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张宇韶:抗战史观的争议中,自处边缘的台湾

中共何以有恃无恐的推动史料修改?“强者解释历史”恐怕不是唯一答案。

近日,北京当局强化“十四年抗战史”论述的大动作,台湾方面除了郝柏村有所批评外,舆论反应居然出奇冷淡。回想2015年,当连战、秦金生与郁慕明等人参加中共所举行“庆祝抗战胜利七十周年阅兵”时,总统府、国防部、蓝绿政治人物与媒体几乎口径一致的大加挞伐。对比于目前舆论的冷漠,所谓“中华民国领导对日抗战”的话语权正在快速崩解中,最终恐将走向边缘。

何以北京选择此刻出手?为什么台湾各界反应如此疲乏与苍白?其后的政治效应为何?这值得深思。

国共抗日的“双核心”史观

平心而论,中共对于国府抗战史观的修正一直不遗余力,只是策略上随着国际情势、两岸关系与内部政治发展的变化而有所调整。如果以历史制度主义的概念切入,北京的政治作为,镶嵌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的政经情境中,其将两岸关系的本质,设想为国共内战的延续。随着国共关系的变化,这不免最终造成某种“路径依赖”的后果。

改革开放之初,中共陆续端出《告台湾同胞书》与《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之类的文本,其目的在于“经济现代化”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政经需要下,寄希望于国民党当局能改变“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或接受“三通四流”。然而在中共长期意识形态的政治宣传下,国民党已经彻底被贴上阶级敌人符号,为了达成前述的政治目标,国军在对日抗战中的“角色再现”,成为北京的重要任务。

重建国民党军形象的逻辑在于:高举民族圣战与卫国战争的大旗,将对日抗战进行“战争型态”(正规/游击)与“战场空间”(正面/敌后)的区别。这样的历史诠释有其复杂的政治意义;其在不挑战中共传统的官定合法性外,同时也能赋予“他者”(国民党军)存在的空间场域,同时也让本身欠缺史料的敌后游击武装型态,得到了与正规部队比肩而立的地位,也稀释了史学界对于中共在战争中“不在场”的疑虑。

这意味国军所主导的淞沪会战、台儿庄大捷、武汉会战、云南远征军等正规野战,与共产党所宣传的平型关或百团大战的游击战,彼此平行存在且相乎辉映。重庆与延安,俨然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双核心”,暗示了国共合作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无形之间也为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埋下伏笔。

抗战影视作品中的“历史让利”

前述“双核心”史观,可从官方所主导的抗日剧中看出线索。八十、九十年代所拍摄的《血战台儿庄》(1986) 与《喋血昆仑关》(1995),虽然贬抑蒋介石及其嫡系将领汤恩伯与邱清泉,相对肯定日后阵亡的张自忠、投共的李宗仁,以及被俘的杜聿明,但该片对国军在正面战场的角色已有积极的诠释。类似概念,也反映在近年许多关于抗战的影视作品──例如以远征军为背景的《我的团长我的兵》(2009)与《中国远征军》(2011)、重现常德会战的《喋血孤城》(2010),以及《远去的飞鹰》(2011)中的孙立人、余程万与高志航的角色与剧情。

但必须理解的是,这种诠释具有强烈的“去蒋介石中心”与“英雄主义”的性质,甚至只是以此作为客体作为证成“延安—毛泽东正核心”的动机。因为,中共也在敌后战场的抗日剧中,深描且强化中共正统的意识──例如剧情必然内化与镶嵌毛泽东思想中,对“统一战线、持久抗战、群众路线、矛盾论与阶级斗争”的精髓,并且对于八路与新四军的军事贡献,有着戏剧化与不成比例的歌颂。《亮剑》(2005)、《雪豹》(2010)、《我的兄弟叫顺溜》(2009)、《我的故乡晋察冀》(2013) 都是这类题材中的经典。

深入观察,有着“后设叙事”性质的历史诠释,显然与两岸关系有着互为因果的辩证关系。至少在2005年国共开启第三次合作,以及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后,出现了大量反映前述史观的影视作品。只要国共合作与九二共识下所引领的两岸关系,发展方向符合北京的预期,在一个中国逻辑与民族主义的号召下,这种“历史让利”其实也让北京巧妙回避处理“中华民国”的尴尬。

后太阳花:从历史让利到掏空中华民国

然而这一切的和谐,终于出现了裂痕与危机。太阳花学运以来,台湾的政经情势与社会意识的转变,让中共惊觉既有的统战方式有了巨大的断裂。这也促使北京亟欲回收过去“历史让利”的统战思维,取而代之的,则是釜底抽薪与二元对立的作法,直接从历史论述中,掏空中华民国的政治合法性地基。

北京赫然发现,台湾在民主化以来,中华民国的内涵已经经历了典范转移。直言之,从李登辉的“中华民国在台湾”,到陈水扁时期的“中华民国是台湾”,国家认同的本土化与在地化,已经逐渐取代了传统的中国连结。台湾青年世代的政治认同,是建立在具体的空间体验与实际生命感受中,而非抽象的历史脉络或是感性的民族关联;这必然与国共合作下的历史观或民族动员,产生剧烈的矛盾。

对于民进党精英与天然独世代而言,面对中日战争,必然只有理性或冷漠的两种认知──理性者将回归历史研究的情境,以中性的观察者身份看待这场战争或冲突;冷漠者则以“不在场”或“缺席”的态度回应。简单说,“对日抗战与我何干,因为这并不是我的记忆与责任,何必参或涉入这个政治动员?”

当“台湾—中华民国—中国”这条政治主轴已逐渐被解构,而在美国重返亚洲、民进党又执政之后,台日关系有了更敏感的性质。对北京而言,维系那种“国共合作—空间抗日—两岸关系”的论述,似乎失去统战功能与现实感。既然如此,取而代之的是在“时间轴线”的回溯与垄断性诠释。这不仅有助于强化中共的政治合法性,更有将民进党版本的中华民国边缘化与孤立化的战略意义。

八年抗战 vs 十四年抗战

所谓“八年抗战”,乃是从1937年卢沟桥事件后,蒋介石的庐山讲话作为起点,这自然是“以国民党为中心”的诠释。这个论述本身存在一个局限:若就严谨的国家战争角度而言,中华民国正式对日宣战,是在1941年珍珠港偷袭后两日的12月9日。这意味着,在1941年之前的中日关系仅是局部的军事冲突──即便,1937年可视为冲突的全面扩大。

彼时,中国处于一种国民党与地方军阀并存的政权形式,因此国民党领导的抗战,也延续着以嫡系中央军为主,联合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川军、桂军、滇军等地方军系作战的型态。此外,为了扶持南京的汪精卫政权,日本甚一度提出“不与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为谈判对象”的说法,使得国府领导抗战的权威深受挑战。各路人马军系投入抗战、中日断续的冲突却未正式宣战,加以国民党先前“先安内后攘外”策略的历史背景,构成中共在历史论述上见缝插针与广义解释的条件。

所谓“十四年抗战”之说,是将中日冲突的起点回溯到1931年的918事件。中共的用意在于将1933成立的东北抗日联军、1934年长征北上抗日、1936年国共第二次合作所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三个独立事件,裁缝剪辑成为以“共产党为中心”的历史论述。

其实,这些人为加工的历史材料,充斥着许多混淆与倒因为果的矛盾。东北抗日联军的主导权掌握在共党第三国际手中,其目标仍是“保卫苏联”,与中共自行发展的苏区革命根据地岂有关联?北上抗日之说则是穿凿附会;对于长征的最终目标,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一直都有路线斗争,若非刘志丹与习仲勋在陕北的经营发展,长征最终是否落脚延安仍有争议。最后,若非西安事变的发生,又怎么会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台湾在抗战史的自处边缘

中共何以有恃无恐的推动史料修改?“强者解释历史”恐怕不是唯一答案。

由于台湾的国家认同严重分裂,使得绿营在执政后,刻意选择缺席那段历史争议;在统派方面,前有连战等人参加阅兵并接受两岸共同修补抗日史料,后有退休将领参加中共主导的孙中山纪念活动,其言行形同缴械;对于国民党其他精英而言,目前正值党主席选举的权力斗争高峰,在缅怀蒋经国的美好年代外,已无暇回应如此深刻复杂的历史问题;对于时代力量与太阳花世代而言,其正在经历一场“去蒋化”或“去中华民国化”的社会运动,北京若想拿走话语权,就请自便。

在台湾朝野各政党或立场缺席,或态度缴械、无暇他顾,或而漠不关心下,难道台湾在抗战史上只能逐渐自我边缘化?近代史学的知识界,还能继续沉默吗?

(张宇韶,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 ,政大东亚所博士)

编辑推荐

读者评论 14

会员专属评论功能升级中,稍后上线。加入会员可阅读全站内容,享受更多会员福利。
  1. @robelus 问题是即使是台湾有本土化趋势,也不代表所有台湾人都想本土化。台湾也有一些对中国有情感,认为自己与中国有联系,尤其是一些外省人及其后裔。虽然这一部分数量可能在衰减,然而仍有可观数目,也因此造成的结果就是台湾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分裂。台湾目前并没有完全遗弃中华民国的遗产,即使有很多人已经想抛弃这个中华民国,所以客观地说即使站在本土角度去理解也是不全面的。

  2. 感觉作者还是存在着把“中华民国”和“台湾”搞混的问题:纪念中日战争的应是中华民国,台湾根本找不到理由去纪念。因为在二战时期台湾人从国籍上就是日本帝国国民(与满洲国不同,因为日本承认满洲国为独立的国家,所以满洲国人有自己的国籍),且台湾作为大日本帝国的一部分在二战时曾与包括中华民国在内的同盟国为敌,所以“抗日”这个话题从台湾的角度根本无从谈起,这就跟奥地利纪念二战时“对德作战“一样荒唐。
    至于中华民国在45年接收台湾,49年政权迁台后纪念对日作战,的确没有什么错,但个人观点是若中华民国政权进行本土化,就应该从台湾本土的角度来看问题,而不是还站在一个外来的,“临时驻台”的政府来看二战史。

  3. 例如以遠征軍為背景的《我的團長我的兵》(2009)
    应该是“我的团长我的团”吧。

  4. tommyl 你以為臺灣人不想改國號修憲法?那些不就是國民黨強加在臺灣人身上的東西?難道臺灣人那麼神通廣大去南京偷了幾千箱故宮文物到臺灣喔。要不是中國跟美國壓迫,臺灣早就修憲自決。這篇說到底還在為國民黨擦脂抹粉,根本不是因為黨主席選舉才無力回應,是因為國民黨早就被中共給收編了,怎麼可能去抵抗中國的言論,沒有幫搖旗吶喊已經不錯了。

  5. 無論八年還是十四年,都是中國人在抗戰,關你台灣什麼事,以為強佔中山先生的中華民國國號,偷中國文物,還能偷中國歷史?建議作者再好好學習中文,的,地,得都分不清楚,

  6. 你看,現在就不宣傳甚麼「日本改史書」轉而攻擊APA酒店了。宣傳手段讓人doublethink簡直容易得很哪。LMAO

  7. 不管是幾年臺灣都是戰敗的那個

  8. 其實這些年來,從台北大轟炸、台籍日本兵、灣生等議題的浮現,台灣逐漸浮現各種有別於昔日「中國對日抗戰」框架的二戰敘事,並在交互辯證逐漸建立起具有台灣主體視角的史觀。
    台灣民眾越益清楚認知:不管是八年還是十四年,不管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台灣從來不是那個「抗戰」的主體,只是戰爭結束後,被易手的客體,以及在戰後,成為一大群戰爭難民的載體。
    這種從昔日抗戰敘事的遠離,並不會直接倒向對日本軍國主義的認同,從中油然而生的,更可能是一種自己命運被強權擺佈的無奈感。
    在這種脈絡下,從台灣社會角度出發,還有什麼介入抗戰史爭議的理由?近代史學界可以介入,為了求真--當然更可能選擇不屑起舞。而至於政治界的介入,如果沒有跟民心連結的價值,那將只剩下非情感的、務實的象徵政治理由--那就像為什麼還要穿著中華民國這個外衣一樣。

  9. 历史随意更改,只为统治阶级服务,这不是1984么

  10. 中共何以有恃無恐的推動史料修改?因為唯一有資格在這議題上大聲說話反駁的中國國民黨沉默了...但不覺得是因為正值黨主席改選或是黨產風波 而是這個黨早已腐爛 向老共俯首 這個連接兩岸歷史的百年政黨已經進入彌留

  11. 现在的台湾不想抗 即使几百万先人抗过 有过这样的历史 可是着眼于现在的政治环境 根本不可能跟日本唱反调 或是变相抬高国民党的地位 国民党自己也不会高举抗日大旗作宣传 这个议题只能任由共产党讲述 中流砥柱等等

  12. 千古罪人张学良!

  13. 即使是之前的“八年抗戰”概念,在教材上也不重點提蔣的廬山講話,而是更多地與1936年的西安事變國共和解聯係在一起,談不上“以國民黨為核心”;歷史教材(之前的)的角度是1937標誌“全國人民統一戰線”成立(同時也是全面抗戰的開端),而淡化了是以哪個黨為核心這個問題。不論十四年抗戰要怎樣解讀,將內地教材之前所講的“八年抗戰”理解為承認或者默認以國民黨為核心是一種曲解。

  14. 抗戰幾年,嚴格來說不過是中共當局塑造日小粉紅意識形態的一股推力,臺灣本該脫離這場無聊的抗日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