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济州四．三》：正名——谁来呼唤我们的名字

看待四．三的不同观点

济州四．三和平纪念馆位于济州市的奉盖洞。当走进昏暗的第一展示馆“历史洞穴”时，短暂的鸟鸣回荡其中，走道两侧摆放著破碎的壶罐与瓮缸。听著好似从天花板上滴落的水滴声再走进去，就像走进黑暗的洞穴一样。在那洞穴的尽头，横放著一座白色的大理石石碑。阳光透过天花板上的圆筒形立柱，洒落于石碑上，闪耀发光。石碑的表面上并未刻上任何文字。这就是“白碑”。在“白碑”的说明文字中这样写道：

“四．三白碑，无法命名的历史”

四．三根据观点的不同而存在著分歧的立场差异。或许因为如此，所以四．三到现在都还没有正式的名称。尽管政府已经针对这个“事件”进行了真相调查，也发布了调查报告，大韩民国总统甚至还对此公开道歉，然而迄今人们对于四．三仍抱持著许多不一样的看法，不晓得历史上是否还能够找到像四．三一样，存在著多种不同观点的案例？这种观点上的差异，从“名称”上便能明显地感受到。对于四．三的观点，一般可以归纳为四种类型。

首先，是将四．三视为暴动的观点。时至今日，虽然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完成了真相调查与回复名誉，“暴动论”的色彩也随之消退许多，但是，仍然有些人将其称之为暴动。这些人主张，四．三就是人们以一九四八年四月三日为起点，根据南劳党势力或朝鲜的指令，为阻挠大韩民国政府成立所发起的暴动。这些人并声称当时的参与者支持了朝鲜政权的建立。也因此，他们认为政府的镇压是正当的，而在镇压过程中，部分无辜良民的受难也是无可避免的。大规模屠杀、纵火、“焦土化”扫荡等违反人道的犯罪行为，全被看成是镇压过程中的轻微过失。相反地，他们却特别强调武装队的杀人与纵火行径。

再来，就是“抗争论”。一九八七年民主化运动以后，随著查明真相与回复名誉运动的展开，大学生、知识分子团体以及公民社会领域等提出了“抗争论”，并认为传统的“暴动论”，实际上是受到了反共意识形态的束缚，因而扭曲了历史的真相。“抗争论”是对前一时期“暴动论”的反击，具有防御性的特点，这也代表著人民对于“暴动论”在认知上产生了转变。自一九八○年代后期以来，文化艺术运动一直把焦点置放在“抗争论”上。

就像“事出必有因”这句话一样，这样的论点更著重于四．三武装起义的爆发原因。实际上，从一九四七年发生三．一事件和三．一○官民大罢工后，一直到一九四八年的四．三武装起义爆发为止，济州社会的愤怒已达到了极限，这主要是由于外来的警察对济州岛居民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与刑求，以及西青等右翼团体的掠夺与镇压所导致。也就是说，四．三是为了抵抗外部势力的镇压而引发的抗争。他们的立场是，人们亦应该如实地接受有些人对于武装队恣行屠杀与纵火的批评，因为这样做并不会因此削弱四．三抗争的名分。他们还主张四．三是为了反对五．一○单独选举永久分裂韩半岛，所以，四．三也是一场“反分裂运动”与“统一运动”。

第三个则是“受难者论”。这种观点在四．三的论述中占了很大的部分。讲述四．三的小说或与四．三相关的媒体连载、电视台的纪录片等各种著作与报导，都把重点置于济州人的牺牲与受难之上。四．三的悲剧性彰显出济州人所遭受的巨大灾难与牺牲。四．三以后生存下来的人，他们所经历的连坐法与心理创伤，也以同样的方式被呈现出来。长期以来，查明真相与回复名誉运动就是以这种“受难者论”为基础而展开的。透过提出和平、人权、和解与共生的议题，促使政府查明真相、回复名誉与正式道歉。

最后，是“事件论”。他们将之称为“四．三事件”或是做为符号印记般的“四．三”。他们著重于四．三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事件，并认为将这些事件统称为“四．三事件”或“四．三”也是一种表述的方式。《四．三特别法》与政府报告书里也称其为“四．三事件”。也就是说，使用“事件”这个字词，并不会使“四．三”所代表的意义淡化。他们的立场是，在四月三日的武装起义发生之前，虽然存在著抗争性的意涵，但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像是武装队杀害平民等的错误，也应该予以承认接受。他们认为，以折衷的立场，将其称之为“四．三事件”或“四．三”，并不会掩饰了四．三的抗争性。

一段无法命名的历史

政府报告书于二○○三年十月确定，同月卢武铉前总统代表政府正式道歉，接著二○一四年政府将四月三日指定为国家追悼日，但即便如此，四．三依然是一段“无法命名的历史”。为什么说四．三是“无法命名的历史”呢？前国务总理高建在政府报告书的序文中，做了这样的描述：

“报告书的撰述，以查明事件的真相，回复受难者及其家属的名誉为重点，并未定义整个四．三事件的性质，也未做出历史评价。我认为这是之后的历史学者们所应当承担的责任。”

大韩民国政府公布了自政府成立以来，首部揭露自身错误的历史真相报告书，然而，报告内容中却没有定义事件的性质，也未做出任何的历史评价，并且将这个课题留给了后代的历史学者。正因如此，我们更应该面对“正名”的问题。为了赋予四．三正确的名称，首要的工作便是正确理解它的历史本质。

四．三因特别法的制定而步入制度化的轨道，但当时的济州人民却仍被局限于国家暴力受难者或受害者的框架当中。难道，这就是全部了吗？当时的济州人民在脱离殖民统治后的时空里，在国民参与国家建设的过程中，他们作为历史的主体，有著参与建设统一国家的意志，亦有岛屿地区特有的共同体意识，与对抗外部掠夺的迎战认知。因此，一味地将当时的受难者视为“什么都不懂的无知者”，或是将他们视为什么事都不清楚，就“无辜受难”的可怜受害者，这样的观点反而是削弱了四．三所代表的意义。

历史学者们认为，若要定义一个历史事件的本质，就必须思考事件的背景与原因。四．三是由冷战与分裂等外部条件，结合了济州岛共同体抵抗外部镇压势力的内在条件，两者相互作用而发生的。随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以欧洲为始的冷战秩序扩展到了亚洲，全世界也都陷入了形成冷战体制的进程中。脱离殖民统治后的韩半岛，南边与北边各自被美国军队与苏联军队占领，于是这里的冷战也发展得比别人更快。经过联合国决议实施的韩国五．一○单独选举，将韩半岛带向了分裂的道路，反对的声浪也因而涌现。随著南北双方益形敌对，彼此也逐步开展属于自己的国家建设。现代史研究学者徐仲锡教授曾说：

“探究四．三爆发的原因非常重要。虽然政府报告书中亦有所记载，尤其是三．一独立运动纪念日以后，涌入济州岛的‘陆地’人所展现出的横行霸道、美军政府的治理失当，以及人民对于脱离殖民统治已逾两三年却仍未实现统一自主国家的心灰意冷，种种因素最终导致了四．三的爆发。强烈的受害意识，尤其是西北青年团等所施加的伤害，也在其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从这一点来看，四．三的确具有抗争特性。而且，与其他事件不同的是，四．三持续的时间相当漫长。若非具有坚韧的抗争性格，是不可能持续如此长久的。”

抵抗镇压的历史，还有四．三

如前所述，济州岛共同体的内在条件也不容忽视。当面对警察与西青等外部势力的镇压与蹂躏时，为了守护家人、村庄与岛屿共同体，济州岛人展开了积极、团结且具组织性的抗议与斗争。在边缘岛屿这一孤立的地理条件下，济州岛人所形成的固有生命力，以及当外部施予不当压力时，自发性站出来抵抗的共同体意识，都成为了四．三的内在推动力。济州岛人面对外部势力掠夺时的集体防卫，即使不追溯到遥远的高丽时代，还是可以轻易地找到例证。光是从二十世纪初所发生的李在守之乱，到日本帝国强占时期的一九三○年代，在济州岛内外所发生的民族解放运动、海女斗争等几个事例，就足以让人了解到济州岛人在过往对抗外部压迫与侵略时的历史。

四．三时期的媒体报导是观察济州岛抗争历史的线索。媒体将武装起义的渊源，追溯到一八九八年，为反抗中央牧使贪婪暴虐而发生的房星七之乱，与三年之后，在一九○一年所发生的李在守之乱，以及日本帝国强占时期的民族解放运动。

“当派遣官员的压迫超过一定的限度时，就会受到岛民团结合作的强烈反击，因此，李朝末年之际，在这座岛上爆发了李在守之乱及房星七之乱，这些事件以其激烈的抗争力量与全面澈底的手段，让人留下了深刻的启示。进入日帝时代后，岛民们的抗争力道持续发挥，不仅在三．一运动中抗争激烈，连之后著名的海女暴动事件，也在如铜墙铁壁般的日本帝国统治下，进行了大规模的示威运动，造成了数百人的牺牲。

（中略）不仅像金明植这样全国知名的人物在这里出生，在学生运动的鼎盛时期，济州岛出身的学生也参与甚深，甚至到了首尔各公立中学一律拒绝济州岛学生入学的程度，在学生运动的核心人物中，总有著济州岛出身的学生。此外，由于济州岛与大阪之间存在著特殊的联系管道，因而普遍提升了济州岛人的文化水准（中略）因此，济州岛民纯朴坚毅的生存能力与全面传承的革命传统，使得这里人民的信念与性格呈现出独特的单一色彩，他们并借由这样的色彩广泛地渲染上色。”──《独立新报》，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在这篇由记者夫在民所写的报导中，他透过对济州历史事件的考察，详细探讨了济州人如何团结、有组织地发起四．三武装起义，以对抗外部的势力。他认为武装起义是分别从一八九八年的房星七之乱与一九○一年的李在守之乱中，摸索出了抗争的力量与方法。他并将四．三视为济州岛三．一运动，以及日帝强占期的大规模示威运动，也就是海女斗争的延续。也就是说，每当中央政府派遣官员的压迫超过了临界点，济州岛居民便会起身反抗。

实际上，房星七之乱是由房星七领导大静面中面光淸里一带数百余名刀耕火耨的百姓，所发动的民乱。目的是为了革除中央政府派遣的济州牧使，他所实施的严苛征税弊端。

李在守之乱则是为了抵抗部分天主教徒的横行霸道，以及中央政府派遣的封税官（征收税金的官员）的税收掠夺，而引发的大规模民乱。民军杀害了两百五十多名天主教徒。对此，中央政府紧急派遣了一百多名兵力与宫内府（李氏王朝后期主管宫中事务的部门）顾问官美国人桑斯（William Franklin Sands）至济州岛，还出动了两艘法国军舰与日本军舰等，使事件带有国际事件的性质。而这一切都被视为对外来压迫的抵抗。另外，报导还提及了日本帝国强占时期，作为社会主义思想家而声名大噪的金明植，以及提到济州岛出身的学生在首尔的中学被拒绝入学等，可见学生运动的主导势力中有很多济州岛出身的学生们。

李在守之乱发生在四．三武装起义爆发的四十七年前。四．三当时，济州岛人当中还有人亲身经历或目睹了房星七之乱、李在守之乱，以及日本帝国强占时期的各种抗日运动。

《大韩日报》记者李志雄的观点也与夫在民的认知类似。他提到当济州岛人面对外来势力时，岛民们就会透过革命性的反抗来阻止，这也表现在日本帝国强占时期对日帝的反抗上。还有当和平遭到蹂躏时，他们也会展现无所畏惧的抗争力量。

“在三十九年前的大韩帝国末期，当天主教这一宗教从法国传到世界各地去时，尽管他们在济州岛也想奠定某种基础来扶植势力，但济州岛出身的人物李在守，他以英雄之姿，动员全岛民众，展开了反对外来势力的抗争，这场岛民抗争力最强、充满民族爱的革命性血战，最终顺利地击垮了外来势力，济州岛民对倭政的反抗意志，在各个方面也表露无遗，大部分的岛民透过论辩证明，此座岛屿的精神，代表倭政下不该存在思想犯，岛民在历史上不可避免地对政府抱持著反感（朝鲜时代多数人被流放于此），我们不能忘记他们在自由被束缚，和平遭受蹂躏时，那无所畏惧、一跃而起的特性。”──《大韩日报》，一九四八年六月三日。

在同年七月，前往济州岛当地进行采访的《湖南新闻》记者金相化，在他的报导中，也有类似夫在民所报导的内容。

“李氏朝鲜末叶的李在守之乱留下了革命先驱般的教训，这次起义无疑是岛民针对官府压迫的强烈反抗。而早在几百年前的历史上，济州岛民就曾因牧官的过度压迫，导致岛民以房星七为首领，坚定地奋起反抗，以追求行政上的改革。另外还有日本帝国时期的三．一独立运动抗争、著名的海女暴动事件，此外还有很多学生运动事件等，都广泛地在无数青年中传播了爱国心与进步思想。”──《湖南新闻》，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四．三武装起义当时，中壮年的人们对于一九三○年代济州人反抗日本帝国统治的记忆仍旧十分深刻。一九三○年代是济州岛抗日运动的全盛时期，包括了东亚通航工会运动（一九三○年），该运动打出了“我们要搭我们自己的船！”的旗帜，让客轮航行于济州与大阪之间的航线上。此外，还有农业学校学生发起的“同盟罢课事件”（一九三一年），以及以旧左邑细花里为中心，由济州东部地区海女们所发起的海女斗争（一九三二年）等，济州人对抗日本帝国殖民统治的组织性抗争，十分活跃。

一九四七年曾担任济州岛民战干部的高昌武，在四．一九革命后，曾投书媒体，在谈论要求查明四．三真相的内容中，强调了济州岛抵抗的历史传统：

“济州岛民在李氏朝鲜时代，因牧使握有先斩后奏的特权，所以饱受牧使的蛮横所苦，而在日本帝国统治时期，也受尽一手掌握郡守、警察署长与检察官职权的岛司，横行霸道的压迫，因此当济州岛民处于官方命令就必须无条件服从的绝望之下，以及必须做出生死决断的困境中时，他们奋不顾身猛进的个性，以及‘二律背反’的心性，就会展现出来。在方哥之乱、李在守之乱与日本帝国时期的海女事件等事例中，都已充分了证明这一点。”──《朝鲜日报》，一九六○年七月十六日。

济州人的反抗行动，承继自济州岛固有的抵抗历史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