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荣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在中国国内引发诸多争议。比如，屠呦呦获奖是否是对中医的肯定？屠呦呦的成果可获诺贝尔奖，却在国内评不上“两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这是否证明中国科技体制存在问题？再如，屠呦呦的成果为文革期间取得，既然屠呦呦的成果可获世界最高科学奖，那是不是证明文革是成功的？如此等等，在现实与历史、科学与政治等等方面，都引发争论。尤其是在近年中国政治生态中文革话语兴起、社会普遍担忧走向新文革的氛围中，屠呦呦获奖是否会被作为证明文革成功的特殊案例，进一步强化文革话语，更是引起不同政治观念的人的争论。
“523任务”是为越战服务的项目
从时间上看，青蒿素的确是在文革期间发现的，但这能否证明文革的成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青蒿素是“523任务”的产物。“523任务”虽然是1967年下达的，但源头却早在1966年文革发动以前。“523任务”，实际是为越南战争服务的项目。
迄止目前，绝大部分关于青蒿素发现的文献，都只提“523任务”是越战中美、越双方军队都深受疟疾之苦，已经发明的有效抗疟药奎宁、氯喹等因抗药性而难以控制疫情，急需新的抗疟药，中国应越南方面的要求研究新药，而回避中国派军队入越参战对该任务的影响。
青蒿素发现的历史，最权威、最详细的文献，是由原全国523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张剑方领衔，各地“523项目”重要人员参与编写的《迟到的报告──五二三项目与青蒿素研发纪实》（羊城晚报出版社2006年出版，以下简称《纪实》）一书。该书虽然一再强调项目是“援外、战备紧急任务的需要”、“援外、战备的重任”，但没有点明中国军队入越参战。而在此书出版之前，《人民日报》2005年4月7日的文章曾提到：“1967年5月23日，为支援越南战争中因疟疾流行而伤亡严重的中越军队，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指挥部署了一项紧急军事任务──『523项目』”其中“中越军队”一词，透露了中国参与越战。
2009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发展全史》透露了更多信息：“1961年5月，美国出兵越南，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和中国绝对不会袖手旁观。随着越战逐步升级，除了提供大批物资、金钱支援以外，中国政府还派遣中国人民解放军6886部队秘密入越参战……之后战士们纷纷感染疟疾，其中恶性疟疾死亡率极高，极大地影响了战斗力。越战期间，交战双方因疟疾而『非战斗减员』人数曾一度高达伤亡总数的90%……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对此也十分关注。与此同时，越共军队也因患疟疾大量减员，越共中央胡志明主席请求中国政府代为研究、寻找能替代氯喹治疗疟疾的新药。”由于该书作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这等于官方承认中国军队参战遭遇疟疾是“523任务”的重要原因。
实际上，中国军队参与越南战争，早已不是秘密。最早透露这一情况的是1979年11月21日的《人民日报》文章：从1965年10月到1968年3月，中国向越南派出的防空、工程、铁道、后勤保障等支援部队先后总计达32万余人，最高年份达17万余人。《人民日报》此时披露这些情况，是因中越关系恶化，越南发表《三十年越中关系真相》白皮书，中国“面对河内的毁谤”，需要“戳穿河内的谎言，以正视听”。
越南战争始于1961年，中国在1965年之前早已给越南以极大支援，而从1965年开始则直接派军队入越作战。中越军队需要新的疟疾防治药物，开始的时候是由军方研究机构负责的，1966年由军事医学科学院提出了一个应急的预防药处方（后称防疟1号片），随后又使用了防疟2号片、防疟3号片。
1967年启动“523任务”，是为了在短时间内研究出防治抗药性恶性疟疾的新药，由于战争时间匆迫，而军方力量不足，需要动员全国科研力量参与。此时由于“文革”，全国科研工作已经陷于瘫痪停顿状态，但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的要求，“523任务”作为军工秘密项目，还是得以抽调全国技术骨干为其服务。实际上，该项目是政治任务，被抽调者不管自愿与否，都没有选择的权利；该项目运行过程中，也不能随意退出。
以屠呦呦团队为例，1969年加入时，是军代表的要求。1971年5月全国疟疾防治研究工作座谈会上，有人抱怨“523”都快成“无而散”了，屠呦呦团队也想下马，但卫生部不批准，同时由于周恩来批示对西哈努克的私人医生阿里什提供给中国的一个治疟药方进行试用研究，中医研究院革委会和军管会根据上级要求，进一步抽调人员参加，这才有该年10月屠呦呦从青蒿粗提物中发现抗疟成分。1975年2月，卫生部负责人“对在青蒿研究中遇到挫折想散伙的单位进行了严肃批评”，这个“想散伙的单位”应该就是屠呦呦团队，该团队1974年因未提取到青蒿素，研究工作无法开展。
文革时期恶劣的研究环境
文革中各派斗争厉害，有些地方甚至发生大规模的武斗，“523任务”研究人员也难以避免。据《纪实》一书说，第二军医大学两派参加523工作的人员，白天批判辩论，晚间共同合作做实验；四川省中药研究所科研人员，在重庆地区两派武斗激烈期间，转到地下室坚持搞实验研究。这都是文革特有的景观。如此恶劣的研究环境，如果说青蒿素的发现还是“文革”的成功，那未免让人感到滑稽。
青蒿素作为军工项目，在“文革”中除了有限的临床试验救治了老百姓，对中国民间的贡献有限。其第一次大规模生产和应用，是1979年开始的中越战争，当时下达了生产青蒿素的紧急任务，各生产单位按要求提供青蒿素油针剂几十万支，后又追加生产青蒿素100公斤。真正惠及中国和全世界疟疾患者，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尤其是近20年的推广。
青蒿素是一个为特定目的、在特定条件下得以发现的特殊例子，具有不可复制性，它不是科学发现的好例子，也不能证明文革的成功。相反，它应该被看成是文革导致很多人不幸灾难的救赎，因为它作为支援越战的军工项目，在文革中得以保留一个科研队伍进行研究，并耗费了巨大资源，理应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有所贡献。
（洪振快，历史学者，专栏作家，《炎黄春秋》杂志原执行主编，著有《亚财政》、《官心民意》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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