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5年2月28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灾难性的会谈，在全世界被直播以来，时间才过了不到两周。但是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安全秩序，仿佛已经历天翻地覆的转换。
欧洲领导人在巴黎和伦敦之间不断会面。欧洲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高达1500亿欧元的借贷能力供各国政府补充国防，德国主要党派社民党（SPD）和联盟党（CDU/CSU）更是打算利用即将过期的本届国会多数通过激进的财政措施，绕过“债务刹车”来提升德国的国防支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面之后表现出了尽力挽回的态度，并随时准备签署矿产协议，华盛顿与基辅之间的交流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但是特朗普内阁仍然在几天前宣布暂停了美国的全部情报分享（以及禁止英国进行间接情报分享）与军事援助输送。
虽然特朗普3月9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针对情报分享的暂停马上会终止，但是更进一步的军援输送与长期的安全保障仍然没有头绪。乌克兰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前线也面临崩溃的危险。连接乌克兰本土和苏贾（Sudzha）的后勤路线，在几日之前就已陷入俄军的火力控制，给乌克兰军在库尔斯克的行动制造了极大压力。据称，俄罗斯特种部队日前在输油管道中潜行数英里，绕道乌克兰部队后方配合前线发起突袭，造成了出其不意的效果。虽然目前局势仍然在急速发展中，但乌克兰军在库尔斯克战区的部队，的确面临被全面切割包围的危险。
本文将探讨乌克兰/欧洲与美国关系的裂痕在中短期的直接后果，以及基辅会谈破裂背后乌克兰与其西方盟友之间的深层次战略分歧。
特朗普的风格与北约的红线
在白宫的会谈不欢而散之后，泽连斯基被“礼送出府”，准备好的签约仪式与晚宴亦告取消。特朗普尤其是万斯在会议中表现出咄咄逼人的姿态，外加美国新内阁对待俄罗斯近乎180度转弯，万斯在慕尼黑会议上的震撼性发言，令许多西方尤其是欧洲的观察家，迅速将这一事件定性为特朗普和万斯对泽连斯基蓄谋已久的“伏击”。
不过，从相关方透露会面前后的细节来看，这次争吵并不是白宫方面的“阳谋”，当面爆发争执纯属意外。原本协议在经过激烈的谈判后会在基辅由内阁级别官员签订，但是泽连斯基总统办公室坚持泽连斯基去白宫与特朗普亲自会面。在乌克兰的美方官员曾经劝告泽连斯基，他和特朗普的个人关系还需要进一步建设，现在会面可能是不成熟的，但最终美方仍然对基辅发出了邀请。泽连斯基抵达华盛顿后，反复要求在矿产协议中明确美国提供的安全保证，令美方接洽官员感到十分挫败。尽管如此，白宫会面一开始的气氛基本还是融洽的。事情急转直下的起因是泽连斯基开始质疑与普京进行外交谈判的意义，而万斯对此采取了比较对抗和升级的回应，情况终于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不可否认，特朗普内阁对乌克兰事务采取了某种看待商业投资（抑或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姿态，拟定中的矿产协议也引起了乌克兰本地和一些西方盟友的疑虑。但是从特朗普的世界观和MAGA群体的视角来看，矿产协议确实为美国在乌克兰的长期存在提供了一些抓手或桥梁。更何况，协议内容本身具有相当浓厚的“特朗普交易”色彩——标题和宣称十分惊悚，但欠缺内在细节和实施原则。它可以让特朗普向选民兜售某种政治胜利，却并不会为实际情况带来什么实质性改变。从现有证据来看，特朗普内阁全面暂停对乌克兰的情报共享与武器援助似乎并不是在会面结束之前就决定的，而是出于某种冲动或报复心理。特朗普内阁面对俄罗斯急于关系正常化，并且无意义地羞辱和损坏跨大西洋关系的做法，从美国国家和西方整体的利益角度来说确实是不理智的。特朗普看待国际关系时浓厚的19世纪色彩，同样与二战后美国主导的集体安全思路格格不入。
但是特朗普本人的特色与白宫会面的戏剧性，掩盖了从拜登政府到特朗普政府，在面对乌克兰局势时的一些根本的延续性。而这些延续性，反映的也是乌克兰与西方盟友所面临的一些基本战略困境。对这些战略困境缺乏沟通和协调，导致基辅与西方首都之间没有形成共同的战略愿景。由这一战略分歧导致的摩擦，在极端重视同盟管理和团结声望的拜登政府那里似乎还是可管控的（manageable），但是挫败感和纠纷早已在水面下酝酿。2024年8月乌克兰军突入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军事行动就没有与美国事先沟通，让白宫十分不满。泽连斯基有时表现出冲动、占道德高地的作风，在特朗普上台前已经在西方领导人中制造了一些外交风波。拜登就曾经在和他沟通中对乌克兰不断要求更多援助的请求表达过抱怨。2023年NATO在维尔纽斯的峰会由于没有正式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就导致泽连斯基愤怒发推，表示NATO领导人不够“尊重”乌克兰，差点给整个NATO峰会造成危机。
在向来不太在乎国际礼节与同盟者情绪的特朗普内阁这里，乌克兰与西方盟友中一直以来存在的大大小小的“压力点”，则终于无法继续承压而表现为激烈的破裂。特朗普内阁指控泽连斯基无意“和谈”，不愿意对俄罗斯做出实质让步，暂且不论这一指责是否在道德层面上公平，这在事实层面上并没有太偏离乌克兰官方的实际立场。而这再往上追溯，就在于拜登政府所谓“尽可能长远的支持乌克兰”（for as long as it takes）其实是遮盖两首都之间分歧的外交辞令。从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俄罗斯开始，拜登政府就为NATO盟国的参与划下了两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其一，是NATO不会参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直接军事冲突；其二，在俄罗斯没有战略战败（也就是只能被动接受停战条件，换句话说就是投降）的前提下，乌克兰在可想见的未来没有成为北约成员国的前景。
第一条红线在开战之初就已经被反复强调，也在西方盟友中得到了广泛的谅解与支持。不管俄罗斯侵略在国际法上多么恶劣，NATO盟国在乌克兰的现实利益并不足以支撑政治意志以两大拥核集团直接爆发正规军事冲突为代价加以维护；第二条红线则包裹在更为礼貌的外交修辞和私下的沟通中，但只需要稍加解码也不难理解。在乌克兰战争仍然持续的状态下让乌克兰加入北约，等同于通过北约第五条直接让NATO参战，这直接违反了第一条红线。实际上，北约拒绝存在与外国有领土争议的国家加入同盟，就是害怕新同盟伙伴直接把整个盟友拉入与领土相关的战争中。
第二种情况则更为复杂，需要更仔细地探讨。亦即：乌克兰一直在追求的“和平之后加入北约”或者说“以加入北约/获得北约式安全保证作为和平的前提条件”，实际上也远远超过了北约盟国的政治能力与政治意志所能跨越的界限。事实上2022年3月俄罗斯与乌克兰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达成的框架草案最终流产，除了两方之间的要求差距过远之外，安全保证的难题也十分基本：草案中乌克兰提出未来的乌克兰安全将由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势力共同保证，但是这一要求却根本没有和美国沟通，而美国在当时、现在，和可预见的未来都不打算提供类似的安全保证——无论是不是特朗普内阁上台。
造成这一不幸的“硬约束”的原因是多重的。首先，在俄罗斯不面临“战略战败”的条件下，一个北约化或事实北约化的乌克兰，不可能为俄罗斯接受，而任何“谈判下的和平”，其先决条件就是对手方在最终的解决方案中都拥有一票（your enemy has a vote）。另一方面，俄罗斯“战略战败”，也就是只能接受对方的政治安排的场景，则等同于“投降”，这意味着对俄罗斯国家存亡的直接威胁，会大大提升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概率，这同样是北约盟国不希望面临的场景。第二，在欧洲军事准备和政治、财政运作都不充足的情况下，任何对乌克兰北约式的安全保证都意味着美国核保护伞与常规力量的承诺。这在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抬头，战略重心转向亚洲，国防工业不断承压的现实下，既缺乏政治可行性也缺乏物质可行性，不管是更青睐于“国际主义”的总统，还是特朗普式的“强权主义”总统都无法逃离这一参数条件。
北约条款的局限，以及乌克兰与盟国的政治错位
乌克兰“以北约换和平”的第三个难点则更加微妙，涉及北约第五条本身的意义和性质。在《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的原文中，实际上只是规定了当一个同盟国受到军事攻击时，其它同盟国必须展开商讨采取行动，这在文本上是非常暧昧和缺乏力度的一个表述。它之所以获得了如今“安全保证金标准”的地位，是美国在冷战以来的80年间，通过自己的军事行动和外交表态以及国际互动，建立起了非成文的默契。
在同行的政治理解中，第五条在“实际意义上”意味着联盟成员国受到外部攻击的时候，将在最终意义上享受美国的核保护伞。这是一个极其强硬又成本高昂的承诺——它意味着，当维尔纽斯受到俄罗斯攻击时，在最终意义上，远隔大西洋的美国会承诺冒着纽约毁灭的风险以核武器维护立陶宛的主权。冷战中，戴高乐就曾经质疑过北约核保护伞的有效性——这也就是著名的“巴黎换纽约”争议的由来。法国并以此为契机建立了自主独立的核威慑体系。在战后北约东扩中，这一承诺可信度的问题实际上进一步加深，但是战后美国的霸权地位使得潜在对手（俄罗斯）只是想要挑战这一承诺就显得不明智。
从逻辑上说，这正好制造了一个悖论：北约第五条的可信度，一部分地取决于无论是同盟国还是潜在敌人，都不打算真的挑战它的可信度。换句话说，北约第五条的有用性，部分地取决于他不会被触发这一预期：越是在安全上需要第五条保证的国家，越是不可能得到它——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北约冷战后东扩，发生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对东欧国家的政治威胁远大于军事威胁的背景下。
这一悖论在乌克兰战争的预警下显得格外刺眼：由于俄罗斯对乌克兰鲜明的政治企图与事实全面军事行动的意图，北约第五条被触发的可能性是十分高的。光是这种概率提升的可能性，就意味着乌克兰的加入会使得“第五条”的价值对所有北约盟国都会经历严重贬值。假如一个医保产品的价值很大部分取决于参保人都十分健康，那么一个高危病人的参保必然会极大降低该产品的净值，甚至可能导致保费收支平衡的崩溃。
所有这些政治约束背后的实质很简单：是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乌克兰的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对于他们的国家利益来说，都没有重要到能够唤起与俄罗斯开展直接军事对抗可能带来的危险的政治意志与资本。不管拜登政府对于战争终局有着怎样的设想，从实际来说，美国在当时的战略就是在承认这一根本约束的前提下，通过间接支持乌克兰，使其以尽可能优势的局面实现和平。从逻辑上说，这暗含了乌克兰必须在领土甚至外交层面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以换取俄罗斯在政治上的让步）；以及乌克兰的长期安全最终保证，来自于其在美国和欧洲盟国间接支持下自身的国防实力。
应该说，美国的这个战略愿景，无论是在之前，还是在当下，都很难为基辅接受。只不过在拜登政府下，这一分歧还没扩大到在现实层面阻碍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援——因为哪怕在拜登政府有限的战略目标下，尽可能稳定、持续地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也是必须的选项。但是这种不肯言明自身目的的“战略模糊”，也在美国国内酝酿了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在美国部分选民和一部分政客看来，这种做法无意于在不定义政策终点的条件下盲目地投入美国有限的战略、军事资源。这种指责背后当然有党派的、甚至恶毒的政治企图，却不能说完全没有合法性甚至合理性。
如果说特朗普内阁在白宫会面前和拜登政府的做法有什么战略上的实际变动，也无非是放弃了“战略模糊”的伪装而已。外界对其表态的震惊，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拜登政府没有与乌克兰和外界充分沟通自身的战略边界——这当然出于可以理解的种种原因，包括但不限于不愿意向莫斯科传递“软弱”的信号——但无论如何是有些不幸和遗憾的。
这种分歧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就已经阻碍了乌克兰和西方盟国的战略协调与政治战线的推进——在不断重申的团结话语之下是另一个事实：西方各国和乌克兰在政治上并没有在往一起用力。前文我们已经分析了华盛顿在乌克兰问题上给自己设定的战略展望。另一方面，从实际观察来看，基辅的政治环境与泽连斯基个人的性格与政治信念则指向了另一种战略视角：乌克兰打算通过持久的抗争，要么等到俄罗斯战争潜力的耗竭，要么等到俄罗斯内部生变导致的政治意志的挫败，从而使得俄罗斯在政治上被迫接受自己在乌克兰战争中的失败。因此，基辅需要的是避免在这一“高风险、高回报”的战略生效之前，接受任何实质性的政治妥协。任何在目前的硬政治约束下所做出的和平条约，都意味着乌克兰领土与政治损失的“落实”（realization），除非这一牺牲能换来西方尤其是美国实质性的安全保证。
基辅“想象”与“现实”之间的鸿沟
应该说，乌克兰和泽连斯基坚持这种有点孤注一掷的战略愿景并非毫无道理可言——乌克兰先是在2022年2月顶住了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又在同年秋季的哈尔科夫攻势中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这是一个数次创造了“奇迹”的民族，而泽连斯基也因为自己拒绝选择“合理”的现实选项、持本心而一次次获得巨大的政治回报。那么他顺从自己的惯性和性格，认为不断坚持自己的立场，以坚持最大化的政治要求为前提继续战争，才是在道义和现实上都是正确的做法，也就不难理解了。
但乌克兰和泽连斯基的这一坚持，在2023年夏季乌克兰的反攻以无果而终收场，前线人力不断吃紧，俄罗斯在顿巴斯步步紧逼的当下，本就会受到越来越多来自“现实”的压力与考验。根据军事专家迈克尔·考夫曼（Michael Kofman）最新的前线考察报告，尽管由于暖冬造成的泥泞和恶劣天气，让俄军在顿巴斯的攻势相较于去年秋天已经大为延缓，乌克兰军队也在适应俄罗斯的步兵战术与增强无人机使用上大为进步，但这一状况会随着开春和美国军事援助的不确定性而变化。按照目前的事态发展轨迹，乌克兰在夏季面临非常严峻的军事考验。另一方面，尽管乌军总部在人员问题和军队编制问题上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是动员不力和军队人员缺额现象仍然是乌克兰军队面临的最大挑战。
历史研究表明，长战争的发展轨迹往往具有一些共有特性——最大的战术、战略意外往往发生在战争的开始阶段，而当战争进入相持、消耗战阶段后，战争的结局和发展往往取决于结构性要素。乌克兰目前在军事上的负面发展轨迹，也符合这一趋势：乌军在战略上的成功发生在战争较为早期的阶段，而无论是23年的夏季反攻还是24年的库尔斯克突击，都没能在战略上扭转结构性要素所塑造的战略场景，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加重了乌克兰在战场上的不利。
基辅这一“想象”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在白宫会面后美国军事援助前景愈发悲观的当下，会被进一步放大。从数据来看，美国目前提供了乌克兰使用的155mm炮弹的半数，好在这一部分也是欧洲盟国的努力最可能弥补的部分。考虑到目前前线超过60%的伤亡是无人机造成，炮弹缺失带来的后果也不如战争开始时那么夸张。
美国援助断绝带来的更根本的困难在于杀伤链的高端部分——美国的情报共享目标锁定以及GMLRS等配套系统，是乌克兰超过100KM距离的远程打击的关键。对于防御俄罗斯空天军袭击乌克兰的军事与民用设施，美国提供的预警与防空系统更是不可或缺。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欧洲盟国向乌克兰提供了自身的Samp/T导弹防御系统，但是这一系统运作却非常不顺利，其自身的拦截器也很快消耗殆尽。另一个潜在的严重问题就是SpaceX的星链系统。该系统对于维持乌克兰前线、后方的指挥、通讯与后勤至关重要，并且在2030年之前没有任何可行的替代系统与方案。但是SpaceX的所有者马斯克愈发难以预测的政治表态和行为，也为这一系统持续为乌克兰提供服务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
成功是一种惯性，所有军队最擅长打的，永远是其所经历的上一场战争。在更深层次上，基辅与华盛顿之间战略愿景的错位，或许来自于某种更基本的悲剧要素：乌克兰目前仍然不愿意走出2022年惊人的战略成功所激发的道德勇气与道德想象，将自己的政治图景转化为更为灰暗、更为现实，也更为“理智”的节奏。或许对于一个已经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三年抗争的民族及其领导人来说，要求这种心态的“转变”本身就是不道德甚至不现实的，但是在缺乏这种转变，乌克兰的前方可能会面临更困难的前景，和更不利的战争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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