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近日，中共当局表态接受“善意批评”。然而，什么是批评，什么是“善意批评”，足以令人困惑。资深媒体人笑蜀回顾百年以前和今天迥异的《大公报》，点出报人精神的意义──公共批评才是最大的善。
最高当局最近表态，要求执政党“欢迎善意批评”。这弯拐得大，很多人难以置信。争议最多的则是“善意”二字。
这让我想起《历史的先声》收录的一篇旧文：《论天真无邪》，作者是已经仙逝的新华社老记者李普。文章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是某军营很重视言论自由。何以见得呢？因为“在壁报上，他们和军官开玩笑，也批评政府，然都是天真无邪的。”这里的“天真无邪”，跟所谓“善意”，显然相通。
但李老先生对此种“言论自由”不买帐。他以壁报上一则范文为例，这则范文虚构上级命令三月不洗脚，以致士兵睡觉脚臭熏天。这种对机械服从命令的委婉批评，获官方大赞：“然而这也是标准的幽默，因为这是天真的、健康而有人情味的笑，不是阴森的冷嘲。”
李老先生大为反感，他毫不留情地推演出“天真无邪论”隐藏的逻辑，极尽挖苦之能事：
——批评政府要轻微嘲讽要标准的幽默，标准幽默要天真无邪，天真无邪者何?曰，我的一毫一发都不准碰；要谈，就轻微谈谈我的某排士兵的臭脚丫!
李老先生的推演无疑很对。“天真无邪论”的确离真正的言论自由太远，无非中国版的言论自由罢了。本质上属于开明专制的逻辑，用今天的话叫威权逻辑。李老先生不以此为满足，必须推倒之，追求完全的自由。但他始料不及的是，推倒开明专制后，并未迎来完全自由，反而是最深的牢笼，连“善意批评”或“天真无邪的批评”，都荡然无存了。
无论李老先生当年怎样义正辞严，其实回头看，“天真无邪论”那时并非一钱不值，否则不至于到今天，那点空间仍让人怀念。李普们言论上的冲锋陷阵，则颇有飞蛾扑火之嫌，以致李老先生本人，晚年也不能不有一丝悔恨。步子太大容易扯着蛋，这算一个例子。
“天真无邪论”引出的这场遭遇战，是中国言论自由史的一个小插曲。这里所谓“言论自由”，实际已超出言论层面，蜕变为政治的附属品。在野的一方，把“言论自由”当作进攻武器，配合其夺权斗争的需要，骨子里并非真有对言论自由的理解和尊重，无非以此俘获人心及“揭露敌人”而已。这必然导致在朝一方的过激反应，一方面因为“民主国家”的牌坊尚在，不好径直拒绝“言论自由”，另一方面，对“言论自由”过度敏感和恐惧，不得不层层设限，严防死守。其实双方都只从自己的角度诠释“言论自由”，“言论自由”也就不可能有一个公认的标准，只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围绕“言论自由”展开的所有论战，都沦为泥潭里的混战。
百年中国言论场，上演的大多是泥潭混战。今天最高当局“欢迎善意批评”的表态及种种回应，如果能引出关于言论自由问题的大讨论，诚然功莫大焉。但如果讨论还停留于当年水准，还只是李普们跟“天真无邪”交锋的翻版，则未免遗憾——显而易见，我们还在重复百年老路。
那么，怎样才能不重复？
“善意”是伪问题，但“善”是真问题
“欢迎善意批评”不受欢迎，反而遭遇争议，是可以想见的。互联网正在重新组织社会，尤其重建人们的文化心理。浸泡在互联网中长大的新生代，把自由言论视为天赋权利。也就因此，防火墙所代表的整个网路管制，才会饱受诟病。社会正在剧变，威权秩序正在丧失其固有的社会基础，但执政者全然无感。朝野话语上及话语背后文化心理的脱节，注定了“善意论”在今天的窘境。
但如果说“善意论”无非当年“天真无邪论”的翻版，那么我们也不可做当年的李普，不能满足于当年李普们的水准。
真理在握、义正辞严的李普们，其实有着跟他们的论敌同样的问题：都对“善意”一概而论。一个全盘肯定，一个全盘否定，都缺乏精微的具体的分析。因而都不免过度简化。事实上，言论上的“善意”问题，是一个比他们想像的要复杂得多的问题。
言论自由问题首先是一个法律问题。在此层面，毫无疑问，“善意论”不能成立。法律上强调犯罪行为，而非强调动机。这意味着不能以言定罪。所谓“依法治国”，不包括“依法治言”，不得假“依法治国”之名，行“依法治言”之实，否则即是反法治。
但是，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从言论不应有法律限制，推导出言论无须一切限制。言论自由问题不只是法律问题，更是道德和伦理问题。固然在此层面，“善意论”仍难成立，因为即便在道德和伦理层面，亦不能鼓励诛心。但“善意论”难以成立，不等于“善”不能成立。
言论不问动机，但有社会后果，其社会后果是否“善”，绝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否则不会有阮玲玉“人言可畏”之叹；也不会有“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等成语的千古流传。
无论从任何角度，“善意论”都不得成为言论的限制条件；但言论在社会后果上是否“善”，则是必须关心的。“善意论”是伪问题，没有讨论价值。“善”却是真问题，应该成为讨论的焦点。自由不是放任，必须对应责任。以“善”为目标，才能明确与自由对应的责任，才能建立均衡的言论秩序，也才能建立一个有品质有尊严的言论市场。
言论必须民治，不能官治
“善”是批评所追求的目标，那么，何谓“善”？
首先必须明确一个前置条件：何谓“善”，不能由国家来裁断。道理再简单不过：国家没有资格谈善与否，因为按照现代政治学理论，对国家即公权力本身就应做恶意推定。即便依照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国家也无非是一个不得已的祸害。所以，道德或伦理上的国家主义是站不住脚的。道德和伦理不为国家权杖所辖，国家即公权力必须走开。
国家即公权力走开，意味着言论上善与否的问题，是一个属于自治范畴的问题，包括行业自治和社会自治。这点上其实无须我们多少创新，发达国家有成熟的经验可循。他们的言论市场不乏清规戒律，但所有清规戒律，都不是国家标准，都无关公权力──小一点说属于职业伦理规范，大点说属于社会公认的政治正确，它们共同构筑了言论的边界；无须法律介入，但约束力甚至比法律更强。所以，他们的言论市场既自由，亦有序，证明社会自治力量足可信赖。这才是言论治理的正道。
归根结底，何谓“善”？现代意义的善，是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公共利益要害在“公共”二字，公共即意味超越，超越于任何阵营，而这正是李普们最大的教训。他们只顾选边站队，只有阵营意识、敌我意识。全无超然于阵营之上、敌我之上的公共意识。
百年中国，最不缺选边站队，最缺独立协力的第三方力量。没有第三方力量的制衡，强势集团恶性膨胀，疯狂挤压公共空间，导致公共空间积弱积贫。所以今天中国最需要补课的就是“公共”二字，这注定了批评的时代底色——它不能再仅仅从属于某个阵营，仅仅做掷向对方阵营的投枪匕首。唯有超越，唯有公共，才是批评的安身立命之处。
像《大公报》那样在夹缝中战斗
这就必须提到跟李普同时代的《大公报》，尤其办报宗旨“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批评如何超越、如何公共？窃以为不能比这“四不”说得更好。这是跟李普们相反的选择。固然李普们成功了，《大公报》失败了。但李普们的成功今天看并不值得羡慕，连他们自己到了晚年都后悔莫及。失败的《大公报》却越来越彰显出她的尊严、她的价值、她的伟岸。她是百年中国言论场上罕见的清流，是唯一值得我们今天继承的言论遗产。
今天中国没有了原初意义的《大公报》，但是今天中国最需要原初意义的《大公报》。《大公报》不可能原样复活，但她必须以新的形式复活，而且正在以新的形式复活。以互联网尤其社交媒体为平台展开的所有独立的批评、公共的批评，其实都继承了当年《大公报》的遗产，都属于《大公报》复活的一部分。这种分散的、无组织的、去中心的、全民参与的独立批评、公共批评，比当年《大公报》可能更有力量。因为当年《大公报》影响的主要还在精英层面，今天以新形式复活的“大公报”，影响的不只精英层面，而是贯通了精英和草根，贯通了体制内和体制外，甚至，贯通了境内和境外，形成为一个民间舆论的恢恢天网。
通过新形式复活的“大公报”，社会越来越形成共识，那就是关于权利的共识。唯有权利最具普遍性，最能普惠所有社会成员，是最大的公共利益。批评以守护公共利益为天职，首先以守护权利为天职。这也符合发达国家的惯例。纵然权利保障已经非常充分，发达国家言论市场的种种清规戒律，仍大多围绕权利展开，何况权利高度短缺之当下中国。唯有为权利而批评，才最超越，最公共，不仅公，而且“大公”。
从李普们到《大公报》，从为权力斗争到为权利斗争，这是批评的转型，也是中国转型的先声。在这里，《大公报》已然成了一种符号，不再只是历史上的一家报馆。她才代表了新中国。李普们固然有其历史原因，需要同情的理解，但相比之下，还是太老旧了。告别李普们，像当年《大公报》那样在夹缝中战斗，才是今天批评的方向，也才是最大的善。所有朝着这个方向的尝试，都值得鼓励，都有善意，而无论权力对其如何定义，怎样不快。
（笑蜀，中国资深传媒人、公共知识分子、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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