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2016年6月11日，台湾文化政策研究学会与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偕同《端传媒》等十多个团体，共同主办“民间文化政策行动论坛2.0：文化，进行式！”会后我们邀请四组作者，分就当天进行的四场论坛摘要内容，撰写系列评论。本文为第一场，由台湾文化政策研究学会理事王俐容主持的“台湾艺术文化的核心价值如何凝聚？文化公民权利的落实”
台湾蔡英文政府于今年5月20日正式上任后，随著整体施政方向的规划与调整，各领域亦掀起重新检视过往政策的呼声。在文化领域，于蔡英文的文化总体施政立场尚未明朗之际，新任文化部长郑丽君率先释出了五大文化新政主轴，包括一年内制定《文化基本法》、建立跨部会文化施政协调机制、“台湾文化总体营造”，以及在影视策略上建置补助与投资并行基金等。
其中，文化基本法的立法经过去几年文化部的推动，已提出草案。依据2014年11月公布的文化基本法草案说明，文化基本法的精神为“彰显我国文化与价值内涵之多样性及包容性，保障国人均能透过自由创作和表达文化、平等参与文化生活之权利，丰富整体社会之文化素养与生活内涵，实践公民文化权。”
《文化基本法》主要援引的文化权利观点基础，为2009年已国内法化的联合国《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施行法》，以及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与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
草案明列，政策制定或建设时，应预先评估对文化产生之冲击，召开全国文化会议，扩大公众意见参与；其也规范政府应建立文化相关事务的跨部会沟通机制。我们可以预见此基本法的施行，会为台湾文化公民权发展立下新的里程碑。
然而以当前两公约在台湾实行的状况，对照近年频繁的公民抗争，不免仍显得有些无力；诸如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以及2015年课纲微调中的史观争议，民众面对僵化的官僚体系与违反民主的决策程序，仅能循冲撞途径与国家权力对抗。
这突显了：台湾需要积极与国际人权议题接轨，无论官方或由民间社群角度出发皆然。又相较于政治、经济、社会权利，文化权利的部分较少受到注意，这或许又与文化事务、文化议题长期受中央预算与公共舆论的边缘化脱离不了关系。文化权利一方面应为公民基础保障的一环；另一方面，文化思维的逻辑又经常与政治经济目的背反；《文化基本法》之建制，是否有助透过节制政治、经济的论述与权力，进而保障公民的文化权？我们如何看待文化权利的内涵与特殊性？政府的角色定位又该如何思考？
基本文化权，与多元文化主义
台湾从既有政策出发的文化权利论述，已发展二十多年。论坛主持人，国立中央大学客家学院王俐容教授，便清楚的将台湾文化权利政策的论述发展，归纳为两种出发点：其一为由公民权利延伸出来的“基本文化权”，指出文化的“参与”、“近用”与“认同”亦为基本权利的一部分；其二则是采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路线，强调以国家力量达到“积极的平权”，尤其必须重视与维护族群之间的文化多样性。
观察两种论述在文化政策发展进程的体现：前者的发展大概可溯及1990年代，政府开始强化地方性的文化建设，鼓励以社区总体营造培养公民、民主参与意识。2004年的《文化公民权运动宣言》强调以艺术文化认知与共识，形塑社会共同体认同等，延续过去以文化职能、艺术品味培力，提升整体社会素养与进步的想像。而多元文化主义的政策实践，主要可见原住民族与客家族群的相关政策，事权单位多在族群委员会；2003年客家电视台、2005年原住民族基本法、原住民电视台等属之。
然而王俐容也指出：这种由上而下的权利赋予，难以关照到社会复杂群体，诸如社区中的差异政治、品味与资本阶级的落差。而以国家强势主导族群政策，反而也容易弱化族群的主体性，自主能力与空间。最后，包括世代、区域、性别（例如同志）、族群（如新移民）等相对弱势，尚未进入政策主流思考；在各项重大公共政策的讨论中也仍缺乏发声管道。
文化与社会的镶嵌
回到文化意涵来思考，上述文化权利政策的发展，也反映著文化诠释观点的流变。英国学者 Raymond Williams 于1980年代说过，“文化”（culture）是英语中最难以解释的辞汇之一─因其广泛涉及由群体至个体，由物质到情感的多种层面。如今在学术与文化政策的讨论上，我们大致同意：文化至少包括狭义与广义两种定义；前者为表现美学的高雅文化、精致艺术，后者则扩展到整体人类的生活方式。
端传媒评论总监曾柏文指出，前述文化的广义/ 狭义定义，能对应到文化事权的两种想像。在过去以经济发展为优先的政治想像中，采取的是文化的狭义定义。彼时文化不免被视为只是一种“怡情养性、陶冶性情”的生活奢侈品，制度上就划给小小的文建会统筹，业务不外乎补助艺文创作与展演活动之类的。直到今天，政府中都仍有人是如此想像升格后的文化部。
若采取文化的广义定义，则政府每个部会都涉及文化；甚至整个政府可以说就是个文化部──例如内政涉及文化公民权，外交涉及台湾如何在文化上与外部脉络连结、经济有文创产业，教育更本身就是文化再制的一环。曾柏文认为，文化部应扮演整个中央政府文化思维的转轴，需要能将文化意识与考量，注入不同部会的决策。他特别肯定新规划的行政院文化会报。
曾柏文从历史近一步归纳，艺术文化服务的对象，可化约为形式美学、政治、经济市场以及公民社会四方面。传承自中世纪宗教艺术，当代学院传统的艺术追求的是形式美学的超越。另一方面，历史上也从来不乏服务于权力意志的“主旋律艺术”。至于台湾自2002年起推展的文创产业，则是服务于经济市场的想像。
他强调，我们也应思考：如何能创造环境，让文化艺术能服务于公民社会──例如让弱势发声，让议题可见，让不同群体能互相看懂彼此，让公民能有更丰富的表达感受能力。而正式在这层意义上，文化公民权的概念特别凸显。然如，思考文化权不能忽视社会资本、阶级品味的差异。因此他认为我们亦应提问“文化服务公民社会的经济基础为何？如何可能被创造？”除了依靠政府预算，群众募资是否能有贡献？
文化赋权可能吗？
国立台湾大学城乡所教授王志弘，正是由公民社会的角度出发，强调权利向来是在冲突过程中争取来的，至少是经由文化公共领域的争辩和商讨。我们比较难期待，它源自一个由上而下的制定和给予。
依循这个观点，王志弘定义艺术文化存在的核心目的，为“多样的生命经验如何进行表达、反思，并对人类存在的可能性作实验性的探索”，而这个足以保留文化、思想差异的相对独立的空间，便是彰显文化权利高度之所在。因此我们谈文化的基本权利，也要求文化例外、文化多样性──文化权独有的特性，便是其总是在“普遍 vs 特殊性”的张力中开展。它和我们争取、追求民主及宽容的社会是相连并进的。
除此之外，权利抗争并不总是发生在公民与国家之间，有更多抗争，则涉及公民社会内部的矛盾冲突。一如论坛台下许多文化保存社团的与会者发言为例，文化资产保存案例中的关键，经常是私有产权与公共历史记忆冲突；政府的角色更常是扮演居中的协调者。
王志弘也谈到，晚近经常有人主张，文化应当与其他领域发生关系── 例如“艺术介入社会”或“文化的经济力”等概念，强调艺术创作在社区城市再造中的角色。他表示，介入其他领域的主张，看似与维系文化独立空间的想法相违背；但实际上正是因为艺术文化保有相对独立的空间，方才赋予了其介入社会其他领域的条件。而能展现出对他种领域的关怀，更彰显了文化的核心价值。
文化政策载体：公广集团为例
来自媒体改造学社的邱家宜，则以台湾电视节目的机制，替文化权利的政策保障提供一个适切的参照案例。她指出，比起艺文展演等文化消费，大众媒体更全面地提供了社会接收的文化讯息。而今日台湾电视媒体最大的问题，即整体过于商业化，难以生产品质良好的节目；为卖钱而制作的内容，不追求观众心灵与智性层面的提升，自然导致节目内容的贫乏。这种现象的真正原因，绝非观众的品味喜好，而是根植于传媒系统生态。
邱家宜分析，台湾民众每月付费600元收看有线电视，当中系统商付给频道商约150元，加上中间的折扣等等，最后真正付给内容的仅有90块钱。系统商得到的税后纯利，高达百分之十到二十，加上没有竞争者，导致节目制作没有经费、民众缺乏选择，只能被迫接受。
因此媒体改造学社长期鼓吹：政府应重整无线电视的公广集团，提供民众另一种选择，以平衡电视节目过度向商业倾斜的现况。邱家宜说明，相较于有线电视，无线电视频道一直是稀有资源，其向来属于政府高度管制的范围，例如在台湾就是五个频道（包括公共电视系统、华视、台视、中视与民视）。而正也因为如此，政府才有能力去介入，将它转化为具有公共性内容的平台。这倚赖清楚的政策方向与执行魄力。
对照国外的做法：英国的公共电视一年总预算是1649亿（台币，以下同），平均花费在每位国民身上2675元；日本一年2535亿，平均是1950元，北欧国家平均更高达 3000-5000元。相较之下，台湾公共电视系统一年预算为9亿，每人在公共广电的预算上仅有44元，差距非常巨大。邱家宜说，像英国商业媒体也很发达，但整体电视内容不会太差，因为他们永远有公共体系提供另一种选择。
因此，包括媒改社在内的若干政策倡议团体，持续要求政府建置强大的公共电视广播体系（包含公共电视台、原住民电视台、客家电视及公播海外频道），年度预算至少应提高到30亿。另外一种财务模式，则是设立公共媒体发展基金。以韩国的做法为例，它们的广播电视发展基金有160亿，基金的来源是征收广播与电视广告收入的百分之六，以及电视购物利润的百分之十五，回流到公共电视台的运作。
政策上明确资源分配以及公共透明的参与机制，才能让公广集团成为“文化的航空母舰”，成为本土影视的产制中心，得以与商业电视台竞争。
值得期待的是，当前时代力量的《媒体垄断防止暨多元文化维护草案》列拟“多元媒体发展基金”条文。新任郑丽君部长的政策，也提到欲强化公广集团角色。未来这些政策目标如何设计与执行，便有赖公民社会持续监督批判。
文化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过去几年，尤以在马政府八年执政下，文化生态暴露的诸多问题，早已为文化各界诟病。例如，马政府经常被批评，在文化政策上偏向正统中华文化中心，忽视台湾文化的异质性。其文化首长的任用，也被认为政治考量大过专业。烟火式的文化节庆活动，亦导致资源分配严重不均等问题。2011年的“梦想家”事件，堪称该现象的引爆点，相当罕见地激起艺文社群抗争的集体动员。
而从整体文化生态看来，长期的威胁更包括文化政策定位未明，以及文化事务与议题，在中央预算与公共舆论的边缘化。近年台湾在国际上亟欲加入两岸及区域贸易协定，在国内则任开发主义挂帅，使得种种政治经历力量，不断侵蚀著文化领域的自主性。
文化基本法立法的政策宣示，显示未来文化政策似乎有望站在“文化权利”的高度上，直面这些长期悬而未解的问题。然而文化基本法的制定与实行，过程中将面临的政策盘点调整，也需要更广泛的公民参与，考验才正要开始。
总结本场次讨论，可以归结几个重点：首先，台湾的文化权利保障政策，需要正视政策对象的差异，重新检讨。应透过深入生活中的教育，使民众理解自身是文化权利的主体。还要建立公民权利主张的配套措施，包括权利救济的管道。其次，文化基本法的推动，须扩大立法过程中的民主协商，公民参与及社会共识的凝聚，应为立法的重要精神所在。最后，文化权利同时具有普同及特殊两种特性，而文化发展的独立空间能否维系，取决于整体公民社会与政府，对社会良性发展的愿景；如同我们对台湾文化认同的想像，应该跳出核心或是排除的框架，自台湾历史发展的多元文化经验，涵纳多元而包容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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