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曾柏文：九三抗争，与台湾年金改革中的羞辱

2016年9月3日，台湾部分军公教（军人、公务员、教师）团体串连上凯道抗争，诉求“反污名，要尊严”，抗议政府在推动年金改革时，任凭媒体污名化军公教人员。主办单位宣称集结二十五万人；警方则一如三年前的洪仲丘案、两年前的太阳花，依照管制空间面积乘以“每平方公尺三到四人”的密度，宣称现场仅有11万人多。

值此同时，台湾社群网路更扩散著对这群抗争者的奚落──诸如“有没有游行前还要先进餐的八卦”、“准时五点散场，果然公务员”的揶揄，以及关于某个“住在旧金山、月领十二万，赶回来抗议”的故事。也有更娴熟于抗争运动者，指其诉求“不具体、不清晰”，或“年金改革方案都没出炉，不知道在抗争什么”；甚至讥讽所谓“要尊严”等于“要钱”。

消息传到海峡另外一端，93抗争也在网上传开，并做为质疑蔡英文执政能力的例证。

我们要如何理解这起事件？

保守社群确认街头路线

任何有相当规模的群众抗争现场，往往聚集著带著不同理由的人。正如两年前的太阳花，集结了包括台独反中、左派反自贸、民主派反黑箱，以及诉求世代正义的几股诉求力量；凝视这场九三抗争现场画面，也不难察觉在“反污名，要尊严”的笼统诉求下，包裹著几种同时并存的情绪：

抗争核心诉求，是所谓“蔡英文放任媒体名嘴羞辱霸凌军公教”。但不讳言，抗争者中有些2006“倒扁红衫军”的老面孔，或许这次站出来，也挟带著某种幽微的“败选的不甘”，就想给新政府好看──也难怪有“美日走狗蔡英文滚出台湾”这种标语。某些军方将领的慷慨陈词中，则反映著好一段时间以来，职业军人在台湾找不到尊严的窘境；这是蔡作为国家元首得承担的。而当多数人聚焦于“退休年金改革”对军公教群体的利益冲击；现场公开主张“退休金不能少”的人却是罕见。

对照各种网路上的奚落，我倒觉得这群年长的抗争者有一种“可爱”。其中不少参与者显然对街头抗争陌生，带著“初体验”的生涩。他们或许一辈子自诩“循规蹈矩、奉公守法”，自然不屑于搞什么占领，连游行都会听从指挥五点散场。而既然连打仗都要讲究伙食，“先吃饭储备好体力来游行”更显得理所当然。

这场“游行”，看在一些老资格的抗争眼中自然显得“太轻松、没危险”，少了点严肃重量。但想想不过两三年前，他们可能才曾在电视机前，怒叱白衫军或太阳花“无法无纪，制造纷乱”。这次站上街头，至少已经跨出一步，与他们对手达到一个基本共识：街头抗争，本是民主社会基础。遥遥呼应著十年前的红衫军，这次游行抗争，更是站在传统上趋于保守的蓝营角度，巩固了对街头路线的认可。

对我而言，这是进步。

政策交锋有限的抗争

但回归“抗争”本质来检视，这却是场欠缺有效政策交锋的游行。

抗争，总是围绕著某个核心的、可执行的政治诉求展开。抗争者提出诉求，施加压力，迫使执政者重新思量，调整政策。然而检视这次抗争者诉求，再对照总统府“国家年金改革委员会”的近期会议记录，却发现双方的原则立场并不相悖：

例如联盟副召集人、全国公务人员协会理事长李来希强调：“年金改革不能操作世代、职别和阶级，如果有人鼓动，就应受到全民谴责，退休人员要的就是一口气，一个尊严。”但依据年金改革委员会在8月18日第九次会议达到的八点共识中的一、三点，即分别为：“年金改革对象为制度，而非个人，不应以污名化任何职业别群体，作为改革年金的手段。”以及“年金改革的目的也要达成世代互助，而非挑起世代对立，以国家永续发展为终极目标。”

又例如，一些抗争者诉求的“军人的特殊性”，也已在该次会议的第八点共识提及：“考量军人的服役特性、政策性组织精简、维护国家安全的任务属性，其老年经济安全保障制度改革应有别于公教人员的差异处理。”

从抗争者角度，这或许会被视为抗争计划“迫使委员会提前回应”？

至于抗争诉求中的“蔡英文放任媒体污名军公教”，那种污名是值得愤怒，但蔡英文却非适合的究责对象。毕竟在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下，蔡总统并无任何权力，能去约束媒体名嘴的发言。把媒体表现归咎到蔡，是一种问责绿营的思维惯性。

动员社会讨论

这场欠缺政策交锋的游行，就整个政策形成的社会过程，并非徒劳。至少这场行动，动员整个社会在过去两天去关注、思考年金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其也吊诡地正为政府筹划的“全国年金会议”暖场铺路。

在短短两天网路快速传播的文本中，有若干基本普遍的看法浮现：

首先，早先媒体整理的退休公教人员月退俸的统计资料再度引起关注，“42%退休公务员、77%退休教师，周休七日仍可月领六万以上”的数据，看在劳动者平均薪资才4.7万（绝大多数还不及）的台湾社会，相对剥夺感十分明显。更有若干退休公教人员，面对当前青年低薪，出面指出自身退休后的所得“太高而不合理”。例如就在93游行那天，政大刘宏恩教授以身为军公教的身分，直言年金改革的必要，并喊出“我是军公教，我反对九三军公教大游行”。

其次，许多人都谈到，台湾不分业别的社会保险都有濒临破产的问题，难以存续。这不仅反映台湾经济活力的下行，更也肇因于“少子化”对台湾人口结构带来的压力；而后者，则反映了早期政府在制定许多政策制度时（还包括对教育供给的规划），欠缺对人口学趋势的精算。

针对军公教退休金财源的萎缩，卞中佩进一步指出，其还部分肇因于公部门内对“临时约聘、派遣工”等非典型劳雇的倚赖，导致“正式公务人员编制逐渐减少，薪资提拨至军公教退休基金的金额自然降低”。卞指出，美国也有这样的现象。

不管是过去人口学精算的欠缺，或是劳动体制变迁，都凸显出“世代正义”问题的严峻。

最后，大家都普遍意识到系统性的年金改革有其必要；且在公平原则之下，应一体全盘考量。因此年金改革，不应再延续过去以职种划分，把“公职”与“非公职”对立起来；更不应该成为不同职业群体互相攻击讨伐的理由。

军公教何曾是铁板一块？

关于“公职 vs 非公职”这种对立，剑桥大学社会学博士生萧伶伃有一段观察值得思考：

“... 把国家分成‘公仆’与‘非公仆’是国家主义与自由市场下双重逻辑的展演。公仆意味著为国家服务，这里面潜藏著‘牺牲’的概念。无论是牺牲时间自由，牺牲行动自由等等。更重要的，牺牲了‘财富上获得暴利’的可能。而‘非公仆’的人们意味著把自己丢到自由市场中去竞争，换句话说，你混得好就可以致富；混不好可能会变成社会底层。也就是盈亏自负...”

确实，在许多台湾人成长记忆中，特别是成绩好的，都曾经历“要不要考国家考试”的挣扎。换言之，其生涯展望正是由“国家主义 vs 自由市场”这组逻辑所定义的二元象限所框架──前者代表尊严、稳定；后者代表风险自负。这种对立的生涯想像如何形构？放回台湾战后史，无可回避，其又涉及昔日党国体制下，“本外省族群”在职业别分布的差异。

不过眼前的争议当下，更重要却是指出“军公教”这块被建构成一体的“吃公粮”群体，仍存在阶级、身分、世代上的高度异质性，而让任何概括都显得粗暴。

以阶级论，固然这个群体中有月领十万以上的退休高官，却也不乏每月仅能领取一万四千元就养金，生活处境绝对称不上宽裕的荣民。以身分论，某些从民间拔擢的政务官，服务短短几年，却同享月退礼遇。虽然当初制度设计有“吸引民间人才”的初衷；但这种“用退休金当诱饵”的权宜作法，不免在这波改革争议中更显刺眼。

以世代论，1995年新旧制转换也划分了三个世代──早期不少适用旧制的教师拿的是定额退休金，却面对“比预期长”的余命，不乏晚年经济困窘者；1995后的新世代，现在谈的福利也轮不到还没退休的他们。真正引起争议的只有跨越新旧制的世代。而这些只基于退休金算法的比较，甚至无法计入，不同世代在各自人生轨迹中，面对体制内外“二元象限”起落的待遇回报，各自在心中记下的帐。

毕竟，早年许多人走上公职，至少在主观攀比上，都曾有过“为了稳定的退休生活，甘愿于此刻付出一些代价”的自觉 ──不管在客观经济数字上，这个“代价”是否真的是代价。

不羞辱人的社会

说到底，这整起争议的核心从来不只是“退休金怎么算”，而是在台湾独特的历史形构中，被层层建构出的“相对剥夺感”。年金改革的难，也正在于，如何于这么多不同人曲曲折折的主观历史记忆中，熨烫出一条让大家甘愿的直线，叫“公平”。

不过回到这个心理基点，有一点是确定的：钱再如何重要，更重要的是尊重，是尊严。就是在这，看似毫无重心的游行诉求“反污名、要尊严”，反而显得点题。

93游行次日，我与身为退休教师的母亲，聊起她的退休同事们对此事的态度。“其实我们支持年金改革；不改，走出去都不好意思承认自己是退休老师。以前老师是很受尊崇的职业，现在这个身分，走出去却好像被当成贼。”

这种“我不是贼”的不甘，相信，正是贯穿在9月3号广场上二十多万抗争者内心的共鸣。在其多数人的生命叙事中，自我形象是“奉公守法、一生为国”；即便制度设计有所不公，毕竟也不是他们多数人曾参与决定，能担的责任。当一起面对国家财政的现实，我愿意相信，当中多数人，也愿意理性协商合理的年金制度。

只是过去陈水扁改革 18%优惠存款时，将“劳工”与“军公教”对立的论述，2006考试院长姚嘉文的“恩俸亡国论”，甚至是2013 年国民党籍考试院长关中的“五千万科长”说，以及2015年希腊财政危机时舆论的类比，都一再打击到这群退休人员的情感。蔡英文上任宣示“年金改革”原属必然；但当台湾恶质的媒体谈话节目，纷纷用各种粗暴语言炒作消费此一议题，自然引爆这股累积以久的怨怼与焦虑，投向新上任的蔡英文。

其实目前年金改革的讨论才刚开始，很多结构还没被突出。在明年初的全国年金改革会议前，还需搜集更多资料，才能更细致地描绘社会各个群体、各个世代，在生涯中的所得积累，退休后的社福资源。有这些翔实数据，才能形成政策水平线划定的基础。这个过程，需要更透明公开的参与，需要尊重互信，而最忌讳用任何标签把一群人圈起来当靶。

马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 在《正派社会》（Decent Society）中提到：文明的社会，人不会去羞辱人；正派的社会，则是制度不去羞辱人。

台湾此刻要学习的或许是：如何在制度改革时，不羞辱人。

（曾柏文，华威大学社会学博士，端传媒评论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