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多年来，中央不断研判香港的情势和部署应对之道。中央认为，香港回归后出现的管治困难和政局混乱，主要原因是香港存在着一股不容轻视的反对力量。他们不接受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的事实，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作“另类诠释”，不尊重中央的权力和职责，不断以激烈抗争行动冲击中央和特区政府，妄图迫使中央“交出”香港特区的政权，好让他们将香港变成“独立政治实体”，甚至借此促使中国走上“和平演变”的道路。在中央眼里，反对派之所以嚣张，是因为他们能够巧妙地订立“政制改革”为永恒的政治议题，并借此来动员群众和激发冲突。
为了改变香港的政治生态，好让“一国两制”能够顺利落实，中央在2007年同意香港可以在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并在此之后普选立法会。中央的目的是希望通过积极回应反对派及其支持者的政治诉求，引导他们放弃与中央的对抗态度，承认基本法规定的政治体制，并逐步向“体制内的反对派或改革派”或“忠诚的反对派”转型。当然，行政长官的选举办法也要确保国家安全和利益得到切实的保障。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4年就普选行政长官做出的“8．31”决定，就是要兼顾香港人的民主诉求和国家的需要。“8．31”决定在人大常委会以罕有的绝大多数通过，具有反映“国家意志”的特殊意义。从中央的角度看，反对派如果坚持要推翻“8．31”决定，坚持要中央接受他们的罔顾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以“国际标准”为依归的所谓“真普选”方案，则可以断定反对派不愿意放弃他们与中央对抗、否定“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立场，也意味着中央那个引领反对派改辕易辙的策略失败。
现在政改方案既然在立法会被否决，则中央对重塑香港政治生态的意向只会更明显和更坚决。
不过，无论特区政府提出的，依据“8．31”决定设计的特首普选方案能否在立法会通过，中央重塑香港政治生态的策略不会改变。政改方案通过当然比不通过好，因为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重塑的成本。即使政改方案通过，香港内部依然会在长时内存在一股与中央对抗的势力，其中那些激进分子（中央眼中的“死硬派”和“顽固派”）更是中央日后需要重点对付的对手甚至“敌人”。王光亚断言要跟他们坚决斗争，估计正是中央要反制和打击反对派内的极端势力的“国策”的说明。现在政改方案既然在立法会被否决，则中央对重塑香港政治生态的意向只会更明显和更坚决。
现在很难说清楚中央对那些极端势力会采取什么对策，但王光亚已经宣告中央不会让他们有机会执掌香港特区政权。我预料中央会认真运用它在“一国两制”下拥有的权力来缩小极端势力的活动空间，与特区政府和“爱国爱港”力量加强协作来“孤立”他们，强化特区政府的管治能力及加强“爱国爱港”力量的团结性、战斗力和群众支持基础来“边缘化”他们。
理论上，在“一国两制”下中央拥有的权力颇为广泛。通过对基本法第74条的解释，可以大为减少立法会内反对派议员的“拉布”行为。如有需要，中央可以向行政长官发出指令来禁止那些危害“国家安全”的组织和行为。如果情况危急，中央也可以针对香港发生的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的组织和行为将一些“全国性”法律引用到香港来。与此同时，中央也可以对积极支持反对派的国内和国外的组织和人士施加压力，促使他们减少甚至停止对反对派的怂恿和协助。
合作形成“泛建制派”战线
中央、特区政府和“爱国爱港”力量通力合作并形成“泛建制派”战线，会有利于“爱国爱港”人士在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中多拿一些议席。假如他们的议席能够超过三分之二，或者拿到多于一半的地区直选议席的话，则反对派利用立法会来阻挠特区政府施政的意图便无法得逞。不过，即便上述目的达不到，只要建制派议员能够在中央的领导下加强团结和协作，已经可以显著压缩反对派议员在立法会的斗争能量。当然，在目前建制势力仍然内讧频仍的情况下，中央的任务将会十分艰巨，尤其是可以预见的是反对派将会以发动群众反对梁振英为打击建制派的主要手段。
我猜想中央会责成特区政府按照“依法办事”的原则，以更强硬的执法行为对付那些激烈和暴力行动。目前香港人对那些带有暴力成分的激烈行为深恶痛绝，估计他们对政府严厉执法不会有太多批评。
中央加紧吸引温和反对派来归
更为重要的，是中央会加大力度推动“爱国爱港”力量的建设，为他们提供更多的资源，争取更多的中间、温和及务实人士参与到“爱国爱港”阵营来，并吸引一些温和的反对派人士来归，从而扩大“爱国爱港”力量的社会代表性和支持基础。
在中央的指导和要求下，特区政府应该会致力争取更多来自不同方面的人才参与特区的管治工作，目的在于提升特区政府的政治威望和管治能力，也为了配合“爱国爱港”力量的建设工作。就算本届政府在余下任期内因为种种原因而做不到，这项任务也必然会落在新一届政府的身上。
中央会更会花大力气来重夺“话语权”，让香港人更明白中央早已定下来的“一国两制”方针的目的和内容，以至中央一直以来所拥有的权力和职责。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改变香港不少人因为反对派过去的“误导”而产生的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误解，无疑最严重的“误导”是将香港当成为“独立政治实体”。
在经济领域，中央会一如既往大力协助香港经济的转型和发展，尤其让香港参与到中央的“一带一路”的宏伟战略之中。不过，中央会特别关心香港的经济发展能否让更多的香港人尤其是年轻人受惠。在缩窄贫富差距的工作上，我想中央可以通过对一些强固的既得利益集团晓以大义，同时又施加压力，让一些有利于改善民生、减少社会不公和舒解群众怨毒之气的政策和措施得以实施。这些工作肯定会有助于减少反对派在社会上的支持者及争取香港人心的回归。
……加强“爱国爱港”力量的建设、引领反对派内的温和人士向“体制内的改革派”过渡、孤立和“边缘化”激进反对派……
诚然，中央究竟会运用哪些手段来重塑香港的政治秩序，现阶段难以断定。不过，鉴于反对派走上衰败之途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估计中央对反对派的策略会取得一定的成效。
当前，中央对于改变香港的政治生态、扭转香港回归后的政治分化对抗局面、加强“爱国爱港”力量的建设、引领反对派内的温和人士向“体制内的改革派”过渡、孤立和“边缘化”激进反对派、严厉对付激烈和暴力行为、减少香港人对中央的牴触情绪、推动香港经济和社会向前发展和加强香港与内地的融合等的决心很大。无论是成功或者失败，都对香港“一国两制”日后的实践以至“五十年不变”后香港的将来事关重大。坦率地说，假如中央无法有效约束“死硬派”和“顽固派”势力，则香港“一国两制”的前景必然阴霾密布。
（刘兆佳，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前首席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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