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陈永政:政局胶著才是香港良机

目前情况胶著,反而有利大局,因为这正好能给予香港亟需的缓冲时间,让各方(特别是北京)放慢下来……
陈永政:随著政局重新陷入胶著,建制派以至北京将难以随意出手全面掌控香港。

香港立法会选举尘埃落定,挟不公平的选举制度,建制派再次输了民意,却在议席数目占优。不过,70个议席之中,非建制派仍占30个议席,重大议案的 “1/3 议席否决权”,以及能阻止修改议事规则的“分组点票否决权”,仍牢牢控在非建制派手中。非建制派与建制派双方得票率维持在 55:45,经历了政改争议、雨伞占领运动、拉布、反拉布、反占领运动、旺角冲突,及双方大量动员的两年后,这次选举显示,双方的政治实力对比仿佛又回到原点,依然是谁也胜不了谁的状况。

然而笔者认为,目前情况胶著,反而有利大局,因为这正好能给予香港亟需的缓冲时间,让各方(特别是北京)放慢下来,重新思索究竟我们是要继续步向长期斗争的不归路,还是趁尚有转圜余地,重启谈判。

立选结果避开严重冲突

首先,若今次立法会建制派大胜,冲突升级势必难免。自政改争议展开以来,白皮书8.31决定、周融的反占领运动、梁振英斗争为纲的处事作风、Vote Them Out 的呼吁、陈文敏任命事件、铜锣湾书店负责人“被失踪”事件,以至最近的立法会选举有候选人因政见被禁止参选,及选举前后传出候选人被恐吓的消息等一连串事件,处处可见北京的身影及其在港代理人的各种操作。中央仿佛正以全面掌控香港为目标步步进迫,“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几成虚语。

建制派选前民调上有压倒泛民的声势,假若立法会选举非建制派大败,来自北京的进迫与打压恐怕会变本加厉。因为若果建制派成功全面控制议会四年,便可透过立法、修改议事规则,甚至修改《基本法》为手段,全面削弱非建制派赖以反抗的资源。换言之,若建制派大胜,对北京阵营而言,那将是以短期决战全面制伏香港反对派的黄金机会,余下四年,反对派离开体制抗争,双方严重衡突必会是主旋律。

反之,若然非建制派奇迹大胜,而取得立法会全体过半议席,严重冲突亦会无法避免。一方面是非建派必会认定机不可失而尽力迫使政府妥协。但另一方面则是若北京认为香港失控,特别是认为主张港独的政治力量成功发展成主流,它就很有可能急于出手,加强打压,以夺回主导权。换言之,无论是任何一方大胜,最可能的结局都是因为其中一方觉得无必要谈判,而致使本身已相当严重的政治冲突进一步升级。

可幸的是,今次选举结果刚好避开了最差状况。随著政局重新陷入胶著,建制派以至北京将难以随意出手全面掌控香港。上一届立法会已可看出,当政权总体上失去公民社会支持,而立法会中的反对派又以各种手段拉布,即使政府及建制派可挟其过半议席,强行推动一些民间强烈反对的法案和政策,他们亦必须付出高昂政治成本。而且拉布更会对建制派议员造成直接精神、体力和时间上的压力和打击。

今届立法会尚未召开,但已传出消息指建制派议员多对主席一职无兴趣,亦有建制派议员表示必须让泛民重掌部分委员会的正副主席,以免不停对抗。非建制派议会抗争的威力,于此亦可睹一二。如是,未来数年,如果政府、建制派,以至北京仍锐意以斗争为纲,以强力铲平香港反对力量为主要目标,则非建制派,以至公民社会势必将政府及建制派拉入抗争的泥沼,即使最终不能获胜,仍然有能力令抗争旷日费时,并让政权及其支持者付出极大代价。

缓和冲突,重建谈判基础

然而,正因为双方极有可能陷入泥沼,香港才有希望回避这种状况。有能力作战,才有实力言和,这是政治世界不变的原则。双方陷入胶著,其实正好能为将来谈判制造空间。只要双方冷静下来,便会明白在短时间内,谁也不能摧毁对方,而继续单纯地斗争并不能带来任何利益。换言之,慢慢让冲突降级,一步步为将来谈判建立条件,这将会是香港的最佳出路。

这当然极其困难,因为双方都未必有这样的意愿,而在剑拔弩张的绷紧情势下,严重不信任,甚至敌意,更可能致使任何对话都无从展开。因此要步向谈判,就必须令情势降级,而第一步就是缓和冲突。

这次选举,正好为双方缓和冲突提供一定诱因。这一方面是因为建制派总体上仍主导局面,北京无必要急于出手,可以先观察新兴的非建制派政治力量,再作回应。而另一方面,随著非建制派中“本土自决”势力的兴起,与泛民建制成鼎足之势,非建制派在制度层面的洗牌总算初步完成。未来数月,泛民与本土自决派都必须花上大量精力重新发展组织、巩固支持、整合阵营。特别是本土自决派的新任议员,必须忙于将立法会议席的制度资源转化成政治能量,如扩充团队、推展社区网络建设计划等。

因此,抗争故然仍是非建制派的一大功能及政治能量来源,但他们同时亦要面对大量林林总总的发展挑战。只要政府停止挑衅,并停止推动一些引起公愤的政策或法案,双方要短暂地喘息,甚至在互相戒备的前提下,进行某种形式的合作,并非全然不可能。例如,如果政府愿意就土地及乡郊发展与本土自决派的议员讨论,很难想像这几位新晋议员会斩钉截铁地拒绝。这种短暂地为局面降温的做法可能看起来微不足道,但从重建谈判基础的角度看,每一步缓和都是极为重要的转圜空间。

为何对话谈判不可弃?

不过,两边阵营都可能有人会问:“时至今日,为何还想著对话谈判?”特别是非建制派阵营,历经多年打压、欺骗、失望、愤怒后,为何仍要思考谈判的可能?收拾心情,全面开战,岂不更合理?笔者承认,某意义上,想著要谈判,的确有点痴人说梦。但是基于两个理由,笔者认为香港人仍不应轻易放过谈判和解的可能。

第一,策略上,完全放弃谈判的进路只会简化对手的选择,令对手能更简单、廉价地团结阵营以推动高压政策,因而使对手的物质及制度资源优势得到最大发挥。试想,单是香港的建制派就已经不是铁板一块,中共内部更加是山头林立,要统一不同派系对港政策,然后再要在港建制力量队型一致地忠实执行,困难其实应该不少。单看近日《成报》与《大公报》有关梁振英的骂战及背后不同势力的身影,就可见中共对香港不可能只有一套看法。香港自由党与梁振英政权的分歧更已完全公开,其他建制派对时局相信亦是各有看法,甚至各怀鬼胎。

然而,如果非建制派很纯粹地只推动实力上对抗,而自绝所有谈判的可能,则中共建制一方无论任何派别,都会明白只能用实力镇压香港的反对力量。任何主和的声音都会自动消失,这便大大地减低中共协调路线与策略的成本。而中共在财政、公权力及武力方面的绝对优势,便可在以实力打压的路线上毫无限制地发挥出来。

任何战略,都必定以最大化自身的行动自由,并尽量限制对手的行动自由为基本原则。“谈判和解”路线,有助让对手内部的温和派牵制强硬派,令其硬实力优势较难完整地发挥。因此,即使抗争是非建制阵营的主策,“谈判”作为副策仍不可轻易放弃。

第二,道义上,笔者始终认为合乎尊严的和平(dignified peace),比玉石俱焚来得有价值。凡是对抗打斗,只有三种可能结果:胜、败、谈判和解。实力上,香港绝对无法压到中共,而如果我们拒绝放弃抵抗,又拒绝任何谈判和解的可能,则基本上只是等待玉石俱焚的结局。这在道德上无疑有其高尚可敬之处,更是人之为人、香港人之为香港人可敬的地方。不过,这不但成本极大,更会牵连到社会上不愿意牺牲的人。如果我们不试著寻找成本较低的方法,而一心想著不计任何代价牺牲地抗争,道义上很难说得过去。当然,笔者并非主张无底线地妥协,但若合乎尊严的和平仍有可能达致,则绝不应轻易放弃。

立法会选举过后,香港面前是两条分岔路。其一是北京继续坚持强硬对待香港事务,致使港人继续离心离德,反抗力量与政权周旋到底,而香港整体陷入斗争的泥沼之中。另一条路,则是务实地以这次立法会选举为契机,改弦更张,撤换梁振英,让局势逐步降温,为以后谈判奠下基础。无奈的是,由于主要权力都在北京及香港政府手上,是和是战,主动权很大程度在权力者手中。

回归以来,十数年抗争几近从未停止,而经过数年政改争议、动员对抗,走了一圈,又重回原点。不过正正是因为走了一圈,我们看到即使经历大规模对抗动员过后,香港仍是胶著状态,没有一方能断言胜利,因此笔者对“谈判和解”以达成合乎尊严的和平这出路,仍未绝望。

(陈永政,旅星香港学者,耶鲁—新加坡国大学院(Yale-NUS College)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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