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黄少甫:自学,教育的开源行动

自学教育并非没有竞争,但它是开放式的,是个人与社群不断挑战自我极限,探索多赢共好可能性的竞争。

9月初,端传媒刊出卓晓青的《体制外自学,高资本家庭的奢华?》一文,从阶级角度提出一个问题:学校教育不适合孩子的时候,具备什么条件的家庭才有可能另作安排?

仔细琢磨,支撑一个孩子自学,的确需要有一定的社经背景,但我也认识不少客观上有足够社经背景,对体制学校不尽满意的家庭,没有选择自学,而是尽可能找一所最好的学校。

挑好的学校去,或是自学?这两种选择没有道德上的高低,但对整体教育体制却有不同影响:挑选学校,是针对既存的教育选项进行比较,给做得好的学校鼓励;自学,是挑战既有教育模式,并尝试发展出新的教育结构与价值观。本文将针对这点进一步分析,拉出跟卓晓青不同的视角,以突显体制外自学的另一层意义:教育的“开源”(open source)行动。

自主学习vs 惯行教育

首先,要先清楚定义“自学”。在我的讨论中,自学,是一种依照学习者的特质、需求与兴趣所做的教育安排。这样的教育,可以是学习者自己安排的,也可以是他人创造的机会,学习者依照自己的需要选择参与。

从这个角度,自学两个字是“自主学习”,其并不与学校教育对立;真正与自主学习对立的是“惯行教育”──也就是我们目前习以为常的,这种依照课纲进行、以教师与教材为主轴的教育安排。

大多数的学校采行惯行教育,很多人因而认定学校教育就必然是惯行教育,也因此把自学当成是“学校教育的反面选择”──这种教育安排,在英语国家常常称为在家教育(Home Schooling)或是去学校化的教育(De-schooling);在台湾,目前也是在“非学校型态实验教育”的法规空间里运作。

但我认为把自学与学校教育对立起来,会阻碍我们对于未来教育的想像。就我所知,目前有一些机构实验教育,采行非常接近惯行教育的模式,但也有很多以学校型态存在的组织,实质上进行的是自主学习教育──例如英国的夏山学校、美国的瑟谷学校、台湾的全人中学、种籽学院与森林小学。

印度学者 Sugata Mitra在2013年的一场TED演讲中,对惯行教育的起源有很生动的描述:回溯大英帝国在全球各地殖民的历史,学校需要培养出一群有共同语言、共同思考方式、标准做事方法的人,在没有电话与飞机的年代,去运作这么大跨度的治理系统。

回到台湾视角,我们的国民教育,也曾协助台湾培养了大批素质整齐的劳动人口,让台湾得以在全球产业链中创造经济价值,也给自己带来更好的生活。我们现在觉得普普通通的惯行教育,曾经在人类经济活动的价值链扮演重要角色。

许多朋友对于“把教育等同于职业训练”有敏锐的批判。我同意这样的批判,也认为教育目的不是培养劳动工具,而应该是培养人──能够完整发展、能够共同建构更好社会的人。然而,我们无法避免从经济视角,去检视学校教育的结构。毕竟,学校教育需要非常多资源投入;而这些资源不会凭空产生。它们都是我们共同劳动所创造出来的,也必然要能为我们创造新的价值,整个循环才有可能永续。

现在学校教育遇到很多挑战,然而,这不是因为学校的做法退步了;跟过往相比,学校教育其实是一直在进步。只是,外在环境变化更快,而且是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发生转变。

社会剧变:知识节奏与工作型态

这个时代跟从前最大的不同,在于世界变化的速度,尤其是在“可数位化”的领域。

对数位时代的学习著力很深的 John Seely Brown 提出一个重要观察:当世界变化快速,研究并诠释各种现象的时间缩短。传统需要经过层层验证、确认举世通用才会发表的知识生产流程,渐渐追不上知识使用的步调。依照传统方式提炼出来的知识,依然重要;然而,只依赖这些经过提炼的知识,行动就会比别人慢好几拍。
现在的读者必须发展自己判读资讯的能力,除了读资讯内容,还要读取资讯的背景脉络:是谁写的?写给谁看?作者与目标听众的互动关系为何?他们过往有什么言论与行动?我们必须用自己的判断,去补足传统知识生产与现代知识运用之间的速度差。

这种人人都是资讯判读者的场景很陌生吗?不。对很多读者来说,这就是在社群网站上阅读的日常。他们所接收到的资讯是立体的、可以查证的,在活生生的脉络中书写、阅读与理解。当这样丰富的资讯流动成为我们的日常,回头看那些经过重重选辑,只传达一种视角的教科书,就显得格外扁平苍白。

这不是品质的差距,而是根本哲学的差异,是大众与分众的差别。过去资讯流通的难度高,广播、电视、书本,都有时间、空间与成本的限制。惯行教育在过去的主要价值之一,正是对教育内容的“选辑”,把有价值的内容,在对的时间,传送到需要的人的手上。

有了搜寻引擎之后,资讯及知识传播的样貌已经翻转:资讯选辑可以由资讯使用者发动,而且需要时再找就行。这一翻转,让惯行教育做为知识传递管道的价值,变得可有可无。

当代另一个剧变,是由人工智能催动的,以机器替代人工的转型。英国牛津大学工程科学系的 Carl Benedikt Frey 和 Michael Osborne 检验的美国 700多个职业类别的工作内容,认为其中有近半职业将受到电脑化的威胁。他们没有探究这些工作会在多少年后被取代,他们指出的是一种逻辑关联:只要有人愿意,就可以找到方法让电脑去执行这些工作。

人工智能竞技平台 Kaggle 的执行长 Anthony Goldbloom 在今(2016)年八月的一场TED演讲中,对于人工智能的潜力与局限提出很精辟的分析。根据他的结论,只要是大量且重复性的工作,人工智能都将胜过人类──例如医疗诊断、批改作业、法律咨询等。跟大量重复相对的,是那些新的需求、新的应用情境、或是偶发非常规事件;这些情况下,人类还是远比机器更有能力应对。

那些重复工作的技能,正是过去惯行教育最适于训练的;相对而言,现在更需要的创新能力,却是惯行教育较难培养的。

惯行教育,无法引领改革创新

资讯传播的门槛降低,带来好处,也是种负担。资讯量越大,筛取甄别有用资讯的难度就越高。大部分专业之所以有价值,不单是因为拥有别人没有的资讯,也必须能将资讯整合成有意义的知识结构,并转换成有效的实践方法。

这是惯行教育过去成功创造的另一种价值。学校提供标准课程,设定学习步骤,并在这种架构上提供“双重保证”:学校向学生保证,只要依照步骤完成学业,他将得到一套能创造价值的知识技能;在要甄别个人能力的场合(如聘雇),学校也保证,学历持有者具有创造特定价值所需的知识技能。

这类保证一直都是机率式的:完成学业的学生大部分(而非全部)都能找到应用所学的机会,大部分(而非全部)的学历持有人,都能有预期水准的表现。只要机率够高,少数例外不会带来太大的代价。

但学校这种保证有局限:它必然是“操作式的”(operational),它可以保证一个文凭持有人能通畅使用语文、正确计算、或具备一套共通的基础知识;但它无法保证文凭持有者的其他特质──例如是否真诚、有纪律、负责、有开创性、善解人意、 灵活变通等。当经济面临升级转型关卡,社会需要更多能带领创新的人,这种人的关键特质,却超出惯行教育所能担保的范围,也引来很多对学校教育价值的质疑。

学校能提供的教育,逐渐与现实需求脱钩,这个现象早已引起广大的关注;历次的教育改革与课纲改革,很大一部分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台湾最近定案,将在2018年实施的“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课程纲要总纲”,持续强化以“培养核心素养”为主轴的教育哲学,增加弹性课程时数,在高中阶段改采学分制,并规定有最少三分之一、最多超过三分之二的选修课程。这份新课纲,的确会打开更大的法规空间,让学校得以提供适性学习的教育。

然而,惯行学校教育受到的挑战不会因此缓和;事实上,惯行教育的设计,让它最多只能顺应改变,而不具备引领改变的能力。

两年后要实施的新课纲,纵然已赋予学校很大弹性空间,仍维持了“由政府制定课程内容标准”的运作架构。这让政府得以为学校教育订出品质标准;然而实务上,教育品质难以度量,无法度量就无法规范。因此,真正受到规范的并非品质,而是“规格”──如学分数、上课时数与学科时间分配。

也许课纲委员认为“规格”仅是外在规范,他们标举的核心素养,才真正影响教育走向。但其实,规格对教育内容有决定性的影响。它一方面导引教育者与受教者,不自觉地把学习时数与重要性划上等号;另一方面,它提示了一种“公认有效”的做法,从而暗示其他的做法“成效未经验证”───因此,进行开创性教学实验的老师和学校,还没开始,就被要求证明他们的做法更有效。

这就成了一种“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困境:没有实证资料,就没有机会尝试,没机会尝试,自然也就不会有实证资料。学生与家庭投入自身资源,实践自认最适合的教育方法,正是突破上述结构困境的解方之一。

自学的两个难题:人与社会、人与知识

自学涉及两个难题:个人在群体中的位置,以及人与知识的接点。

人在群体的位置,任何教育途径都避不开这项课题。惯行教育往往是用“分派与分配”来处理。学校中,教师、职员与学生都有一定角色;而在学生中,也常常透过班级干部或是强制性的责任分配,让每个人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角色。整个学校教育过程中,学生在各个关卡经历筛选甄别,一步步流向社会所需的各种位置。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是每个人都需要主动认识自我、主动地察觉别人的需求、并有意识地选择自己想要创造的价值。

然而,这却是自学者需要不断探索与思辨的课题。在每一次为自己选择学习内容、学习伙伴和教师时,都是在为自己与群体的关系找答案。

人与知识的接点,是另一项被惯行教育忽略的课题。惯行教育往往要求受教者循一定次序学习。这种学习模式造成许多错觉,例如:如果不从小学数学学起,不可能学会微积分;或是,未曾去师范院校修完全部学分的人,不可能懂教育。

这种错觉的确有几分真实:外行人的确比较容易在基本地方出错,而要精熟一门学科,的确需要时间。但前面这两句话,却是建立在“知识只有一种用途”以及“学科学习只能有一种顺序”的假设。这两个假设都大有问题:人类的诸多创造,很多都是把一个领域的知识技术,拿去另一个领域应用。现代社会的运作也越来越讲求协作。不同领域的人能合作,常需要他们对彼此专长有原则性的理解(才能沟通),但又需要对方的技术能力(所以才要合作)。

自学,本身就是“与人协作”的历程;自学教育的安排,也比较能随著学习者的兴趣能力发展而调整,也有更多不按传统脚本的安排。这种另类安排,除了满足学习者的需要,同时也在逐步带出更多教育提供者。每个自学行动,都可能串连出潜藏的教育资源,让不同样貌的专业者,都成为自学教育网络的节点。

阶级批判的局限:自学带动教育改革

从阶级分析角度切入,选择自学并且能有效实践的孩子,的确接受到比在学校更有品质的教育;而他们能够自学,又是因为家庭具备相当的社会与经济资本。于是,这就成了卓晓青讲的“高资本阶级才能享有的奢华”。

但是这样的分析,没有考虑到个别自学行动,如何带动整体教育结构的改变。
自学行动,除了前述在两方面的开创性,其也颠覆惯行教育里的师生关系。在资讯革命前,教师需要扮演知识承载者的角色。因为教师人数有限,整个教育的过程,也就围绕著教师来安排:在固定的时间,老师会在固定地方讲课,且有一定进度,这样才能有效地传递知识。学生若是转学到别校,也可以无缝接轨。

常有人拿“经师”跟“人师”两种标准来打量老师,觉得能够“教人”的老师好过只会“教书”的老师。但现实上,老师的基本角色真的就是教书,有余力时再来教人。当资讯科技越发进步,丰富又可近用的资讯随手可得,“教书”的角色逐渐淡化,让老师有更多的时间去“教人”。这也就是现在流行的“翻转教室”。

一旦,教师的主要任务,从“知识传递”转换到“协助自主学习”,那就打开了一个新的专业领域。过去以“教书”为主的年代,老师对于学习的进程有很大的控制权,学生也大体上同步前进;因此,各种学习困难的诊断相对容易。面对自学学生,专业教师需要从学生视角来理解当下的学习状态,包括过往学习历程、学生特质、学生期待、然后评估要如何协助。尤其困难的是:如何在提供协助的时候,要维持学生自主学习的状态,避免让自己的意见压过学生自己的思考。

自学,教育的“开源”行动

1990年代,微软领头的软体大厂,几乎垄断个人电脑软体生态。相对于此,骇客与专业者社群发起了“开源”运动,把他们写的程序原始码开放出来,大家可以自由改作,透过社群协作,让程序发展更快更多元。

台湾的惯行教育就像软体大厂。经历几十年发展,它已不单是教学方式的选择,而是由国家课纲、升学制度、教育资源分配、师资培育机制、教材供应商、补习教育、以及各行各业的任用与升迁制度,共构成一个环环相扣、利益相生的生态这套结构即便有明显限制与副作用,但它成效可以预期。

自学,虽然提供了突破限制的机会,但也因为相关生态系还在发展初期,有很多不确定性。挑好的学校去,或是自学?一个家庭教育选择的关键,常常就是对此不确定性的评估。

对于熟稔教育或愿意投注心力学习的家庭而言,自学的不确定性,正代表改变契机。对教育不熟悉,又为生涯选择而无法投入心力的家庭,可能就会在惯行教育选项中挑好学校去。选择留在惯行教育体制里的人,未必不了解它的负作用;他们很可能只是自忖有能力减轻或扭转那些负作用的影响,但承担不起自学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至此,我们需要检视惯行教育与自学的另一项根本差异:

惯行教育有严格的阶层性。有许多作法、知识与资源,深藏在结构的某处,由特定机构掌握而不对外开放,或者只对通过筛选后的特定群体开放。自学教育的基本架构是网络性的,所有创造出来的资源、做法与经验,往往就在社群之中分享流传。
惯行教育是封闭式的零和竞争,有人占了某校名额,其他人就少了一个机会;有一所学校争取到更多考试高分学生,必定有另所学校少了几位高分的学生。自学教育则不然:有许多数位资源已经是公共财,并不会因为使用而耗损,反而会因为更多人参与协作而持续改善。有一些资源仍然有限,例如场地和教师,但透过灵活的分享与尝试创新,也能得到更有效的运用。

自学教育并非没有竞争,但它是开放式的,是个人与社群不断挑战自我极限,探索多赢共好可能性的竞争。当越多人投入自学,创造出越多自学者与自学教育者,就能让更多人了解自学:不需要标准课程、不需要统一的标准化测验,不必以考上什么学校什么科系来定义自己,也可以发展得很好,也能共同经营一个幸福的社会。那时候,自学就会变得跟现在的惯行教育一样,稀松平常。

到此,我们应能清楚看见:自学的阶级现象,只是社会既有阶级结构的展现。相对的,这些拿著自身资源投入自学行动的家庭,不论是否怀抱著阶级意识,其行动效果却是降低自学门槛,让自学更普及。

当自学变成没有太多心理负担的教育选择,也许有一天,学校也开始转型为自学教育的基地,用学校的资源去支持学生自主学习。当这一天到来,自主学习,就能成为每个家庭都能选择的教育模式。

(黄少甫,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工程系“未来基础建设”专案研究员,Learning Emergence LLP 平台与资料总监,台湾亲子共学教育促进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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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评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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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台灣必須刪除學測與指考(將廢除)的年齡與學歷限制,才能完成自學的目標,
    補習教育、四不像的「多元」高中教育、失去競爭力的技職教育,
    已經無法撐起中等教育程度,
    改革必須走對方向。

  2. 好高端,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