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张宇韶：“国民党保守政治”的起源与衰败

即便易劳逸所分析的时空背景是国民党在大陆掌权阶段，但将其移植到国民党在台的统治模式，依旧得到令人怵目惊心的现实感。

国民党撤退来台后，为了杜绝党内政治斗争推动党务改革，但是在“制度惯性”与“路径依赖”的锁入效果下，始终脱离不了“人身依附—组织性依赖—利益分配”的派系政治斗争逻辑。

这可从蒋介石时期土木系、亲美派、太子党等系统与人马之间的明争暗斗；后蒋经国时期的主流╱非主流的政争；李登辉时期新国民党、集思会、李—连—宋的恩怨情节，直接导致新党、亲民党与台联等政党的出走，也导致国民党的分裂；若再加上马英九执政时期的马王政争、朱立伦换柱风暴，以及目前党主席的斗争，都具有逻辑的内在一致性：个人的政治利益凌驾在国家、社会利益甚至政党之上，拥有鲜明的私人化色彩。

这些政治斗争的背后，究竟维系什么样的“国家—社会”的既得利益呢？

一直以来，国民党的其政党文化与组织惯性都是“扈从体系”的混合，亦即透过其政治权威与垄断式的政治权力，再加上庞大党产所进行的资源分配模式，利用“特许行业”横向整合民间的工商团体与社会组织，同时垂直控制了地方派系，并赋予其掌控地方农会、渔会、水利会的特权；简言之，在垂直与横向的交织控制中，构成了国民党统治的正当性；即便民进党全面执政，也难以撼动这个政经扈从结构，这可从今年全台各地农会改选的结果得以证明。

上述的政经利益，若再结合2008年以来北京在所采取的“经济让利”中的“政治资本—代理—经济资本”的运作模式，遂成为太阳花学运与新的社会集体意识批判的对象。其中，最强烈的保守主义符号——“买办”（comprador）——又贴在国民党身上，只是这次提出者不是当年煽动革命的共产党，而是台湾公民社会中的行动者。

太阳花学运与公民社会的崛起，对国民党政治杀伤力有多大？历经2014与2016年两次选举的重挫，迄今都难以回复；在民进党执政窘境下，国民党的民调与社会支持度依然在谷底盘旋。讽刺的是，面对社会进步力量的改革声浪，高层不仅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外，更拒绝反省与改革，其中更穿插了换柱风暴、开除党籍立委与党工、本土派与外省挂的路线斗争、批判马英九历史地位等“党内互打”与“内斗内行”的宫廷剧情，延烧到近期党主席选举。面对这些状态，研究台湾政治发展的朋友曾经感叹：“国民党始终觉得自己太委屈，但问题在于自己太活该”。

封闭意识形态的三个层面

除了既得利益与组织惯性外的观点外，保守意识型态与价值体系提供不同的思考点来解释这个现象。

一方面，意识形态与论述体系则是支撑威权政体的“上层建筑”。对国民党而言，这套论述架构本质是套庞大且封闭的“后设叙事”。直言之，这套论述毋须证明前提是否正当或是符合经验法则，但只要与之违背那必然是错误或是谬误，并且由掌握政治权力的领导阶层来判定。

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则具有高度政治社会化的色彩。包括了塑造政治正当性、界定社会秩序与价值、垄断文化道德的话语权、启动政治动员等功能；消极来说，其目的则是建构政治神话、进行国家与个人崇拜或打压排除异己政治势力的权力工具。

国民党意识形态的第一个层面是所谓核心论述，乃由“孙文学说”与“三民主义”的政治哲学所构成，建构了国民党所认知的世界观、历史观与政治信仰，不仅勾勒了政治远景，同时也提供了“军政—训政—宪政”的实践步骤。与之相符，则是总理路线之继承人，与之相左则是党国公敌。

第二个层面是由儒家思想所构成的道德价值，将价值系简化成“是╱非”、“忠╱奸”、“善╱恶”的绝对化思考，因此潜在性构成区别“我╱非我”的政治符号化的性质。换言之，垄断了道德诠释权，就可将自身列于语境上的制高点，置于“是、忠、善”的“前词优势地位”，将异己置于“非、奸、恶”的劣势角色。

国民党向来以“汉贼不两立”的立场与“精英者”自居，对其挑战者或异己者冠以“匪寇”或“乱臣”等负面符号，这体现在“国共内战—共匪”、“党外势力—三合一敌人”与“公民社会—民粹”等的定位逻辑。此外，儒家思想的本质具有鲜明的“等级”与“父权主义”（家长制）的色彩，这更构成了威权领导、党内组织、社会控制资源分配的合理化的凭借。在典型的儒家思想中常有类似的内容，特别是三纲五常五伦的道德规范（注二），最具有这种等级秩序的内涵。

第三个层面是各类的政治神话。为了进一步前述的抽象的政治价值与道德教育镶嵌于政治社会过程，必须进行简化的神格化的政治加工工程：这又可分为“领袖”、“正面人物”两种类型。领袖神话其目的则是淡化独裁面貌，透过民族气节、忠君爱国或亲民形象达成此一效果，其中以蒋介石为最；正面人物则是扭曲、夸大或虚构史实，透过建立政治典范与复制效应达到；白马吴凤、南海血书中的阮天仇与各类飞向白青天的反共义士属此类型。

在民主化与多元社会的趋势下，政治神话不可避免面临“解构”与“去魅”的后果，但是在国民党内部仍有高度的票房与需求，这可见于吴敦义宣布参选党主席的“经国先生纸条”与“义无反顾”的文宣。

没落贵族的呓语

2012年之后，台湾的政治板块有了深刻转变。政经秩序剧烈变化下，社会集体意识出现了新面貌。政党恶斗引发政府失能与政治失灵；代议政治的疲乏下，新民粹或审议式民主呼声日渐崛起。

社会集体意识的崛起，成为台湾公民社会运动的土壤，在群众的反省批判中，直接反噬国民党长久经营的中国正统文化价值体系。太阳花青年所接受的政治社会化内涵，多为民主化之后发展出来的新世界观、国际观与历史观。有别于国民党威权时期的党化与意识形态教育；新的公民与社会价值，建立在民主人权、多元文化、本土意识，以及国际关系的整体结构中。

面对民进党全面执政以及新兴的社会力量，国民党的反应十分苍白且难以适应。由于社会处于剧烈变迁的过程，价值新旧交替，国民党们因“社会失范”所引发的焦虑感甚为严重。

国民党政治精英无力建构新的论述，因此只能反对政经秩序与价值体系的转型或改革。特别是猛然意识到自己是改革对象时，犹如溺水者或陷入流沙中的人般惊惶失措，拾得的浮木或最后几根稻草自然是“美好年代”的政经秩序与价值体系。旁人善意提醒这一切可能人去楼空或塌陷，但没落的贵族却呓语般守着自己的道统与神话。

（张宇韶，东吴大学法律系兼任助理教授）

注一：重构二二八，陈翠莲，页23。

注二：“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五常“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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