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从最左到最右,欧洲各派如何看待难民?

欧洲难民危机争议不断,作者陈婉容为此梳理了欧洲不同政治光谱的代表人物及政党对难民危机的立场和言论:
2015年9月29日,德國哈瑙,大批難民以一個體育館作為臨時住所。
资料来源:陈婉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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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党新党魁郝尔彬(Jeremy Corbyn)

工党选出郝尔彬当新党魁,大概是英国近年最令人耳目一新的政治发展,也是贝理雅时代后,工党找回自己工人阶级政党定位的新希望。郝尔彬认为难民危机只能在全球合作的层面上解决,但比较富有的国家,例如英国,应该尽量收容难民,因为这不止是英国作为联合国难民公约签署国的责任,还是作为人类的责任。

一如大部分立场偏左翼的人士,郝尔彬并不认同许多右翼人士支持对叙利亚人道干预的立场。他在《观察家报》的评论中写道,轰炸叙利亚只会制造更多流离失所的难民,无法解决欧洲的难民危机。郝表示:“伊斯兰国令人憎厌,阿萨德政府也犯下累累人道罪行。但我们必须同样反对沙地在也门的空袭,还有巴林血腥打压民主运动的、由英国支持的政府。”他认为推动全球裁军才是上策。

希腊激进左翼联盟(Syriza)

今年年初赢得大选的Syriza,之前面对处理希腊债务危机的严峻考验,然后又因为希腊在欧盟边缘的地理位置,而站在叙利亚难民危机的前线。Syriza认为希腊经济需要援助,但没有以此推卸希腊在难民危机中的责任,他认为希腊必须帮助叙利亚难民,但因此更需要欧洲与国际社会在金钱与基建上的协调。

事实上,针对近年在希腊崛起的新纳粹极右政党金色黎明党(Golden Dawn),Syriza在当选时已经表明反对妖魔化难民及新移民,亦表示反对集中营等非民主政策。Syriza认为解决贫穷问题,会同时令希腊人和难民受惠。

德国社民党(SPD)

8月底,社民党因为支持收容难民而收到大量来自极右立场人士的恐吓电话,还因为炸弹惊魂而需要从他们在柏林的总部疏散。该党党魁及德国副总理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表示:“那些右翼人士以为自己是德国价值的守护者,但其实他们是最不像德国人的人。”


资料来源:陈婉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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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独立党党魁法拉奇(Nigel Farage)

英国独立党(UKIP)是英国的极右翼政党,虽然有不少论者认为他们只是“疑欧派”,但其政策和党员言论绝对属于极右派。在叙利亚男孩艾兰陈尸沙滩的照片曝光后,该党的前国会候选人Peter Bucklitsch在推特上说:“这个男孩穿得好,吃得好,他的死完全是因为父母贪图欧洲的安逸生活。插队是要付出代价的。”而Nigel Farage也是英国唯一一个没有促使卡梅伦政府检讨收容政策的主要政党党魁。

Farage不时在推特(Twitter)上发表反难民的信息。他认为英国必须仔细查明难民背景,以免不慎容许伊斯兰国战士入境英国;又指许多“难民”虽然来自叙利亚,但生命不一定受战争威胁。独立党一直主张英国退出欧盟,而Farage对欧盟的难民政策亦表示怀疑:“现在无论是谁踏足欧盟领土,都会被认为是寻求庇护人士。”

德国极右政党

另类选择党(Alternative for Germany)是德国的极右翼政党,跟许多在过去20年崛起的欧洲极右政党一样,其特色是反移民、反难民、福利沙文主义及种族主义等极右立场。原本是极左派记者,现在成为了极右派国族主义者的Jürgen Elsässer在跟AfD有关的Compact杂志发表一贯的反难民言论,在一篇题为“难民产业”的文章中指出来到德国的难民不单依赖福利,是社会的寄生虫,而且直接威胁德国公民的生活质素;例如有许多租客被业主扫地出门,因为业主宁可做难民生意,赚取政府津贴。又指出许多难民态度恶劣,跟德国文化不符。

另一极右政党Pegida把在德国曾经一度是敏感话题的犹太阴谋论跟难民潮扯上关系,认为难民涌入德国是“以色列和美国的阴谋”,目的是要控制德国。

法国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

极右国民阵线党魁勒庞(Marine Le Pen)不断发表反难民言论,指“大部分难民都是经济移民”。被要求提出证据时,勒庞表示“看电视就知道”,因为“99%的难民都是男人,他们明显就不是在逃避战乱,而是为了经济利益来欧洲的。”但根据联合国数据,在之前经过马其顿的3000名难民中,就有三分之一是妇孺。不过,在叙利亚男童伏尸沙滩的照片成为新闻焦点后,勒庞的态度却有所转变,首次表示这些难民是在逃避战乱和死亡,明显跟她之前说大部分“难民”都只是经济移民的说法有出入。

更好的匈牙利运动(Jobbik)

跟希腊与塞尔维亚一样,匈牙利处于欧洲边陲地带,成为了难民涌入欧洲的门户地区。Jobbik是欧洲最成功的极右政党之一,是匈牙利第二大党。之前被拍到脚踢难民儿童,又故意绊倒手抱孩子的难民父亲的女摄影师Petra Laszlo,其任职的电视台就是跟Jobbik有关系的N1TV电视台,该电视台跟Jobbik一样,以极度排外立场著称。

Jobbik近年最骇人听闻的新闻,是该反犹政党在2012年提议制造匈牙利的犹太人名单,因为有许多犹太人“威胁匈牙利国家安全”。此举令国际社会联想到纳粹党要求统计犹太人人口,并要求犹太人佩戴大卫星章以资识别的行为。对于难民潮,Jobbik亦采取极强硬态度,反对在布达佩斯为难民兴建基本卫生设施,例如食水和厕所,反而表示匈牙利应该花钱用巴士把难民尽快送走。就算是已经在匈牙利取得庇护和公民权的难民,Jobbik亦认为应该褫夺其选举权。


资料来源:陈婉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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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知识分子及学者一向以持左翼立场者占大多数。早前学者C J Polychroniou就难民危机在Al Jazeera撰文,追溯以往学者及知识分子鲜明的反法西斯立场,并且批判现时的学者鲜有以批判时政为己任。但其实在欧洲的叙利亚难民危机中,仍然有不少知识分子公开发声。

历史学家格罗斯(Jan T. Gross)

Gross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者。来自波兰的Gross严厉谴责东欧国家对难民危机的立场,例如波兰与斯洛伐克只收容基督徒难民,而在匈牙利,右翼排外与反难民主义愈趋猖獗,不受控制。Gross直言:“这些(排拒难民的)东欧人根本不知羞耻为何物。”他指出在历史中,东欧国家的公民都曾经为了逃避物质匮乏和政治逼害而大量移民他乡,但今天却对外来者毫无同情心。

应用伦理学家辛格(Peter Singer)

辛格是现世最有名的哲学家之一。辛格认为我们对于来自遥远他乡的陌生人,跟我们对于自己的家人有着同样的道德责任,所以每个国度都应该向难民打开大门,直至国家收容难民的代价高于对难民的好处为止。辛格支持每年以双倍增加入境配额,直至国家的收容能力达至饱和为止。辛格并且为免难民犯险以水路偷渡前往欧洲,造成更多无辜伤亡,欧洲国家应该实际金援收容了许多难民的国家,例如叙利亚的邻国土耳其、黎巴嫩、约旦等国(以色列是唯一一个与叙利亚接壤,但没有收容难民的西亚国家)。

社会学家﹑哲学家齐泽克(Slovoj Zizek)

作为近年最积极介入公共事务的左翼知识分子之一,齐泽克在早前对难民危机发表评论,不止谴责近年兴起的右翼排外观点,亦对支持取消欧洲边界的某些左翼分子大加批评。齐泽克认为,他们私下明知取消边界的可能性是零,因为此举会引来欧洲的民粹反弹。他直言“他们扮演着美丽的灵魂的角色,一边参与着这个肮脏的世界,一边自以为比它高尚。”

齐泽克认为欧洲必须以保证难民的人身安全为己任,但同时不能对管制入境松懈,必须严格执行对宗教极端主义的不容忍(zero tolerance)政策。虽然这样是高举所谓欧洲价值,但这是“欧洲好客的代价”。齐泽克在评论的最后指出,归根究柢,国际社会必须消弭制造更多难民的经济环境──资本主义带来的地缘政治冲突。他认为长远而言,这是唯一的解决方法。

著名作家﹑知识分子娜欧蜜沃尔夫(Naomi Wolf)

对于匈牙利就难民潮宣布进入紧急状态,Wolf认为欧洲大量欢迎难民是基于地缘政治考量。她认为难民必须受到保护,而且得到基本需要,但她同时认为愈多人离开叙利亚,就愈少人反对北约在叙利亚地区的介入,包括以金钱及武器支持革命分子对抗阿萨德政权。她提出的问题是:全世界有那么多流离失所的难民,为什么偏偏要大量收容叙利亚难民呢?

她并且认为收容难民是令欧洲国家进一步失去对新自由主义抵抗力的手段。以匈牙利进入紧急状态为例,难民不过是一个进一步打压自由与权利的借口。她最后表示,觉得叙利亚难民留在欧洲比回到一个和平的叙利亚好的,只是一种soft racism。Wolf的意见跟许多学者和知识分子相似:她认为北约继续干预只会令叙利亚永远不能回复稳定,令难民永远不能归家。

英伦才子﹑《卫报》专栏作家﹑左翼活动家钟斯(Owen Jones)

Owen Jones是近年英国最有名的左翼知识分子。他批评欧洲的右翼风潮令人忘记了难民也是人类,只把他们看成吸食欧洲各项福利的寄生虫,以各式各样的数据来将自己自私的行为合理化。不过他同时认为收容本身并不代表什么:对于这种规模的人间悲剧,最有效的做法不是把幸运的少数送到较富有的国家。西方国家需要真正承担责任,处理他们有份造成的问题,例如利比亚和伊拉克。而收容了许多难民的社区应该得到更多的支援与资源。他提出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必须反对对于难民的非人化,提醒社会难民跟我们一样,都只是人。

著名作家,《从帝国废墟中崛起》作者米什拉(Pankaj Mishra)

Mishra认为欧洲把难民危险描述成“战后欧洲最大的难民潮”,其实是忘记了1945年前欧洲的模样:俄国﹑奥匈帝国﹑鄂图曼帝国的倒下,都在上世纪初的欧洲制造了大量无家无国的难民。1938年,西班牙内战令50万难民逃往法国,而当时的法国正在驱赶阿尔及利亚人和波兰人。有组织的反犹主义兴起,犹太人变成了二等公民,全部都是在纳粹主义真正兴起前发生的事。Mishra也提及战后东欧对犹太人的持续迫害。

在今日的欧洲,现代历史被视为“自由民主”与共产主义或纳粹主义的对决,但为了令这种冷战式思维变得合理,欧美却完全淡化了自己帝国主义或种族主义始作俑者的角色。今天的德国终于了解自己往日雄霸世界的幻想,自从90年代的前南斯拉夫战争开始,已经是欧洲收容最多难民的国家,而英国却仍然在扮演着所谓的“恩主帝国”。

牛津发展经济学家,《Exodus: how migration is changing our world》作者保罗.科里尔(Paul Collier)

研究人口流动的Collier以叙利亚为例,指出我们对于难民危机的应有态度。他指出叙利亚内战造成了1000万人流离失所,当中有500万离开叙利亚,而当中又只有2%的人能坐船去欧洲,有能力长途跋涉来到欧洲的都是当中较有财力,较为年轻力壮的一群。要帮助难民,就不能只顾来到欧洲那2%的人,也要照顾那无法去欧洲的98%人口。Collier亦指出收容了许多难民的叙利亚邻国,如约旦,根本不容许难民工作,于是很多年轻女孩被迫卖淫,男孩被武装分子的待遇吸引,回到叙利亚参与战事。Collier认为根据现代军事冲突的发展,大概过几年,叙利亚至少会有部分地方回复和平。国际社会应该着眼于如何帮助叙利亚建立post-conflict(冲突后)的政治和经济稳定。现时,欧盟可鼓励和资助企业在约旦等地投资,聘请叙利亚人,令他们有留在附近国家的动力。

(陈婉容,香港作家,著有《茉莉花开-中东革命与民主路》,于英国法学研究院毕业,研究题目为极右思潮与社会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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