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刘锐绍:北京全方位反港独的来龙去脉

近期种种态势显示,“反港独”已是官方当前的重大政治任务,而这个任务的来源就是北京。
主张港独的香港民族党举行以香港独立为主题的集会。

近期种种态势显示,“反港独”已是官方当前的重大政治任务,而这个任务的来源就是北京。不过,与其说任务来源,倒不如这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实例;或者说,这也是始作俑者自制麻烦的典型;又或者说,这更是政治人物创造和利用矛盾借以达致各自政治意图的花招。无论怎样形容,这类反港独的行动和策略,只能说明中国仍然停留在封建王朝的管治思维和模式,完全脱离现代政治的现实,远低于管理现代社会所需的水平。

在此,姑且引用内地官员的一句话:“反港独必须是全方位的。”在这方针之下,出现了“全方位反港独”的言行──梁振英、林郑月娥、袁国强等高级港官必须紧跟其后,不用多说;在立法会选举中临时出笼、逼使参选人表态的“确认书”,也是当前必不可少的门闩,只要把主张“港独”的人赶走,那怕确认书会引发更大的后遗症;教育局长吴克俭后知后觉,或者先前不敢争领风骚,最近也不得不赶快行动,约见教育界人士,阻止港独在教育圈中继续发酵,甚至在这个敏感时刻上京与教育部官员会面,令外界质疑他是否到京请示。中联办官员当然不遑多让,除了主任张晓明和法律部长王振民先后发表“义正辞严的讲话”之外,其他官员在不同场合碰见友好人士,也直接要求反港独,“一定要有底线,不能超越底线”。

于是乎,建制派内的各路英雄,纷纷照本宣科,不管是拾人牙慧,还是自由发挥,总之就是要政治正确。有某种代表性的刘兆佳更直言:有关方面也预计到会出现反弹(尤其是确认书出笼之后),但估计可以承受得起,而且长痛不如短痛。所以,去马反港独吧!其他建制派人士,无论是否参加立法会选举,都纷纷祭起反港独的正义大旗,还以质问政敌“你是否支持港独”为武器,力求先发制人。

从中国历次政治宣传和运动的经验可见,这些都是有组织、有目标、有明确任务的部署和行动,绝对不是香港某方面可以自行决定的政策。尤其是传闻上月底在北京举行了有关港澳工作的会议之后,各种迹象纷纷呈现,令人感到北京已把港独视为眼前一个重大的挑战和危机,所以反港独是当前急务,不能怠慢。

可是,北京平时不是很有气魄,很有信心的吗?不是天塌下来也面不改容的吗?为什么这时却诚惶诚恐呢?谈到这个问题,也许有三大原因,当中有远因,也有近因,不妨细致分析:

北京对香港爱恨交集

其一,香港回归以来,北京对香港一直有一种爱恨交集的心态,只是在不同的领导人主政期间有不同的表现而已。从领土和主权的角度看,北京视香港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经济角度看,北京比较务实地看待“两制”以及“两制”的差异,因为经济部分已愈来愈趋向“一制”,即大陆经济运作也愈来愈资本主义化,两地磨擦较少。但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之上,北京一直视香港为“白区”,即香港仍然不是中国共产党直接管辖,甚至不能直接发号司令而且一令即行的地区,香港仍残留著很多旧痕和充满不稳定因素。内地不少官员在私下谈话时说:“香港回归快20年了,为什么香港人的脑袋还未回归?所以必须小心预防。”在这种思维主导之下,很多政策和措施都令香港仍然置身“境外”;虽然这也是保护“两制”的必要措施,但当中却有不少恐惧香港影响内地的因素。

在香港回归之初,北京尚可以容忍这些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皆因当时要向台湾示范“一国两制”,而且当时中国大陆的经济仍未壮大,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借助或利用香港。但自2003年之后,北京对香港的某些情况愈来愈看不顺眼,两地磨擦渐多;尤其是政治上的磨擦,更令北京担心失控,因而对“两制”逐渐失去耐性。

近年,有些内地官员甚至埋怨邓小平:“为什么老邓当年那么糊涂,竟然答应香港人‘一国两制’?弄得我们今天管治香港那么困难。”容或这只是某些官员的话,但却反映了一种无法管治、无法管好香港,以至无法从心所欲地用权的不满和怨愤(但他们却甚少反思为什么,尤其是自己的错误,下详)。

于是,北京在“渐进策略”之下改变了“一国两制”的内涵(例如“一国两制”是“一国高于两制”,“港人治港”是“爱国爱港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不等于完全自治),治港政策不断收紧,后来更变成“为我(中央)所用”。有些官员更直接说出“以我(中共中央)为主”的话,把对敌斗争、毫不妥协的政策放在“一国两制”的香港之上。如果从深层次的潜意识来看,这更是一种“你不听话,莫怪我狠”的心理反映。

到了近年,中国大陆的内部问题与日俱增,中共高层必须花精神,加大气力处理,从经济到政治,从内忧到外患,从制度到人事,尤其是高层的权力游戏,更是习近平必须面对的难题。在此情况下,他当然首先处理党内和内地问题,所以更要求香港不要乱;假如出现他眼中的所谓“乱”,他宁可不顾一切,先行施压。这是“压下去之后再说”的惯性思维,久而久之,就变成“只讲目的,不理后果”的决策和动作。对于近期的所谓“港独危机”,更形成北京的心魔,要不由分说地打,打了再说。

从“外国势力”到“外部势力”

其二,自从2003年之后,北京认为“外国势力”加紧利用香港,旨在搞乱中国。后来,“外国势力”(尤指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政府)在北京眼中逐渐演变为“外来势力”(反对中共的台湾和海外华人力量也被包括在内,因为他们不算外国),再演变为“外部势力”(香港和境外非政府组织也被包括在内)。

北京认为,“外部势力”在香港和内地正进行六大方面的渗透,也就是和平演变,包括:挑起因贫富悬殊而形成的社会危机;提升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民主诉求;刺激青少年的躁动;推动传播界争取更大的新闻自由;协助发展民间的互联网,以及协助非政府组织不断扩大。所以,北京认为要修定《国家安全法》,要制定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办法,要加强互联网法例。

对于近期的港独言论,北京更视为近期的一大动向,有内地官员甚至认为,这是外国在背后推动的,因为“一些主张港独的人曾应邀到外国访问交流”(有如当年中共到前苏联接受“共产国际”培训一样),这不是“外国利用香港青年人来颠覆中央吗?”其实,这些都是国际活动中的常态,但这类无限上纲的思维把北京缠得死死的,结果只是作茧自缚。

港台反共力量加强联系

其三,除了存在已久的“外部势力”之外,北京还感到最近一两年出现了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就是香港和台湾两地的“反共力量”(尤其是青少年)在“外国势力的暗中支持下”,正不断加强联系,交流经验。其中,台湾的青年政治生力军“时代力量”,已成为台湾立法院的第三大势力,可以跟香港政界的青年人交流如何晋身立法机关的经验,甚至可以结成联盟(例如定期的视像会议、选举期间的互相参访、研究如何通过诸如“周子瑜事件”等话题引起社会关注)。

在北京眼中,这一发现非同小可,令他们感到祸及燃眉。他们暂时不能遏制台湾,尤其是民进党再度在台湾执政之后更不好办,所以只好在香港先发制人,把不顺心和不顺眼的事物打下去(包括港独)。如果说上述谈到北京的心魔和“外部势力”是北京进一步收紧治港政策的远因,那么第三点就是近因。

反港独过程的演变

上面谈了北京“全方位反港独”的原因,但必须注意这个过程的演变。其实,在2014年底的“雨伞运动”之后,北京对港独只是观察、监控,但没有公开大肆批评。用当时内地官员的话说:“中央仍然在听其言,观其行。”当时有内地和香港人士同时向北京建议,在“雨伞运动”后应该多做青年人工作,包括:先跟温和民主派的青年人进行公开或不公开的接触(按对方意愿);要懂得把香港青年人分类,不要把所有青年人都视为“激进”,并安排内地的青年团体来港与香港的民主派青年团体交流。建议很多,但北京的惯性是“硬的快,软的慢”,也就是“左”的行动来得很快,但温和的意见却要很长的时间才会得到接受。结果,梁振英就在2015年宣读《施政报告》之前,先来“脱稿”狠批港独,从而触发了港独之争,令港独成为更热门的话题。

我不推测梁振英的动机,但从客观效果而言,这至少可以向北京表现他的政治敏感度,而且显示他可以快、狠、准地主动出击,在政治上绝对是“可以放心的人”。其后,在他的影响下,官员不敢出席民主派的党庆活动。此外,先后发生香港大学“陈文敏事件”、廉署“李宝兰事件”、一些学运和社运人士被延后检控或定罪、立法会选举首创“确认书”制度………表面上这是不同部门各司其职,但排除不了政府高层在背后操作的影子,市民一看便知。

换言之,有权的人已不计较被外界看穿西洋镜,反正他的权力不是来自老百姓。对于这一点,内地官员也看得清楚,有些官员更直截了当地说:“把自己的利益与中央的利益挂钩,是中国官场的惯常做法”;上有好者,下有甚焉,梁振英非常懂得捕捉官场特点和时机。但假如中央日后因为自身的利益而改变政策的时候,跟红顶白的下官就可能成为最容易牺牲的烂木头。这一切有待历史验证。

既是上有好者,下有甚焉,香港的“一男子问题”就更凸出了。处事官员既不懂“擦边球”,更不敢“擦边球”,对来自上级的政策只懂顺应,陷入封建王朝那种“微臣不敢倒捏龙鳞”的境地。这种现象中外古今如是,但政治封闭的国家和地区的问题更为严重。

在“全方位反港独”的呐喊之下,梁天琦等人被拒于立法会选举的门外,确认书引发了一大堆后遗症。例如:法治基础进一步破坏,即使官员用了各种方式解说,但依然无法服众;于是,人治色彩愈来愈强烈,官员甚至可以随意解说,不管外界是否接受,反正权在我手。

此外,政府把政治审查的责任推给选举主任,令公务员担心成为磨心,进一步动摇公务员的信心。不过,这倒不是政府担心的事,不高兴的公务员可以随便辞职,反正自有后来人,那管什么公务员质素下降;如果公务员不听话,还可以用升迁机会作为杀手锏,加以控制;近期先后出现的“完成署任年期后不获升迁”的个案渐多,正是例证。

与此同时,内地又出现有关“一国两制”的“阶段特征论”。这完全是内地根据他们的眼前需要而创造出来的言论,与香港的实际情况和香港市民的真实认知背道而驰。这种“阶段特征论”反映了中国特色的思维──为了先行解决眼前的重大问题和主要矛盾,不惜扭横折曲,创造舆论把自己的判断合理化,即使以后会产生更多和更大的难题,也不理会了;反正以后自己可能已不在其位,不需问责和烦恼。在在说明,香港回归至此,政治上已愈来愈大陆化,内部腐烂逐步浮面。

盲目反港独,愈反愈独

其实,北京面对港独趋势,应该自行深入地找寻原因(例如政治改革逆民意,青年政策不符合青年期望),而不是盲目打压。可惜,反省不是中国的政治文化,认错更不是中国的政治血液。在北京盲目的“全方位反港独”之下,可以预见以下的局面:

一、本来只是小众的港独声音,在官方打压之下,芝麻将会变成西瓜,日后只会愈打愈大,还会变成大冬瓜。北京不妨从它“反台独”的政策之下汲收教训,大陆愈反“台独”,台独的倾向愈明显,认同者(或不反对者)愈来愈多,尤其在台湾青年身上,更体现到这种变化。近期,有关方面邀请前台湾国防部长郝柏村来港发表演说,指“台独港独都是不忠不孝”,但效果只是你有你说,根本不能进入香港和台湾青年人的耳里。

二、不单台湾和香港的青年人将在政治议题上慢慢走近,两岸四地(包括大陆和澳门在内)的年轻人也会逐渐在政治诉求上趋同。目前,澳门和大陆的年轻人暂时没有表现出他们在政治上的强烈诉求,但这不等于他们对政治无动于衷,只是条件未成熟而已。其实,要求民主、自由、人权、法治,都是人类发展的自然态势,当年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高压,向它要求民主自由,也是这个规律。如果中共不理会这个历史规律而盲目打压,最终只会扮演当年国民党的角色!

三、不单青年对大陆抗拒,成年人也不认同高压的管治模式。在香港,很多人不认同港独,但至少不反对讨论(也许更多人经讨论后不赞成港独);如果连讨论的机会也被剥夺,日后只会任由官方决定言论范围,那将是更大的灾难。这种情况愈来愈引起台湾人的关注。

2013年我在台湾采访,那时候台湾人对“今日香港,明日台湾”的说法没有反应;但今年我再到台湾观选时,不少台湾人已提出“警惕今日香港,避免明日台湾”。假如北京仍然只侧重反港独、反台独的底线思维,只会适得其反。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大陆有官员认为,大不了最后“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如果北京高层真的这样想,那么大陆人民也可能会激于义愤,反对他们发动内战,届时中共更难以依靠穷兵黩武来稳住江山,它的政权只会受到更大的挑战。不要小看已经逐步醒觉的中国人民。

四、北京不想外国势力和“外部势力”干扰大中华地区,但如果北京继续盲目打压,它不想看见的外来干预只会愈来愈得心应手。因为北京自己创造了很多本来不是敌人的“敌人”,最后这些“敌人”正好与真正的敌人互相配合,与你来一场生死战。

如今之计,中共应该把它的底线提高,不能水涨船不高;也就是说,人民的诉求(包括政治)提高,但如果官方仍然用大锚固定船只与海床的高度,最后只会水淹船翻。

(刘锐绍,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曾任《文汇报》职驻北京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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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评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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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共就是我支持台/港獨的原因,哈哈!

  2. 樓下有人說膽敢分裂國家就會像汪精衛 秦檜一樣遺臭萬年。汪精衛我是沒意見啦,可秦檜哪來分裂國家,他的國家是被外面打到偏安的。說到分裂國家,中共難到不是這樣起家的?

  3. 三國人口減少,是實際減少,還是登記在冊人數減少而豪強庇護人口增加,要搞清楚。隨便說減少六七成是沒依據的。真正人口大減,是司馬氏統一中國之後哈。

  4. 樓下把自己比作劉備和孫權真是笑死人。另外告訴你一個事實,三國時期中國人口比漢朝減少7六七成,你希望在那個亂世生活嗎

  5. 事情搞到現在這樣,中央要負起40%的責任,因為他們還沒有把中國經營得更完善,更有吸引力。其餘60%是那支持港獨的人要負的。因為看臺灣就明白,港獨是不可能的。這是浪費他們的人生,也在浪費香港和國家的資源。

  6. 写得怎么样先不论,我是觉得对待港独,乃至对待香港,高压不是办法。该硬的时候得硬,该悠着点儿的时候还得悠着点儿。香港人和内地屁民毕竟不一样。

  7. 人民日報 內容相反 lol

  8. 要能和人民日报相反起来的至少得是大纪元吧233

  9. 也沒見劉備和孫權上歷史的恥辱柱啊……

  10. 这文章写的笑死人,中国人肯定有反共的,但是谁要是胆敢分裂国家,汪精卫,秦桧就是你们的榜样,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1. 最好有機會讓劉銳紹跟劉兆佳來個「雙劉論港獨」,應該更能更多角度去分析其「來龍去脈」。

  12. 彷佛在看人民日报,不过内容相反……

  13. 都怪23條沒有立法,事到如今互信很難建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