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张宇韶：抗战史观的争议中，自处边缘的台湾

近日，北京当局强化“十四年抗战史”论述的大动作，台湾方面除了郝柏村有所批评外，舆论反应居然出奇冷淡。回想2015年，当连战、秦金生与郁慕明等人参加中共所举行“庆祝抗战胜利七十周年阅兵”时，总统府、国防部、蓝绿政治人物与媒体几乎口径一致的大加挞伐。对比于目前舆论的冷漠，所谓“中华民国领导对日抗战”的话语权正在快速崩解中，最终恐将走向边缘。

何以北京选择此刻出手？为什么台湾各界反应如此疲乏与苍白？其后的政治效应为何？这值得深思。

国共抗日的“双核心”史观

平心而论，中共对于国府抗战史观的修正一直不遗余力，只是策略上随着国际情势、两岸关系与内部政治发展的变化而有所调整。如果以历史制度主义的概念切入，北京的政治作为，镶嵌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的政经情境中，其将两岸关系的本质，设想为国共内战的延续。随着国共关系的变化，这不免最终造成某种“路径依赖”的后果。

改革开放之初，中共陆续端出《告台湾同胞书》与《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之类的文本，其目的在于“经济现代化”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政经需要下，寄希望于国民党当局能改变“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或接受“三通四流”。然而在中共长期意识形态的政治宣传下，国民党已经彻底被贴上阶级敌人符号，为了达成前述的政治目标，国军在对日抗战中的“角色再现”，成为北京的重要任务。

重建国民党军形象的逻辑在于：高举民族圣战与卫国战争的大旗，将对日抗战进行“战争型态”（正规／游击）与“战场空间”（正面／敌后）的区别。这样的历史诠释有其复杂的政治意义；其在不挑战中共传统的官定合法性外，同时也能赋予“他者”（国民党军）存在的空间场域，同时也让本身欠缺史料的敌后游击武装型态，得到了与正规部队比肩而立的地位，也稀释了史学界对于中共在战争中“不在场”的疑虑。

这意味国军所主导的淞沪会战、台儿庄大捷、武汉会战、云南远征军等正规野战，与共产党所宣传的平型关或百团大战的游击战，彼此平行存在且相乎辉映。重庆与延安，俨然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双核心”，暗示了国共合作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无形之间也为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埋下伏笔。

抗战影视作品中的“历史让利”

前述“双核心”史观，可从官方所主导的抗日剧中看出线索。八十、九十年代所拍摄的《血战台儿庄》（1986） 与《喋血昆仑关》（1995），虽然贬抑蒋介石及其嫡系将领汤恩伯与邱清泉，相对肯定日后阵亡的张自忠、投共的李宗仁，以及被俘的杜聿明，但该片对国军在正面战场的角色已有积极的诠释。类似概念，也反映在近年许多关于抗战的影视作品──例如以远征军为背景的《我的团长我的兵》（2009）与《中国远征军》（2011）、重现常德会战的《喋血孤城》（2010），以及《远去的飞鹰》（2011）中的孙立人、余程万与高志航的角色与剧情。

但必须理解的是，这种诠释具有强烈的“去蒋介石中心”与“英雄主义”的性质，甚至只是以此作为客体作为证成“延安—毛泽东正核心”的动机。因为，中共也在敌后战场的抗日剧中，深描且强化中共正统的意识──例如剧情必然内化与镶嵌毛泽东思想中，对“统一战线、持久抗战、群众路线、矛盾论与阶级斗争”的精髓，并且对于八路与新四军的军事贡献，有着戏剧化与不成比例的歌颂。《亮剑》(2005)、《雪豹》(2010)、《我的兄弟叫顺溜》(2009)、《我的故乡晋察冀》(2013) 都是这类题材中的经典。

深入观察，有着“后设叙事”性质的历史诠释，显然与两岸关系有着互为因果的辩证关系。至少在2005年国共开启第三次合作，以及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后，出现了大量反映前述史观的影视作品。只要国共合作与九二共识下所引领的两岸关系，发展方向符合北京的预期，在一个中国逻辑与民族主义的号召下，这种“历史让利”其实也让北京巧妙回避处理“中华民国”的尴尬。

后太阳花：从历史让利到掏空中华民国

然而这一切的和谐，终于出现了裂痕与危机。太阳花学运以来，台湾的政经情势与社会意识的转变，让中共惊觉既有的统战方式有了巨大的断裂。这也促使北京亟欲回收过去“历史让利”的统战思维，取而代之的，则是釜底抽薪与二元对立的作法，直接从历史论述中，掏空中华民国的政治合法性地基。

北京赫然发现，台湾在民主化以来，中华民国的内涵已经经历了典范转移。直言之，从李登辉的“中华民国在台湾”，到陈水扁时期的“中华民国是台湾”，国家认同的本土化与在地化，已经逐渐取代了传统的中国连结。台湾青年世代的政治认同，是建立在具体的空间体验与实际生命感受中，而非抽象的历史脉络或是感性的民族关联；这必然与国共合作下的历史观或民族动员，产生剧烈的矛盾。

对于民进党精英与天然独世代而言，面对中日战争，必然只有理性或冷漠的两种认知──理性者将回归历史研究的情境，以中性的观察者身份看待这场战争或冲突；冷漠者则以“不在场”或“缺席”的态度回应。简单说，“对日抗战与我何干，因为这并不是我的记忆与责任，何必参或涉入这个政治动员？”

当“台湾—中华民国—中国”这条政治主轴已逐渐被解构，而在美国重返亚洲、民进党又执政之后，台日关系有了更敏感的性质。对北京而言，维系那种“国共合作—空间抗日—两岸关系”的论述，似乎失去统战功能与现实感。既然如此，取而代之的是在“时间轴线”的回溯与垄断性诠释。这不仅有助于强化中共的政治合法性，更有将民进党版本的中华民国边缘化与孤立化的战略意义。

八年抗战 vs 十四年抗战

所谓“八年抗战”，乃是从1937年卢沟桥事件后，蒋介石的庐山讲话作为起点，这自然是“以国民党为中心”的诠释。这个论述本身存在一个局限：若就严谨的国家战争角度而言，中华民国正式对日宣战，是在1941年珍珠港偷袭后两日的12月9日。这意味着，在1941年之前的中日关系仅是局部的军事冲突──即便，1937年可视为冲突的全面扩大。

彼时，中国处于一种国民党与地方军阀并存的政权形式，因此国民党领导的抗战，也延续着以嫡系中央军为主，联合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川军、桂军、滇军等地方军系作战的型态。此外，为了扶持南京的汪精卫政权，日本甚一度提出“不与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为谈判对象”的说法，使得国府领导抗战的权威深受挑战。各路人马军系投入抗战、中日断续的冲突却未正式宣战，加以国民党先前“先安内后攘外”策略的历史背景，构成中共在历史论述上见缝插针与广义解释的条件。

所谓“十四年抗战”之说，是将中日冲突的起点回溯到1931年的918事件。中共的用意在于将1933成立的东北抗日联军、1934年长征北上抗日、1936年国共第二次合作所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三个独立事件，裁缝剪辑成为以“共产党为中心”的历史论述。

其实，这些人为加工的历史材料，充斥着许多混淆与倒因为果的矛盾。东北抗日联军的主导权掌握在共党第三国际手中，其目标仍是“保卫苏联”，与中共自行发展的苏区革命根据地岂有关联？北上抗日之说则是穿凿附会；对于长征的最终目标，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一直都有路线斗争，若非刘志丹与习仲勋在陕北的经营发展，长征最终是否落脚延安仍有争议。最后，若非西安事变的发生，又怎么会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台湾在抗战史的自处边缘

中共何以有恃无恐的推动史料修改？“强者解释历史”恐怕不是唯一答案。

由于台湾的国家认同严重分裂，使得绿营在执政后，刻意选择缺席那段历史争议；在统派方面，前有连战等人参加阅兵并接受两岸共同修补抗日史料，后有退休将领参加中共主导的孙中山纪念活动，其言行形同缴械；对于国民党其他精英而言，目前正值党主席选举的权力斗争高峰，在缅怀蒋经国的美好年代外，已无暇回应如此深刻复杂的历史问题；对于时代力量与太阳花世代而言，其正在经历一场“去蒋化”或“去中华民国化”的社会运动，北京若想拿走话语权，就请自便。

在台湾朝野各政党或立场缺席，或态度缴械、无暇他顾，或而漠不关心下，难道台湾在抗战史上只能逐渐自我边缘化？近代史学的知识界，还能继续沉默吗？

（张宇韶，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 ，政大东亚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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