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不要问我从哪里来──陈顺馨(上)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 为了山间轻流的小溪,为了宽阔的草原, 流浪远方,流浪。 寻根,回到土地。 **** 陈顺...
七十年代来时路 大陆 香港 政治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

为了山间轻流的小溪,为了宽阔的草原,

流浪远方,流浪。

寻根,回到土地。 摄:卢翊铭/端传媒
寻根,回到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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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顺馨说,齐豫的这首《橄榄树》,成为了她的北大情怀象征。甚至,在不同的场合,都唱得那么投入、动情,不只一次失声痛哭。

她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院,是八九年,是北京经历天安门民主运动,以及,血腥镇压的那年。她这头长发,是在北京读书时慢慢花白起来。

八十年代,陈顺馨带着对中国河山的浪漫想像,流浪中国大地,交朋结友,写诗,感怀游子的心情。

“故乡、母亲、祖国等想像与当时支配着我的民族情怀,结合得天衣无缝。”

直到六四枪声响起。

陈顺馨的民族情怀就从河山转为勇敢参与民运的中国人民。

那时北京戒严。为了自己的民族认同,为了和人民忧戚与共,她没有放弃学习机会,只身赴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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邂逅国家

现年六十一岁的陈顺馨,任职大学老师多年,刚退休。一直以来,她都热心社区,投身女性主义运动,是新妇女协进会的创会成员,现在是活耕建养地协会的执委,在近沙头角的南涌租地耕种保育。

陈顺馨头顶白菊,胸怀民族。要解释这种情怀,得要回溯到七十年代,或者更早。

“七十年代里头,我濛查查(不知就里),对中国并不熟悉。经历六七暴动后,我们认识左派,但并不明白什么是国粹派,最多只是与阿妈回大陆才有接触中国的机会。”

那种接触,是回乡。那是罗湖海关,是成千上万的人潮;是头戴红星帽子边防员的严厉,是笨重行李与人潮构成的走难;是七十年代初的少不更事,也是无意识的国家经验。

“对中国的理解还有国货公司、当时文革武斗后从大陆漂到香港的浮尸、还有毛泽东像及『东方红』乐曲。这是一种对中国的不认识,迷惘,恐惧,好奇,最主要是不明所以。”

火红的七十年代,最初只是一些人的七十年代。

1973年,陈顺馨在教会认识的韩德民神父邀请她帮忙开展“官塘居民谘询服务”的义工点,替当时“为民请命”的市政局议员叶锡恩做翻译,接触到七十年代基层市民所面对的房屋,福利问题,到访了收容所,安置区等等恶劣的环境。到1973年进了理工学院,她参加了天主教同学会,让她在思想与实践上受到冲击。

就是这样,义工服务的开展以及成为大专生,让她走进火红的七十年代。

“我进入学生运动的渠道是天主教学生同学会,不是非常政治性,但强调服务,『非以役人,仍役于人』,例如在五一劳动节时在理工学院的饭堂帮工友收拾碗筷等。我当时都不会称自己为社会派,只是后来回望才会这样去理解自己。相对当时是国粹派的理工学生会,天主教同学会的性质是较关心本土的社会,因此让我有机会理解香港本土的问题。我是从这些本土的问题出发,去思考殖民统治的问题,继而反思资本主义。”

“这一方面是本土,同时相对的是家国的迷惘。当时我不是太明白学生会为什么会不喜欢我们。”

“我最记得是学生会会撕掉我们贴的海报,而他们分给我们的钱是各属会中最少的。还是不给?都忘记了,但肯定是非常不喜欢我们。我们的焦点是『关心社会』,他们举办中国周活动的时候我们没有参与。我们随天主教大专联会做事,不是学生会的那条线,所以就会奇怪为什么他们不喜欢我们。”

国粹派与社会派的差异在于意识形态,尤其是当时还处于“文革”时期,理工学生会拥护中共中央,认为天主教同学会是改良主义,不够“进步”。

今天的陈顺馨当然明白,那个时候“国粹”对她的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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艇户事件

1976年,香港大专学界里的国粹派随着中国“四人帮”倒台而失去了思想及组织上的支持,失却了在社会上的影响力。

那个时候,陈顺馨反而与一帮“社会派”的朋友进一步介入香港的社会问题,开始阅读马克斯、恩格思和毛泽东的作品,尝试了解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从中探寻社会的出路。

毕业后她在香港旅游协会(今旅发局)当了短暂的研究助理后,便加入荃湾合一社会服务中心(“合一”)工作。当时的“合一”是比较激进的社工团体,提倡以冲突模式组织基层居民,争取自身权益。公余其间,她仍然参与观塘居民谘询服务的义务工作,包括与其他朋友一起在油麻地避风塘协助艇户争取上岸居住。

七十年代油麻地避风塘停泊了大小艇只,今天已被填平成为了九龙西隧入口。由于渔民没有经济能力把日久失修无法出海的艇只翻新,因而放弃捕鱼,转为上岸打工。上岸的渔民薪水低,无法置业,这样一来,渔艇就变成住家艇。

艇户的居住环境恶劣。因为没有排污系统,污水与垃圾就只能倒在塘里;为免风季到来令艇只翻侧,失去居所与家当,艇户以绳子把艇只联系起来,却做成火烧连环船的危机;而由于地方狭小与船身摇晃,家长要以绳子把小孩绑在艇边,防止他们掉到水里淹死。

各种各样当时陈顺馨有份参与的运动文宣。 摄:卢翊铭/端传媒
各种各样当时陈顺馨有份参与的运动文宣。

其实艇户争取上岸的行动始于七十年代初,但到了七十年代未才引起社会更大的关注。1978年,由十三个大专院校学生组织和一些较前卫的劳工、居民和社工组织(包括观塘居民谘询服务)所成立的“各界支持艇户上岸联合委员会”在12月24日前往辅政司署请愿,要求房屋署集体安置艇房到岸上的临时居所,被警方以行动未经批准为由被截。

“当年我们不叫公民抗命,当时会说游行示威是我们的公民权利。其实在1978年的圣诞节游行已被政府截了一次,我们知道1月7日再去是一定被捕的。”

1979年1月7日他们再次出发,游行到港督府请愿。当时山东街这个在雨伞运动里冲突最激烈的地方仍未填海。

“我们一班人在山东街码头集合,与艇户同坐两架旅游车前往港督府。我们兵分两路,有些人乘旅游巴,有些人直接在港督府那边等候。”

“旅游巴在红磡隧道口被警察截停,显然他们早已准备。然后警察就上车宣布我们非法集会,直接着令那两架旅游巴士开往中央警署落案。那些原本在港督府等候的人就到了警署门外声援,另外些人就到港大开记者招待会。那时是叶锡恩替我们保释的。我和一位艇户小朋友最先离开警署,随即前往港大参加记招。”

在1967年订立的“公安法例”说明三个人或以上往同一个目的地就构成非法集会。56名艇户老少男女与11个支持者,就是在旅游巴上被“非法集会”的罪名被拘捕。这是艇户争取上岸化成“艇户事件”的转捩点。

1979年2月12日,67个被捕者同样乘坐旅游巴到铜锣湾裁判司署受审,现场上百支援者声援。

艇户事件支持者在法庭门外等候审讯结果。 摄:卢翊铭/端传媒
艇户事件支持者在法庭门外等候审讯结果。

“有一点我一定要说。当时我们以各自的人脉去找人帮忙,其中一个联络到的是梁爱诗,当时她已是律师,她居然叫我们认罪。我们当然不理睬她。之后我们就找了余叔韶,是御用大律师。他帮我们免费打官司。后来判决的时候,艇户不入罪,十一个支持者被认为知法犯法,入罪,留案底。我们上诉到高等法院,找了一个御用大律师列显伦帮我们。”

“结果当然也失败,因为这是政治判决,而非法律判决。我们其实也是有所预料,因此那次上诉的支持者带了个花圈,上面写着『民主已死』,打算一输了便游行。那个时候警察警告我们,如果再行进便拘捕。当时如果我们再被拘捕就会直接坐监,因此内部意见分歧,最后没有继续游行了,就这样结束。”

在七九年,民主已经死了。当然,八十年代的“民主回归”,却是后话。

“我们之后再上诉到英国枢密院,当然最后也是输掉。”

艇户的问题依然是没有解决。1979年8月,台风“荷贝”袭港,数小时内便吹翻50多艘停泊于油麻地避风塘的住家艇。

“当时政府要艇户沉船后才可上岸,搬他们到新界。以前新界没有交通,是很遥远的,我们问为什么不让他们住在市区。政府回说没有地方。但当时那个漆咸营其实是空置的,我们质疑为什么不能让艇户住在那里?”

“我们就说不如去占领漆咸营,然后大家就冒着大风雨从油麻地走去尖沙咀。去到漆咸营时我们骑膊马,爬了进去。当时托派有一个很强壮的人,忘了什么名字,他弯下了腰,让我们踏他的背爬进军营,占领了一星期到十多天左右,有十多人,有艇户,有支持者。”

其实在“占领”的第二天,他们已被警察重重包围。

“我们还在里面开会,有人就从外面运水运粮食进来,后警察叫我们走,我们不从,他们封营,不准人进来。接着我们后援不继,断水断粮,最后就走了,但警方没有拘捕与控诉我们。”

这些参与社会的种种与及要面对的风险,让陈顺馨及一些积极参与社运的社工,想到成立工会的需要。1979年4月的一次中国旅行中,她与麦海华在内的六位社工在长江三峡的船上,正式商议组织社工工会,回港后成立了香港社会工作者总工会。

那次中国之行,让陈顺馨感受到的,还有是乡土情怀。

中国1979年的改革开放,更让我有机会多次以游客的身份踏足家乡以外的中国土地,满足我对感到自豪的“社会主义祖国”、“锦绣山河”的想像。现在还起得1979年在昆明第一次见到从越南战场回来的解放军、在重庆走在“毛主席走过的路”上、在长江三峡发思古之幽情时那份兴奋和浪漫,但我对中国的认识其实不深。

── 《正值银杏生辉──记北大》

这种认识不深,成了陈顺馨日后寻根寻民族身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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