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張宇韶：「國民黨保守政治」的起源與衰敗

即便易勞逸所分析的時空背景是國民黨在大陸掌權階段，但將其移植到國民黨在台的統治模式，依舊得到令人怵目驚心的現實感。

國民黨撤退來台後，為了杜絕黨內政治鬥爭推動黨務改革，但是在「制度慣性」與「路徑依賴」的鎖入效果下，始終脫離不了「人身依附—組織性依賴—利益分配」的派系政治鬥爭邏輯。

這可從蔣介石時期土木系、親美派、太子黨等系統與人馬之間的明爭暗鬥；後蔣經國時期的主流╱非主流的政爭；李登輝時期新國民黨、集思會、李—連—宋的恩怨情節，直接導致新黨、親民黨與台聯等政黨的出走，也導致國民黨的分裂；若再加上馬英九執政時期的馬王政爭、朱立倫換柱風暴，以及目前黨主席的鬥爭，都具有邏輯的內在一致性：個人的政治利益凌駕在國家、社會利益甚至政黨之上，擁有鮮明的私人化色彩。

這些政治鬥爭的背後，究竟維繫什麼樣的「國家—社會」的既得利益呢？

一直以來，國民黨的其政黨文化與組織慣性都是「扈從體系」的混合，亦即透過其政治權威與壟斷式的政治權力，再加上龐大黨產所進行的資源分配模式，利用「特許行業」橫向整合民間的工商團體與社會組織，同時垂直控制了地方派系，並賦予其掌控地方農會、漁會、水利會的特權；簡言之，在垂直與橫向的交織控制中，構成了國民黨統治的正當性；即便民進黨全面執政，也難以撼動這個政經扈從結構，這可從今年全台各地農會改選的結果得以證明。

上述的政經利益，若再結合2008年以來北京在所採取的「經濟讓利」中的「政治資本—代理—經濟資本」的運作模式，遂成為太陽花學運與新的社會集體意識批判的對象。其中，最強烈的保守主義符號——「買辦」（comprador）——又貼在國民黨身上，只是這次提出者不是當年煽動革命的共產黨，而是台灣公民社會中的行動者。

太陽花學運與公民社會的崛起，對國民黨政治殺傷力有多大？歷經2014與2016年兩次選舉的重挫，迄今都難以回復；在民進黨執政窘境下，國民黨的民調與社會支持度依然在谷底盤旋。諷刺的是，面對社會進步力量的改革聲浪，高層不僅站在群眾的對立面外，更拒絕反省與改革，其中更穿插了換柱風暴、開除黨籍立委與黨工、本土派與外省掛的路線鬥爭、批判馬英九歷史地位等「黨內互打」與「內鬥內行」的宮廷劇情，延燒到近期黨主席選舉。面對這些狀態，研究台灣政治發展的朋友曾經感嘆：「國民黨始終覺得自己太委屈，但問題在於自己太活該」。

封閉意識形態的三個層面

除了既得利益與組織慣性外的觀點外，保守意識型態與價值體系提供不同的思考點來解釋這個現象。

一方面，意識形態與論述體系則是支撐威權政體的「上層建築」。對國民黨而言，這套論述架構本質是套龐大且封閉的「後設敘事」。直言之，這套論述毋須證明前提是否正當或是符合經驗法則，但只要與之違背那必然是錯誤或是謬誤，並且由掌握政治權力的領導階層來判定。

另一方面，意識形態則具有高度政治社會化的色彩。包括了塑造政治正當性、界定社會秩序與價值、壟斷文化道德的話語權、啟動政治動員等功能；消極來說，其目的則是建構政治神話、進行國家與個人崇拜或打壓排除異己政治勢力的權力工具。

國民黨意識形態的第一個層面是所謂核心論述，乃由「孫文學說」與「三民主義」的政治哲學所構成，建構了國民黨所認知的世界觀、歷史觀與政治信仰，不僅勾勒了政治遠景，同時也提供了「軍政—訓政—憲政」的實踐步驟。與之相符，則是總理路線之繼承人，與之相左則是黨國公敵。

第二個層面是由儒家思想所構成的道德價值，將價值係簡化成「是╱非」、「忠╱奸」、「善╱惡」的絕對化思考，因此潛在性構成區別「我╱非我」的政治符號化的性質。換言之，壟斷了道德詮釋權，就可將自身列於語境上的制高點，置於「是、忠、善」的「前詞優勢地位」，將異己置於「非、奸、惡」的劣勢角色。

國民黨向來以「漢賊不兩立」的立場與「精英者」自居，對其挑戰者或異己者冠以「匪寇」或「亂臣」等負面符號，這體現在「國共內戰—共匪」、「黨外勢力—三合一敵人」與「公民社會—民粹」等的定位邏輯。此外，儒家思想的本質具有鮮明的「等級」與「父權主義」（家長制）的色彩，這更構成了威權領導、黨內組織、社會控制資源分配的合理化的憑藉。在典型的儒家思想中常有類似的內容，特別是三綱五常五倫的道德規範（註二），最具有這種等級秩序的內涵。

第三個層面是各類的政治神話。為了進一步前述的抽象的政治價值與道德教育鑲嵌於政治社會過程，必須進行簡化的神格化的政治加工工程：這又可分為「領袖」、「正面人物」兩種類型。領袖神話其目的則是淡化獨裁面貌，透過民族氣節、忠君愛國或親民形象達成此一效果，其中以蔣介石為最；正面人物則是扭曲、誇大或虛構史實，透過建立政治典範與複製效應達到；白馬吳鳳、南海血書中的阮天仇與各類飛向白青天的反共義士屬此類型。

在民主化與多元社會的趨勢下，政治神話不可避免面臨「解構」與「去魅」的後果，但是在國民黨內部仍有高度的票房與需求，這可見於吳敦義宣布參選黨主席的「經國先生紙條」與「義無反顧」的文宣。

沒落貴族的囈語

2012年之後，台灣的政治板塊有了深刻轉變。政經秩序劇烈變化下，社會集體意識出現了新面貌。政黨惡鬥引發政府失能與政治失靈；代議政治的疲乏下，新民粹或審議式民主呼聲日漸崛起。

社會集體意識的崛起，成為台灣公民社會運動的土壤，在群眾的反省批判中，直接反噬國民黨長久經營的中國正統文化價值體系。太陽花青年所接受的政治社會化內涵，多為民主化之後發展出來的新世界觀、國際觀與歷史觀。有別於國民黨威權時期的黨化與意識形態教育；新的公民與社會價值，建立在民主人權、多元文化、本土意識，以及國際關係的整體結構中。

面對民進黨全面執政以及新興的社會力量，國民黨的反應十分蒼白且難以適應。由於社會處於劇烈變遷的過程，價值新舊交替，國民黨們因「社會失範」所引發的焦慮感甚為嚴重。

國民黨政治精英無力建構新的論述，因此只能反對政經秩序與價值體系的轉型或改革。特別是猛然意識到自己是改革對象時，猶如溺水者或陷入流沙中的人般驚惶失措，拾得的浮木或最後幾根稻草自然是「美好年代」的政經秩序與價值體系。旁人善意提醒這一切可能人去樓空或塌陷，但沒落的貴族卻囈語般守着自己的道統與神話。

（張宇韶，東吳大學法律系兼任助理教授）

註一：重構二二八，陳翠蓮，頁23。

註二：「三綱」是指「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要求為臣、為子、為妻的必須絕對服從於君、父、夫，同時也要求君、父、夫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封建社會中君臣、父子、夫婦之間的一種特殊的道德關係。五常「五常」即仁、義、禮、智、信，是用以調整、規範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等人倫關係的行為準則；「五倫」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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