多共享的生活、文化、语言和环境。
更重要的是，ta们也首当其冲地承受着人类世和现代性的危机。
北极圈里的原住民大多信奉萨满教的万物有灵论。 冰、雪、动物、风、河流、山岳都是有生命、有意志的存在。人与自然处于互惠、互责关系中，狩猎或迁徙都必须遵守道德规范，否则大自然会“惩罚”人类。生活在温带和热带的大多数人想当然地认为是温暖孕育了生命，歌颂春天、期盼回暖，但对于寒带的原住民来说，寒冷才是生命的依靠，寒冷是生命力、感知力、需要被尊重的存在。
这里的寒冷守护着人类和其他生灵，让人类的食物得以自然保存，让熊在冰上行走，海豹在冰下游；但寒冷也会“暴怒”，带来暴风雪和冰灾。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不仅是敬畏，而是时刻处于一种动态，在拉扯中共生，在平衡中互惠。
这种共生关系在动物与人的关系中更为显著。原住民猎人必须尊重猎物的灵魂，而动物会“选择”是否把自己献给人类。
西伯利亚的鄂温克（Ewenkīl Eveny）人主要生活在民族国家框架下的俄国。鄂温牧民从旧石器时代就与驯鹿（Reindeer）建立了共生关系，西伯利亚人驯化了驯鹿，用其拉雪橇、驮运和供奉宗教仪式，而驯鹿的迁移轨迹也带领鄂温克人走向新的土地、拓展人类生活的边界。与猎犬建立的契约不同，鄂温人也食用驯鹿，但猎杀时不仅不能浪费肉，还要献祭骨头，以尊重驯鹿的灵性。在重要的节日里，人们会点燃篝火，模仿骑在“飞行的驯鹿”背上。这些共创了鄂温克历史的驯鹿是有神性的，它们可以将人们的灵魂带往太阳。
然而，现代化大大改变了鄂温克人的生存方式。1922年成立的苏联，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体系。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阶段论中，西伯利亚原住民被界定为处于“落后阶段”的“北方兄弟民族”。因此，国家对他们推行了一系列“文明化工程”：推广识字教育，推行集体化，建设医疗和基础设施。
如此，传统的驯鹿放牧、狩猎和捕鱼逐渐被纳入国营体系，许多家庭被迫迁往定居点，原本属于社区的驯鹿群和渔猎资源转而成为国家财产。与此同时，苏联建立了寄宿学校体系，大量原住民儿童被送往远离家乡的学校接受俄语教育。一方面萨满教被定性为“迷信”而遭到镇压，另一方面，在俄语主导的“现代化”框架下，国家却尝试通过文字、档案与学术研究来记录和保存原住民文化。
20世纪中期以后，为了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发展，苏联加快了在北极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矿产的挖掘与军事基地开发。原住民的土地被征用，环境遭受破坏，传统生计进一步受挤压。但与此同时，国家建立了统一收购和保障体系：无论市场需求如何，驯鹿肉、皮毛等都由国家企业统一收购，牧民至少拥有相对稳定的收入，同时，现代化也确实为原住民带来了医疗、教育和福利。
然而，随着苏联的解体，许多牧群又再被私有化。三代人的时间里，原住民社群经历了两番大变，刚建立起来的国家工资和收购保障又突然消失，而市场也及其不稳定。许多牧民因此陷入双重困境，失业率和酗酒率上升，驯鹿数量也从此骤减。从80年代末就一直在西伯利亚与原住民一起生活的英国人类学家Vitebsky在他的著作《驯鹿人》（The Reindeer People）中写道，经历了苏联解体的鄂温人仍然有不少在延续“传统”的方式生活——放牧、相信万物有灵——但这种方式经历过现代性的洗刷和挤压后却变得“濒危”：“鄂温克人就像雪地上的脚印，当雪融化，他们就会消失。”
2000年后，全球变暖在北极圈有了更为显现的体现。西伯利亚原住民学者奥尔加·乌尔图尔加舍娃（Olga Ulturgasheva）观察到，当森林火灾在北极圈大规模蔓延时，牧民说ta们看到了“愤怒的土地”。火灾不仅摧毁树木，还迫使熊、驯鹿、鸟类和其他动物逃亡甚至死亡。有时牧民们会遇到“迷失方向的熊”，它们因栖息地被毁而袭击人类营地。这种危险的攻击性常常被描述成是动物的“野性”，但根本原因当然是人类行为导致大地生态失衡，动物不过在“正当防卫”。
这种失衡也让原住民社群的传统经验逐渐失效，当牧民带领驯鹿穿越森林时，ta们不再能完全依赖过去的记忆；ta们踏上冰面，随时可能出现裂缝；狩猎区的野兽也因火灾而变得更为暴躁。乌尔图尔加舍娃说西伯利亚流淌着《大地的眼泪》，这是大地与气候的眼泪，也是原住民与动物的眼泪。
在北极圈的东边，阿拉斯加，伊努皮亚克人（Iñupiaq）和鲸鱼也流着眼泪。这片石油、金矿资源丰富的土地在1867年被俄国卖给美国。但对于伊努皮亚克人来说，或许传统意义上石油和黄金都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跟ta们一起共生的鲸鱼——鲸是否出现，取决于人类行为是否得体；鲸鱼不是资源，而是决定是否给予自身作为“礼物”的主体。
但捕鲸人和殖民者当然罔顾伊努皮亚克人的物种共生观念，反尔肆意杀鲸，开发石油，带着短期掠夺的逻辑而来。然而，成为了石油开采者的伊努皮亚克人，如今面对的不仅是自己赫然成为资本主义劳工体系的一员，还要面对突然颠覆的道德秩序。
原住民总是被要求感恩殖民者带来了现代性和就业，但是谁在乎这样的就业？这样的就业不就是在破坏原有的平衡之后的一种拙劣的补偿吗？或许不被融入这个全球资本体系，才是对于环境和懂得如何与自然共生的原住民的最大的放过。乌尔图尔加舍娃说，我们正在经历“Cryocide”（冰域毁灭），这不仅是生态危机，更是文化与精神世界的崩塌。在北极圈里融化的不仅是冰，也是人与非人之间的共生关系。
火的悲剧
与此同时，寒冷世界的悲剧在湿热的雨林重演。
亚马逊雨林是全球最大的热带雨林，被誉为“地球之肺”，栖息着数百万种生命。美国学者 Erin M. Evans 指出，在过去几十年里，尤其是在气候危机加剧和资本主义扩张逻辑的推动下，亚马逊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火灾的频率和强度不断上升，这既源于全球变暖带来的极端干旱，也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大规模伐木、牧牛业和大豆种植尤为关键。为了开垦土地，人们常以纵火的方式清理森林。这种“人为火灾”与气候变化叠加，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雨林里的无数动物葬身火海。两栖类和爬行动物尤为脆弱，它们对湿度和温度极度敏感，一旦栖息地被烧毁，几乎没有生存的可能。鸟类和灵长类虽然能够迁徙，却被迫离开熟悉的领地，被迫另寻家园。而这些地方往往不再是森林，而是农田、牧场甚至是城市中的荒地。鸟类可能在农田觅食，灵长类则可能闯入人类聚落寻找食物和庇护，从而引发新的冲突。
大型哺乳动物同样难逃厄运。树懒、美洲虎、貘等物种往往不得不穿越公路、农田和河流寻找栖息地，而途中死于交通事故或猎杀。小型哺乳动物如啮齿类则因为失去庇护，而更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猎物。即便幸存下来，它们也面对着被彻底打乱的食物链与生态平衡。
Evans 指出这些动物就是雨林中的“非人类难民”。它们和人类气候难民一样，被迫离开家园，在陌生的环境里挣扎求生。这并非自然宿命，而是全球资本主义驱动的结果。牧牛业与大豆种植满足的正是全球北方的肉类消费与饲料需求；纵火清林、森林砍伐、土地掠夺，都是这条供应链上的一环。与动物共享“难民”命运的，还有大量依赖森林为生的原住民和小农社群。Ta们在火灾后失去耕地、食物和文化根基，被迫迁徙到城市，成为廉价劳工。
ta们中的许多人进入照护劳动体系，在城市里从事护理、清洁、家政等低薪工作，为全球北方和南方的中产阶级提供服务。但与此同时，ta们自身的社区照护体系却在瓦解，家庭与文化的传承因此受到严重冲击。
冰火故事体现了两种体制共同的现代性悲剧——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
以Naomi Klein为代表的左派学者指出，环境问题不仅仅是道德问题或是国家之间关于共同守护抽象的地球的宏观问题，因为其根源紧扣资本主义的发展——能源开采、土地拓荒、资源使用、生产开发。我们每一个食用了工业化农业产品（如面、肉）的人都默许了土地开垦，每一个使用智能电子产品的人都参与了矿石挖掘，我们身上的聚酯纤维衣服、开的车、用的每一份塑料制品都与石油相关；而参与其中的我们，不仅剥削了自然，也剥削着参与到生产、开垦环节的每个劳工。
现代性给每个人注入了一份工业化的梦，在蒙古、西伯利亚、大凉山的每一个孩子仿佛都应该向往某种全球北方中产的模范生活——在俯瞰城市的公寓里，做着专业度高的白领工作，过着异性恋一夫一妻范式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我们跟动物唯一的共生关系就是养宠物。
诚然，在具备交叉性视角的左派学者的历史梳理中，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与殖民过程密不可分。而殖民的本质，往往就是对原住民和有色人种的非人化。只有在将他们剥夺“人”的身份之后，殖民者才能心安理得地把他们排除在“自由、法治、人权和平等”等自由主义的崇高理念之外，并将他们安置在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化秩序中，作为最底层的劳工。
而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梳理则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的形成同样依赖于对女性的迫害与排斥。猎巫运动不仅清除掉了女性在社区中长期承担的灵性与互助工作，也让“科学”与“专业”获得至高地位，将男性劳工纳入生产体系的同时，把女性推回家庭，承担起无偿的再生产劳动。意大利学者西尔维亚·费德里奇（Silvia Federici）的研究对此有深刻阐释。
如今，这份批判的对象已扩展到“自然”。在现代性框架下，“人”被从自然中孤立出来，被定义为“高等动物”，无需再敬畏自然，也无需与其他生命共同参与碳循环的平衡。借助科学的权威，人类得以自信地驯服、剥削自然，把周遭环境改造得“更适合人类居住”——哪怕代价是失去与万物共存的伦理与平衡。
照护与关系
在疫情期间，“去增长”（degrowth）这一生态社会主义概念受到了广泛关注。去增长是一种反思无限经济增长逻辑的社会运动与学术理念，它主张在生态承载力与社会公正的框架下，有意识地减少物质生产与消费。其核心并非回到匮乏，而是通过缩减浪费、降低能源消耗、重视地方性与公共福利，来建立更平等、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去增长的研究也敏锐地指出，GDP 这一指标本身带有冷战烙印——它最初是用来证明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的工具。相比衡量个人幸福或社会福祉，GDP 更强调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制度的优越性。
然而，当学者们设想如何落实去增长时，却往往再次诉诸于强有力的国家机器。Jason Hickel 等人提出，应通过对富人征收更高的税收，进而集中资源推行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以此重新分配财富并保障社会公平。
一个强而有力、同时高度集中的政权，难免让人联想到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麋鹿、鄂温克人，以及冻土的眼泪都在提醒我们：即便在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中，依旧可能陷入同样的增长逻辑。无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在强权政治的驱动下，所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分野”或许最终都导向同一种悲剧。
当然，西方的左翼学者会强调：如果在这样的社会主义模式下能够真正践行绝对的民主，也许可以避免重蹈覆辙。但即便如此，我们仍能看到，他们在设想未来时依然离不开对现代国家形态的依赖，以及对自由主义伦理的坚守。从康德到哈贝马斯，这一传统的根基始终是抽象意义上的普遍正确（如康德的“绝对命令”），以及对绝对沟通理性的执着信仰。
事实上，原住民、动物社群以及部分女权主义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正是放下对理性、“大一统”以及某种意义上的现代国家的执着。以女权理论为出发点，Evans 提出，我们需要以“照护”（care）的视角来理解多物种的难民化。
照护并非仅限于人类之间的伦理义务，它也应延伸至跨物种的共同体。火灾中奔赴前线救助受伤动物的志愿者，城市边缘为流离失所家庭提供食物与医疗的草根组织，都是这种“照护运动”的具象体现。它们展现了另一种可能：通过跨物种的联盟，去挑战那些制造灾难的制度逻辑。
在这里，Evans 强调的并不是以理性为中心的民主，而是女性主义伦理中的“照护”。这种“关系性”的思维意味着放下对绝对正误的执着，将自身行动置于情动之中。我在，因为我在乎（care）。
在《危险的未来》（Risky Futures）一书中，两位编者奥尔加·乌尔图尔加谢娃（Olga Ulturgasheva）与芭芭拉·博登霍恩（Barbara Bodenhorn）其实对“人类世”概念提出了质疑。她们认为，这一概念过于理性、宏观且模糊，同时深陷人类中心主义，难以真实反映北极原住民所面临的紧迫风险与复杂的知识体系。取而代之的，她们主张以更具地方性、关系性与伦理性的概念（如“cryocide”，即“冰域毁灭”）来重新理解环境危机。
在现代性的时间逻辑里，原住民常被定位为“落后”，或被迫以自身的当下悲剧来揭示全人类的“未来”。人类世这样的词，又再次把原住民的知识排除在主流知识体系之外。两位编者强调，原住民生活的正是“现在”，他们的实践也正在当下发生。现代性往往试图吞并并同化其他实践，但原住民并不要求现代性来“学习”自己，因为“因地制宜”本就是原住民知识系统的核心原则。
在乌尔图尔加舍娃的田野调查中，她特别强调了科学家与牧民之间的互动。科学家们在野外采集样本、测量温度和冻土厚度，但他们也坦言：若没有牧民提供的路径、营地与地形知识，研究工作几乎无法开展。牧民的观察细致入微，他们能指出哪片土地出现新的塌陷，哪些区域的冰层提前开裂，或是动物的迁徙路径如何因火灾和冻土融化而改变。
这并不是简单的“原住民知识+科学科学”，而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结合，是一种现代性和原住民知识的共荣。原住民并不需要“人类世”或“后人类”这样的新概念。在这些学术话语尚未出现之前，他们早已实践着与多物种共生的方式，并在万物有灵的世界观中安身立命。是现代性需要放下自己顽固的成见，去容纳复杂而具体的种种“现在”和多元知识。北极圈的风险不能被简化为技术管理的问题，它总是与道德责任、宇宙观与社会关系紧密交织。只有正视、珍视后者，温带、热带大陆的我们才能找到在“人类世”中存活的启示。
雁群飞行时，领头的位置并非固定，而是不断轮换。最前方的雁耗尽力气，就退到后方休整，另一只便自然顶替。正因如此，队伍才能飞得更远。这种轮换的领导方式，不是权力的争夺，而是互助与责任的分担。 在《万物黎明》中，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与考古学家大卫·温格罗也挑战了现代化历史观下社会进化论的假说：人类在农业、城市出现之前，已经尝试过多种政治与社会组织方式——远古的狩猎采集社会并非永远是小规模、平等的，他们常常在不同季节或地区切换政治制度，比如某些时候实行集体平等，另一些时候则有强势的首领或祭司；农业也不必然导致阶级分化，许多早期农耕社区保持了高度的自治和平等结构。
然而，从世界观到社会组织方式，现代性让我们忘记了“附近”，只记得“国家”，忘记了变通，只记得规则和正误。这样一种国家之间的合作不能为环境气候危机指出出路。与其把希望寄托在一条本就想不通、甚至导致危机的循环死路上，不如让我们学习雁群、学习原住民、学习小规模的照护实践，放下对于“大”的执着，承认人类本身就处于复杂的关系网络中：
我们并不比别的物种高尚，而同属“可以被牺牲的生命”。
唯有在承认这种彼此依存的前提下，才能开启真正的政治与伦理想象：不是追求规模更大、速度更快的现代化发展，而是营造一个以“关系”为基础的世界，用照护、延续与变通取代统一与支配。“共同体”的出路，或许可以始于敢于松开对“某一条”道路的执念，在多样的生存方式与物种关系中，重新学会如何共处与延续。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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